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的政治制度性质——民主还是暴政？

（15300110082 许慕妮 中文系）

一、讨论课前阅读
（一）关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在阅读《苏格拉底的申辩》时，我发现苏格拉底对于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缺陷其实是了然于心的，他的申辩时刻在提醒雅典公民们通过个人的自律来摆脱雅典民主制度缺陷的桎梏，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尽管这一切徒劳无功。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暗示的雅典民主的缺陷有“法庭说话方式”和“时间制度设置”两种。

1、关于法庭说话方式
       在申辩开始之初，苏格拉底首先提醒大家“……请撇开我的说话方式，不管它是好还是坏，专门注意我说得有没有理。因为讲理是审判官的美德，以实道实是说话人的本分。”[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26,18A-18B]
       苏格拉底在驳斥别人对他的诬陷时，针对长久以来的肆意攻击，还有新近提出的控诉，都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一方面，他认为他自己考查别人的智慧，并证明他们没有智慧，招来了别人的敌意和诽谤。另一方面，他认为控诉他毒害青年、不信神灵的梅雷多所提出的控诉是冒失鲁莽的。这或许是解释自己的无罪的正确方式，然而，苏格拉底在说明自己考查他人智慧的动机时，他自傲的表达引起了公民的不满和骚乱（由苏格拉底让人们肃静、不要打断他的说话可知）。确实，以神明的指示为由考查他人的智慧，本就是一件不讨喜的事情，苏格拉底的出发点并非为了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可是他竟然声称：“现在神灵给了我一个岗位……他命令我终生研究哲学，考查自己并且考查别人……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我决不会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劝告……”[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40,29A-29D]他还说，“我现在进行申辩，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各位……使你们可以不致于给我定罪，从而错误地对待神灵赐给你们的恩典。”这些说话的方式实在过于傲慢，没有考虑到听者的心情，他引发公民们的愤慨，其实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除了傲慢，苏格拉底还强调法庭上不应博取同情，而应以理服人，这或许触犯了某些公民内心深处的底线。他说“他（梅雷多）曾经哭哭啼啼哀求法官，把一些小儿女和众多亲友带到大家面前博得哀怜，而我却不会这样做，虽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46,34C-30D]“我认为哀求法官、凭求告免罪也是不正当的；我们应当向法官说明真相，以理服人。”[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47,35C-35D]他呼吁雅典公民对博取同情的人更坚决判罪，甚至应该比对待缄口不言的人更加无情，因为法庭上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真相”。苏格拉底并不是不会用言词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在第二次投票结束，他已经确定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平静地说：“我之所以定罪，是由于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最爱听的话。”[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51,38D-38E]

       博取同情者不应被轻判或者宣告无罪，傲慢的被告也不应该被处以死刑，因为法庭上本来就应该讲究真相和道理。然而，在雅典的直接民主政治体制下，法庭上的说话方式能够左右公民的票数，博取同情者能够获得多票，而有理有据却傲慢的被告，反而被定了罪，这确实是雅典民主很重要的缺陷。直接民主使得拥有审判权的每一个公民的知识和理性未必够得上审判官所需的知识和理性，更有甚者，个人的躁动与激情在短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形成了广泛的、毫无理性依据的“民意”。这种民意并非固有的、成熟的，而只是临时被激发的，然而在雅典直接民主的体制之下，临时被激的民意也获得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地位，从而导致了苏格拉底的冤死。

2、时间与制度设置
       《苏格拉底的申辩》显示，苏格拉底并未与雅典公民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流，他不屑于通过某种哗众取宠，哭哭啼啼的方式获得公民的同情怜爱，只想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获得他应得的正义。然而，这种不卑不亢在公民看来只是傲慢。他轻视了为流言轻易动摇的人，轻视为被告的哀求所动的人，而这一切或许刺痛了公民们的自尊。更不必说早在审判之前，人们对于他的智慧就已经痛恨不已了。如苏格拉底所说，人们心中对他的深仇大恨、偏见和妒忌，才是他被定罪的原因。
       然而，我们不能把雅典民众看作是与苏格拉底积怨已久的扁平人物，似乎他们天生扮演一个不分黑白的反派角色。必须承认，如果苏格拉底与雅典公民们进行了有效的交流，那么他或许能够免于一死。苏格拉底自己也说：“实际上是我深信平生从未有意害人，但是我无法使你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太短。”[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49,37A-37B]“现在你们成见太深，在短期间内无法清除。”[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49,37B-37C]他自己也知道，他之所以没能免于死罪，是因为审判时间制度的设置，使得他无法改变公民对他的不良印象。短时间内，让人们改变根深蒂固的想法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客观无法改变的限制，而非雅典民主制度所独有的困难。一方面，错误的流言在人们之间流传，另一方面，到真正站上法庭被告席上时，给被告澄清自己的时间却远远不如那些流言流传的时间。不说雅典民主是如此，实际上，任何民主制度都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多数人决策可以避免个人专制的残暴，但是，由于短时间内难以纠正偏见和错误，它也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决定。

（二）关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农人斯瑞西阿得斯的儿子菲狄庇得斯挥霍钱财，恶习难改，使得老父亲欠债累累。父亲于是去往“思想所”向苏格拉底学习诡辩术来赖债。在“思想所”里，苏格拉底及门徒、云神歌队们与他谈论自然界的哲学，并使父亲忘记了众神之神宙斯，两种逻辑的辩论更是展现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最后，主人公通过诡辩骂走了债主，但是儿子却用诡辩之术辩称自己打父亲是有理的，父亲终于明白了诡辩教育的危害，跑去将思想所烧毁了。
       故事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反面角色，然而此苏格拉底非彼苏格拉底，真正的苏格拉底从不谈自然哲学，也非诡辩派的人物，他劝人为善，并不像故事中那样破坏传统与道德。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对于“阿里斯多潘”的喜剧中“自称能够腾云驾雾，口吐无稽狂言，说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也一点都不知道的奇事”[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P27,19C-19D]的苏格拉底，也是斥为“诬陷”的。
       《云》为何写了一个并非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呢？在25年后，是否真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对于这两个问题，我难以判断。不过，不管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是何看法，《云》对苏格拉底的死亡有没有责任，我们都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通过《云》讽刺了时代盛行的诡辩思潮，并提醒人们关注城邦的道德、正义及秩序，传达了青年人应避免被诡辩思潮影响而抛弃传统道德的主旨。戏剧是对时代的反映，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在当时，雅典处在社会思潮波动的敏感时期，因此对年轻人的教育有着传统、正义的诉求，不能容忍其他动摇城邦根基的思想。苏格拉底有一条罪状就是毒害青年，我想，苏格拉底之死，或许也有雅典社会政治发生变化，社会思潮有所动荡，因此对于过分活跃的思想家要有所打压的缘故。

（三）其他拓展阅读
       由于《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记载的苏格拉底的个人陈述，阿里斯托芬的《云》是戏剧家的文学创作，阅读它们能够使我对于雅典政治有具体的细节认识，但却并不足以使我形成宏观的认识，因此我阅读了一些现代学者的文章，以了解苏格拉底时期雅典的政治制度。
       黄洋老师的《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一文阐释了古希腊民主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异同，认为现代人对于古希腊民主是暴民统治的想法是带有偏见的。[ 黄洋. 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J]. 史林,2007,(03):129-140+191.]在《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一文中，老师提到联邦党人认为希腊式民主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民统治和民众专权，盲目而失去理性。另外，老师还认为雅典的民主政体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打击，失去了自信，因此宽容度降低，开始通过民主程序对反对民主政治的苏格拉底进行审判。[ 黄洋. 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J]. 历史研究,2002,(06):123-130.]我在阅读阿里斯托芬的《云》时猜测雅典因为遭遇某种社会思潮的动荡而对苏格拉底之类的哲人有所打压，与老师所说的雅典民主政体失去自信因而降低了宽容度，或许可以结合起来。
       晏绍祥的《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也帮助我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中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专业知识、数量平等取代比例平等的缺陷。
       此外，为了读懂阿里斯托芬的《云》，我也阅读了一些其他现代学者的研究文章。张文涛在《哲人与城邦正义——阿里斯托芬<云>浅析》中认为，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并非否定的态度，他是借喜剧向苏格拉底做出提醒，“提醒哲人，作为城邦的一员，不应漠视甚至敌视城邦的正义秩序和宗法生活。”[ 张文涛. 哲人与城邦正义——阿里斯托芬《云》浅析[J]. 现代哲学,2011,(05):63-68.]杨扬在《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雅典城邦》中也说“<云>与其说是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友好的警告”[ 杨扬. 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雅典城邦[D].复旦大学,2012.]李立华的《阿里斯托芬与雅典民主政治》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对阿里斯托芬的错误理解导致的牺牲。[ 李立华. 阿里斯托芬与雅典民主政治[D].河南大学,2014.]至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到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我在黄洋老师的《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一文的注释中看到“但柏拉图完全偏向于他的老师，而不能作为历史证据予以采信。”这才意识到，《苏格拉底的申辩》并非出自苏格拉底之手，因而并非完全可信的历史材料，那么，我们也就不必据此认定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简而言之，经过了对现代学者研究的阅读理解，我认为，阿里斯托芬并非有意将苏格拉底推向舆论风口浪尖，更无意促进苏格拉底25年后的死亡，他所注重的是雅典城邦的正义秩序和宗法生活，而对于苏格拉底，更多的是对哲人的警告，而非控诉。

（四）个人观点
       综合上述阅读及个人理解，我对于雅典的政治制度性质是民主还是暴政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雅典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民主，但不是暴政。因为无论如何，苏格拉底是被投票投死的，从《苏格拉底的申辩》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民众通过投票来审判，程序上苏格拉底有重新翻盘的机会，总之，他所经历的程序都是符合民主的要求的，不能因为这种方式所做出的决策是错误的，就否认民主之为民主。实际上，民主本身也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把做出正确决定的归之为民主，而把做出错误决定的称之为暴政。决定民主之为民主，暴政之为暴政的，并不是看实质上它导致了什么结果，而是看整个决策形成的程序，以及政治活动中主导一切的力量。尽管，在苏格拉底被审判的过程中，法庭上的说话方式、审判的时间制度设置、雅典民主政体的不自信，都导致了苏格拉底的冤屈，但这一切都是民主本身的缺陷，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民主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即便时至今日，现代西方的民主也还未能根除某些弊病，民主不可能完美。
       因此，我认为，单就苏格拉底之死这一案例来说，它所体现的是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质。

二、讨论课后总结
（一）小组讨论
       在讨论课上，我们小组成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学认为苏格拉底之死体现的是民主，因为苏格拉底所经历的审判过程与模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他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还有争取投票的自由。有一位同学谈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审，是因为政治观念与别人不同，他被指不敬神、毒害青年，都是因为如此，他通过说明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区别来说明苏格拉底对平民政治是有所威胁的，而这是苏格拉底被处极刑的最重要原因。另一位同学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来说明，民主是有异己性的。
       我们小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持“雅典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性质的”的观点，有两位同学试图提出反对意见，一个同学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依据，提出雅典的政治体制是外行指导内行的，法官由抓阄选出，没有专业性；公民的意见是摇摆不定的，容易被气氛和激情影响；对特别杰出的人是不友好的，苏格拉底就是例子。
       对此，我与另一位同学都认为这是民主本身的缺点，外行指导内行也是民主，意见摇摆不定、对杰出者不友好，都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非暴政的特征。我们可以用民主的缺陷来否定民主，但是不能用民主的缺陷来否定民主自身的存在，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还有一位同学认为，暴政是一种剥削，而在投票的过程中，认为苏格拉底无罪的少数派被认为苏格拉底有罪的多数派剥削了，而这是一种暴政。我认为这是对民主本质的错误理解，因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暴政是残虐的统治，是压迫人的措施，而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政治妥协。如果所有的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一种暴政，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民主，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所有人都意见一致的情况，必然会有所妥协。
       经过了讨论分析、自我反驳与互相反驳，我们小组最终达成了统一意见：雅典的政治制度性质是民主，而非暴政。

（二）个人总结
       在我参加讨论课之前，我认为雅典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民主的，参加完讨论课之后，我的观点依然没有变化。但是，在参与讨论课之前，我仅仅是认为苏格拉底案例中体现的更多的是民主的缺陷，而我们不能把民主的缺陷归之为暴政，并由此出发否定了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政治是暴政的观点。在参与了讨论课后，我开始从暴政的角度来反向理解。什么是暴政呢？暴政是残虐的、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暴政分少数人的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暴政十分常见，而多数人的暴政也有许多典型例子，例如美国白人通过民主的手段压迫黑人，剥夺其合法权益，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要指雅典政治为暴政，那么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而我的观点是，如果要说雅典政治是暴政的话，那更多的应该是指向一种多数人通过民主手段剥夺少数人的权益，乃至将之排除在民主之所谓“民”的范畴之外的政治体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将奴隶、外邦人与女人排除在外的，我认为就这些人而言，雅典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暴政，因为他们作为少数人的权利被名义上的“多数人”民主地剥夺了。然而，单单就苏格拉底个人而言，我认为他并不代表少数人的权利，他所代表的仅仅是他个人，苏格拉底之死的确是冤屈的，但那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并非暴政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依然认为，雅典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民主的。

参考文献：
A专著：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2]阿里斯托芬：《云》，《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B期刊论文
[1]张文涛. 哲人与城邦正义——阿里斯托芬《云》浅析[J]. 现代哲学,2011,(05):63-68.
[2]杨扬. 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雅典城邦[D].复旦大学,2012.
[3]李立华. 阿里斯托芬与雅典民主政治[D].河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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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洋. 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J]. 历史研究,2002,(06):123-130.
[6]晏绍祥. 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49-56+120.
[7]晏绍祥. 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J]. 世界历史,2004,(01):49-5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