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苏格拉底之死”评价雅典的政治制度性质是民主还是暴政？

方思叶 航空航天系 16307110334

       在讨论的之前我阅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和《雅典政制》还有黄洋老师的《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阅读之后我认为雅典政治制度是一种暴政。我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例如“现在我要为自己辩护，尽快清除掉你们心里很久依赖所获得的偏见”[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19A（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以及苏格拉底对自己被控告的原因的总结“所以他恨我了，在场的也有许多人恨我了”[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1E（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一种民主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主观性的，那为什么会具有这样一种主观性呢。黄洋老师说过“古代民主政治拘泥于民主一次的字面意义，实行的是单纯的、纯粹的民主（亦即直接民主），全体公民大会是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机关，少数异议分子（通常都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处于被排斥的地位。”[ 黄洋：《古代与现在的民主政治》，《史林》，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2007年第三期，129页。]这里我想把我的关注点放在“不受限制”上。
       不可否认当时的民主所达到的高度，但是当一个民主不受限制，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里的不受限制有两个：一个是参与的主体不受限制，只要是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就可以参加；另一个是判决的不受限制，判决一个人死刑只要依靠投票，而投票的依据只是人民信与不信，而决定人们信与不信的只是原告和被告的辩词，而不是实际证据。这样一种“不受限制”将会很大程度上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最先提出“多数人暴政”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于1831年前往美国考察后，写下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他指出，“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压迫到个别异议分子的个人自由，这样一种社会就将会演变成一个“不宽容”的社会。
       但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又获得了这样几个观点，使我明白我之前的观点有一些片面。
       第一，从了解史实的材料上，我发现我还是被《苏格拉底的申辩》所主导，但是这一篇申辩不是由苏格拉底本人所写的，而是柏拉图所写，那它就会包含很多柏拉图的观点，这从比较他写的和色诺芬所写的申辩篇可以看出（当然每个人写都会把自己的政治意见包含其中），可见这篇申辩篇是比较有主观色彩的。那我们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会被反对民主政治的柏拉图所主导。第二，既然说当时的社会制度对于少数异议分子是一种压迫，那为什么如黄洋老师在论文中所说到的“事实是，苏格拉底在几十年里一直在表达、教授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无论是对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家进行嘲弄的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还是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政治的哲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能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柏拉图和身份为外邦人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能够自由地开办自己的哲学学校。”[ 黄洋：《古代与现在的民主政治》，《史林》，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2007年第三期，139页。]这样看来，当时的雅典社会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暴政、那样“不宽容”。同时在讨论中我的同学认为苏格拉底被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怀有的一种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在之后申辩中不断挑衅，甚至有些“一心求死”，从而导致了他被处死。事实上，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雅典人民也确实做出了反思，他们流放了当时的原告之一[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6页（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从苏格拉底的辩词和第一次第二次的票数[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48-50页（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民主并非没有给过他机会，而是苏格拉底把“公民”放在“个人”之上，不愿被流放，才会导致了这个看似“暴政”的结果。那我们就不能片面地得出“苏格拉底的死表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不宽容与暴政”。从而，我们要对“雅典民主政治中少数人的个人自由”这个话题进行重新的思考——他们是否真的就像身处是暴政之下一般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压迫？我想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就这样把雅典民主政治归为一种暴政确实欠妥。毕竟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又怎么会允许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外邦人开办哲学学校，甚至他还是反对民主政治的。
       第二，我的组员所启发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所站的立场是站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一种精英统治的立场之下的，所以我们现在评论这一判决结果是站在一种“精英”的，“先进”的视角来看的，这样，我们本能地会为一种被迫害的“先进的思想”所感到惋惜。同时，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道德观念强行加在这一判决结果之上——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一个没有触犯道德底线的人不应该因为这些被强加上的理由所处死（“雅典城当时容忍他的存在和他的批评甚至引以为荣，因为雅典城的自信、强大甚至傲慢。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时势不同了。僭主统治虽然已经被民众推翻，但雅典城的公众仍然沦陷在不安、怀疑、躁动的情绪中。那个糟老头子还在那边唠里唠叨的。”）[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 1998年。]。这样我们会主观地去认为这就是一种暴政。但是事实上，在当时这样一个社会里，如上文所说的，先进的、异端的思想是可以被宽容甚至被尊重的（从亚里士多德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只有苏格拉底被处死，而不只是一味地去相信，去想办法证明这是一种暴政，我们也许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做法比较偏激（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直白地指出别人的缺陷等等[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8-32页（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也许这样的一种方式本身就威胁到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秩序。出于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雅典人民不得不排除这个对社会明显存在着威胁的异端。而当时的雅典公民面对一个这样“消极”为自己辩解的“奇怪的”老头，他们的不理解和不宽容是正常的。[ 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写道：“柏拉图和他的师兄弟们也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尽快从这场大家都拒绝再玩的诉讼中脱身出来，他们甚至为自己的老师写好了辩护词，只要在法庭上照本宣科读一遍，判决宣告无罪，谁都有台阶下，功德圆满，皆大欢喜。可这犟老头似乎来劲了，他把法庭当成了自己的演讲场，感觉如同一名政治家在元老院中的演讲，他认为斯巴达的模式虽不可取，却也有许多胜过雅典的地方，这苏老儿，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我想我们并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现在的精英政治实质上比当时的民主好多少，如果单从效果上来看的话雅典民主政治确实以它自己独有的方式达到了一种高度、同时达到了一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要说这是一种暴政，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是每一个稳定社会所必然要牺牲掉的一些东西。甚至我不禁会去想，当时的这样一种牺牲就现在来看是不是已经少之又少，当时的这样一种迫害就现在来看也是不是少之又少。我们如今的精英统治是否能给那些少数的异类自由呢，那些现在被我们看作是威胁的存在究竟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超前的思维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要把雅典民主政治就这样看作是一种暴政，我们又怎么证明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不是呢。
       从而，我更愿意相信雅典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只是这样一种民主缺乏了一些客观的限制和法律依托，是一个还没有发展完善的民主。但我们不能就此把它归为一种暴政，尤其是根据一个看上去像是“一心求死”之人被投票处死这件事就把一个达到空前高度的民主[ 黄洋在《古代与现在的民主政治》中写到：“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事实上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度“。]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