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主不是暴政

孙为民 1530027013

       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单凭苏格拉底之死不能否认雅典的民主，更不能认定雅典政治性质是暴政，我将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雅典的民主，“苏格拉底和他家乡城市发生冲突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于古代一般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2月，第9页，第1段，第4行。] 在关于人类群体的社会性质上，希腊人认为是一个polis，即自由城市。一个polis的公民，意味着公民有权在有关他的生活和他的城市的决定上参与辩论，有权投票。而“苏格拉底的理想是，既不是有少数人统治，也不是有多数人来统治，而是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这在他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一定是等于恢复到最绝对的形式的王政。”[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2月，第12页，第1段，第3行。] 这种分歧导致苏格拉底与雅典公民渐行渐远，导致苏格拉底站在雅典公民的对立面，最终促成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在于他和雅典公民在应该由谁进行城邦管理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让苏格拉底在同时代人眼中看起来是不民主的，也正是因此如此才会产生苏格拉底之死是由雅典民主导致这种表象。
       其次，从审判的程序来看，苏格拉底的审判程序是相当正当的，并不属于集体暴政下的多数人压迫。审判过程中给了苏格拉底申辩的权利，陪审团的两次审判也并非是盲从一致地要求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审判中进行了申辩：“雅典公民们，现在我要为自己辩护，尽快地清除掉你们心里很久以来所获得的偏见。我希望进行得顺利，因为这对你们有利，也对我有利，能帮助我打赢官司。”[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 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28页。] 苏格拉底对自己的指控进行申辩，对于“败坏青年”、“不敬之罪”[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1月，第24-26页。] 等罪名向陪审团陈述自己的看法，从程序上说已经充分享有审判中被告应当享有的权利。尽管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但是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在辩护中发言狂妄自大有意激怒陪审团的缘故。在陪审团第一次表决是否有罪的投票中，苏格拉底口出狂言，认为自己有别于他人，其他人都是笨蛋，这在陪审员看来是狂妄自大的态度，投票表决，“ 280：220 票判决有罪”[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1月，第35页。]，继而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甚至发言“刑罚应当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余生中由市政府免费供应他一日三餐”[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2月，第9页，第2段2行。]，这种对法庭的蔑视行为进一步激怒了陪审团，第二次投票360票比140票判他死刑。由此可见陪审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辩护发言中的狂妄态度所致，但是即使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口出狂言，最终依然有140人不同意判处死刑，可见雅典的审判并不是一种集体暴政，审判中有相当程度的人保持着自己的判断。
       再次，雅典民主制度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事实上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度”[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30页。]，在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构建相当完善，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向所有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以投票的方式对所有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在公民大会之外，日常事务由“500人议事会”负责处理，这个议事会的500名成员分别从雅典的10个“部落”中抽签选出，每个“部落”50人，须年满30岁以上，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雅典城邦还有一套完备的官僚制度，除了十将军等少数需要专门才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且能连任外，所有其他官员均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对于官僚的管理还有一整套的监察制度，遴选出的官员在上任之前，要由“500 人议事会”和法庭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官员在卸任之时，还要经过人民法庭的述职检查。“雅典的这套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套相当完备的政治制度，具有其严密的逻辑。然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以外，论者通常对它的制度安排并不十分了解， 因而易于想当然地认为， 它是‘原始的’， 或者说是‘幼稚的’。”[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32页。]
       最后，将雅典政治批判为暴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思想否定雅典的民主的观点带了节奏。“从公元前5 世纪末起，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民主制度缺点的暴露，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评稚典的民主制度。”[ 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六期，第49页。] 他们批评雅典的民主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剥削，认为“所谓的民主，仅仅是穷人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3页。]；否认民众的判断能力和理性，认为“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认为雅典政治是一种集体暴政，“那里以人民大会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动家盛行，民众成为集体君主，奸候横行，和僧主政治几乎没有区别。”[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9页。]；批评雅典民主制度下，雅典人民在战争中所犯下的决策错误······这种批评的文献很多流传到了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一种雅典民主是暴政的导向，“由于这些批评者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言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色彩，它们和现实社会中的有产阶级结合，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 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六期，第56页。]，之后的人们对于雅典民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些评判的影响，认为雅典民主是暴政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苏格拉底之死不能得出雅典政治是暴政的结论。雅典民主政治的构建本身是非常完善的，苏格拉底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与城邦公民在管理城邦的理念上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看起来却是让雅典的民主背了黑锅。而之后由于战争的失败等历史原因，精英主义思想下许多批判雅典民主的评论与文献流传下来，逐渐成为主导性思想，才让雅典民主像是披上了暴政的外衣。但是就雅典政治本身来看，我认为是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