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暴政——从“苏格拉底之死”论雅典政治制度

苏思齐 16300160037 哲学学院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而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却是被后世奉为楷模的雅典政制。因此，有观点为苏格拉底辩护，将苏格拉底之死归咎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另一观点则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其本身言语偏激所致。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够确切，考察雅典政制的本质，需要明确苏格拉底获罪的真正原因和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区别。

一、苏格拉底获罪的原因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罪名：“苏格拉底违犯法律在于他不尊敬城邦的诸神而且引进了新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 《苏格拉底的申辩》一篇中也有相似的叙述，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表面上被定罪的两个原因分别是“慢神”、“蛊惑青年”。

       从外部因素来看，苏格拉底的审判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诉讼程序的。审苏格拉底案的共五百零一人，第一轮的庭审结果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二百二十票宣告有罪，双方的投票差距并不大，出现这一结果仿佛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申辩逻辑严密，甚至带有些讽刺的口吻，而全无服软之意，更放弃了亲属哀求审判官从轻定罪的流程。仿佛苏格拉底如果苏格拉底的言辞和缓一点，就不会被判死刑。是否果真如此？

       笔者认为，庭审上的表现只是苏格拉底之死的表层原因。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认为许多以智慧著称的人以不知为知，相比之下自己则以不知为不知，因此结怨于许多人；青年人追随模仿苏格拉底，所以留下了引诱青年的恶名。至于慢神，色诺芬曾言辞犀利地讽刺过希腊人的宗教信仰，称：“假若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雕塑的话，它们就会各自按照自己的模样，马画出马形的神像，牛画出和塑出牛形的神像了。”然而色诺芬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可见渎神也不是苏格拉底获罪的真正原因。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严群指出：“三个原告是当时政、学两界的人物，平日受过苏氏批判，怀恨刺骨，他们控告是报复的手段。”

       然而，这也并非苏格拉底获罪真正的原因，还需考察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据《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自述，他的第一批控诉者早已出现，而苏格拉底却活了七十岁，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有充分的自由，这是因为雅典的政局较稳定，人们对民主制度有信心，能够容忍不同的政见。

       公元前411年和403年雅典发生了两次政变。古希腊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被击败。僭主上台暴力压制平民派，继而又被平民派推翻成为被压制的对象。虽然寡头政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给雅典民主制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平衡的张力转变为对立性的冲突。为了摆脱政变带来的影响，彼时的雅典人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巩固民主制度，也因此抵触一切形式或内容上违背民主制的言论。苏格拉底的审判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始时期，并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征兆。

       三十僭主中部分人与苏格拉底交往密切，很多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同时，苏格拉底本人也对民主政治持批判态度。苏格拉底反对雅典当时的民主，推崇贵族政治。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指出：“君王和统治者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轻得多的。”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认为普通人民缺少专业知识。由此，他反对人民参与政治的基本原则。

       苏格拉底和雅典的民主的氛围格格不入的，他的罪名虽然没有被法律规定，却触犯了一个城邦的不成文法，也就是道德、信仰等观念。可以说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言行都是无罪的，却背离了时代和城邦。在当时的雅典，一旦个人自由危害到了城邦的安危，其死亡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二、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区别

       讨论完苏格拉底获罪的真正原因，再看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否可以由此判断雅典政制是否是民主的呢？

       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对民主的判断是基于现代价值观的，而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有本质区别。同后世的民主制相比，雅典的民主不只是民众参与程度上的差异，或是所谓“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差异，而是原则性的不同——“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对于何谓民主、对于大众与精英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个人自由所持的不同态度。”

       雅典民主制的根本原则为政治平等，成年男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一样拥有政治智慧。虽然民主制度提倡个人自由，但自由并不是民主制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及古希腊民主制中存在个人自由。伯利克里对自由有这样的论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也即，个人自由或许存在，但只是未被明确的模糊概念，在涉及到民主时完全是不受到保障的。

       参考黄洋教授的文章，现代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而实际上背离了民主的原意。现代民主制普遍实行的“代议制”在希腊人眼中实际上是精英政治的标志，现代政治学家通过纳入“反民主”的因素重新定义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权力仅仅体现在一旦他们对掌权的寡头集团不满，他们可以选择另外的寡头集团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民主制认为自由与民主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因此，我们不能基于现代的价值观评判雅典政制是民主或是暴政。

三、对雅典民主政制的辩护

       笔者倾向于认为，与其说苏格拉底之死是雅典暴政的证明，毋宁说是民主自身缺陷的反映。

       古希腊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任何人可以根据任何原因控告任何人，由陪审团判定此人是否有罪。若在罪名为规定时被判有罪，一般由原告提出一个惩罚，被告提出一个惩罚，陪审团投票决定是否采纳被告的提议。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民主的几大缺陷：其一，外行指导内行；其二，公民的意见可能摇摆不定，朝令夕改；其三，公民可能被某种狂热和激情影响；其四，对个别杰出者不友好。

       第一点符合苏格拉底的观点，第二三四点则在苏格拉底案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苏格拉底死后两个月，雅典人即给苏格拉底平反，他们在苏格拉底曾经讲学的广场上树立铜像，并将指控苏格拉底的原告判处死刑。另一个例子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 米提林背叛了雅典帝国，投奔伯罗奔尼撒同盟。公民大会当即决定惩罚米提林城邦，他们在情怒的情绪下，决定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男女都交为奴隶。然而第二天，雅典人就觉得这种决定不妥，当即又召开了公民大会进行重新商议，得出完全相反的决定。这是公民大会决策的易变性的典型反映。

       自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政治的缺点逐渐暴露，批判民主政治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涉，城邦内部冲突的激烈，参与政治成为一件风险巨大的事务。古典时代雅典那种以积极参与政治为基本特征的直接民主制度，基本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由于批判的言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色彩，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

       修昔底德就对普通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持批判态度，认为公民易受人蛊惑，政策缺乏连续性。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有某种程度的肯定，他强调应当将政治权利授予平民，把治权交给多数平民，“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如果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然而，具体到雅典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多于赞扬。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有在有美德的公民中才能实现。他主张人民大众都能参与政治，却期望人们不行使权利。

       由此，古典政治家得到这样的结论：民主制有其价值，但单纯的民主制存在诸多缺点，因此最好能和君主制、贵族制的要素混合。这种混合的政体被称为共和制，罗马共和国因此走向繁荣。

       虽然民主本身诸多缺陷，苏格拉底之死却并不是民主的原罪，对贤人智者迫害存在于任何政体之中。同样，平民与精英的敌对也不能归咎于民主制，而恰是民主制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否定雅典的民主，即是否定了古希腊产生雅典这样强大的城邦的可能性。

       古典政治哲学家对民主制的批判，也许与民主制理念本身并无根本性的矛盾，二者所追求的都是理想、至善与幸福的政治生活。一旦城邦的追求不再是最高的善，民主制则背离了自己的理念，成为走向极端的政体。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

[5]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29-140页。

[6] 晏绍祥：《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49-57页。

[7] 徐琳：《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教学》，1998年第10期，第39-42页。

[8] 姜维端：《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历史嬗变》，《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20-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