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评价雅典民主政治

刘逸飞 14307110302 生态

       “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但是在一个以民主和自由著称的城邦，却以言论自由的罪名被指控，并在审判中因众人的意志而被投票处死，成为了雅典民主制度千年以来的污点。许多人以此例质疑雅典政治是“民主暴政”。但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我们不应该站在现代法律制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从古希腊人的角度审视苏格拉底的审判过程及其死亡，对此又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我认为雅典的政治是民主的，原因如下。
       莫勒图斯伙同阿努图斯和卢孔控告苏格拉底的三个罪名分别是“不信神、败坏青年和把弱的说法变强[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3页，第19b5-19c行，第23c5-23e行]”。这三个针对言论自由的罪名，不是法律条款明确规定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由原告提出重刑，被告提出较轻的刑罚，法官一般以较轻的刑罚判决[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从审判过程来看，整个流程都是非常合理的，投票也是陪审团每人一票，非常平等，按照民主的决议，最终少数服从多数。非法律条款规定的罪名一般不会判死刑，但是苏格拉底却成为例外。
从三个罪名来看，苏格拉底确实不信仰古希腊传统的神明，但是雅典不存在“国教”，而且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也是外邦引进的神，所以不信仰城邦诸神不算大事，不会出现中世纪基督教徒烧死异教徒的极端情况。只有无神论是不允许的，因此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强调自己信仰精灵，精灵是神的孩子，承认精灵就是承认精灵的父亲神，不是无神论者。败坏青年这一罪名本身不算大罪，往往是跟在更大的罪名后面。苏格拉底反驳青年与其交往甚密，败坏他们就会引火烧身，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他不会这么做，即使发生了也是无心之举，不应受罪。把弱的说法变强指控的是苏格拉底的诡辩颠覆传统观念，但是雅典不敬神和颠覆传统观念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大肆嘲笑雷、雨是宙斯造成的传统观念：“雨是谁下的？……我先前总相信是宙斯从筛子里撒尿呢！[ 阿里斯托芬：《云》，《罗念生全集》第四卷，第173页，第367-373行]”。至此可以看出，针对苏格拉底的三个罪名是无中生有的，至少是罪不至死的。
       其实，与其说苏格拉底之死是极端民主制导致的暴政，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的，例如外行指导内行、对精英不友好和民众摇摆不定等。雅典政治是真正的直接民主制，以抽签的方式轮流执政，并以投票的形式进行重大事务的决策，几乎没有个人决策，都是集体的决定，做到绝对的公平。在公元前5世纪，实行“陶片放逐法”，即“过一段时期就要放逐一批由于财富或广受爱戴或其他因代表政治势力而显得能力出众的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104页，1284a20-22]”来防止个人权威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29-140页]。
       现代民主制则是“间接民主”，即精英政治，相比之下，“直接民主”的雅典则是彻底的大众政治。雅典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和机会，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政治才能，因此大众和精英拥有相同的权力。在公民中，富人本来占比就小，他们大多又需要时间治理自己的产业，因此常常不能出席大会[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1293a4-8]。农民忙于耕种，参与公共事务没有实际收获，尤其是住在远郊的农民，不想耗费多余的精力来回奔波参加大会[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4-216页，1318b10-40]。雅典实习津贴制，这些小钱对于富人没有吸引力，但是对中下层平民来说可以成为一天的生活保障，因此中下层平民很乐意参加大会。因此，“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主要由中下层工匠、农民和小商人组成，由于平民人数众多，在投票时结果是由中下层平民主导。由于直接民主制度，官员没有多大的决策权，所有的政治影响力都是取决于大众的投票数，因此精英必须靠演讲笼络大众以获得支持，从某种角度来看精英是处于劣势的。然而，大众受到教育不足，容易被有煽动色彩的演说感染，被有心之人利用，在审判时会受到舆论的控制而摇摆不定，做出错误的决策，成为民主暴政的凶手。雅典追求真正的平等，“陶片放逐法”也证明了精英是受到整个雅典社会的针对的。苏格拉底是支持精英政治的，从他的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民主的蔑视。在支持大众政治的社会主流中，苏格拉底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苏格拉底的死亡是他个人和社会大众共同造成的。首先，苏格拉底自己不怕死，甚至可以说他应当为自己的死亡负很大的责任。苏格拉底在申辩时不但没有积极为自己辩护，相反的，他的言论还非常挑衅。第一轮投票时，苏格拉底以280:220被判有罪，但是他认为对城邦的贡献非常大，将自己比喻成一只牛虻，被神派来惊醒大家。这项成就足以让公民供养他，应得的惩罚是在政府大厅用膳[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4页，第36d5-36e行]。因此，第二轮投票时，陪审团以360:140判他死刑，有80个人被苏格拉底的辩论激怒而投向另一方。苏格拉底在被捕入狱后，恰好处于神圣德洛斯岛举行祭祀活动，不处决犯人，他的学生也打点好一切让苏格拉底越狱，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认为败坏了自己的信仰。他不认为死是一种痛苦，反而认为是神的旨意。
       其次，苏格拉底之死也是因为大家想让他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城邦的定义是“公民共同体”，表明城邦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雅典的民主政体只保护公民的政治自由，没有特定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这也表现的古代与现代的真正差异在于，古代雅典的政治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 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3-130页。]。雅典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在当今社会，这种自由的程度也属于高水平了。在审判之前的七十年里，苏格拉底都可以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虽然社会的主流是民主政治，但是反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绝不止苏格拉底一个。苏格拉底在当时雅典没有现代德高望重的地位，反而是一个行为怪异的怪人形象。他热爱在路上拦住行人发问，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因而得罪了很多权贵，但是城邦公民也没有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大多以包容的态度为主。大家虽然觉得他是一个怪人，但是绝对没有到必须要致其于死地的地步。
       在不危害到城邦的安危时，苏格拉底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但是当城邦公民都想让苏格拉底死，个人是无法反抗整个城邦的。也就是说，雅典民主制是容忍公民的个人自由，但是和城邦的利益相比，个人的自由是微不足道的[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29-140页]。不巧的是，雅典刚从三十僭主政治中走出来，城邦还弥漫着恐怖气氛，上层开始事后清算，由于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蛊祸而参与暴政之中，大家对反民主言论很敏感，因而对苏格拉底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他带领青年极力吹捧精英政治的行为触碰到城邦的底线，他的死亡可能也有杀鸡儆猴的效果。综上，苏格拉底自己不想活加上大家想让他死，共同导致了这个局面。
       总而言之，我认为雅典政治是民主的。苏格拉底与雅典在思想上的冲突不可调和的，但是他的死亡是具有偶然性的，是众多因素导致的巧合，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武断地判断雅典政治是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