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辩》是苏格拉底针对莫勒图斯等人的控诉所做的辩护，一个核心主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与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原因
       苏格拉底的一个罪状——“不虔敬”，并不是简单的宗教罪状，而是与城邦的政治密切相关的：对城邦诸神的不敬，就是对城邦政治的蔑视。因为在当时的雅典，宗教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多数学者认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不友好和他与阿尔比亚德等人的交往是他被审判的原因，Vlastos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是真的反对民主制度，赞成寡头制，从他对于三十僭主的态度上来看，虽然他确实看到了雅典民主制中的很多问题并有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原则上反对民主制。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结论是：苏格拉底确实威胁到了当时的雅典。施特劳斯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的申辩放在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这个更大的主题之下来思考，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雅典人误解了他或是莫勒图斯诬告他，而是出于哲学与政治之间更深的矛盾。而色诺芬和苏格拉底的写作正是为了回应阿里斯托芬，为哲学辩护，从而使城邦变得对哲学家更安全。

(二)纯粹的民主？
       关于雅典城邦政治究竟是民主还是暴政，我的观点是：民主和暴政并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并且民主也不一定就能指向最好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城邦政治的程序和基本出发点是民主的。
       伯利克里对于雅典政治的评价是：“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行的是单纯的、纯粹的民主（直接民主），公民大会是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机关，强调包括与大众意愿相左的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权参政并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同阿特那哥拉斯所说的：“在民主政治下，所有人都一样，不管全体一起，还是各自的阶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真正的意思却是老师上课时所说的“人是天性属于城邦的动物”，在当时的雅典人似乎只为公共政治而生活，实际上使一切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每个雅典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的动机，都被要求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都必须关心公共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认为他什么都不是。”雅典城邦政治要求每一个公民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雅典公民。

(三)民众的暴政？
       但是雅典的这种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在反对民主政治的有产阶级的眼中是一种民众的暴政。在他们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是穷人们对富人们实行的集体暴政。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加比佐斯:“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民主政治的盲目性，也隐含了其不可避免的易煽动性。
       修昔底德也对普通民众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他笔下的雅典民众容易受人蛊惑，性情多变，政策缺乏连续性。同时他也指出雅典在伯利克里时期进入全盛时代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则是“不够民主的政治”，领导的权力集中于“第一公民”伯利克里的手中：“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也作了类似的批判：“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轻很多的。”苏格拉底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雅典的公民大会是有一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构成的，这对雅典政治带来了威胁，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是苏格拉底被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总结和思考
A.“苏格拉底”的《申辩》？
       如今流传下来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的各个版本中，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版本被认为是最有可信度的，但是他们所著的《申辩》究竟是苏格拉底申辩辞的真实记录，还是想通过申辩辞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形象？即：我们无法确认“苏格拉底”的申辩真正出自苏格拉底之口。

B.平民V.S.精英？ 民主V.S.暴政？
       从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上来看，可以大体上分为精英和民众两个部分，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管理，民众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主导雅典政治决策的力量。精英群体就不得不主要依靠演说的方式来说服大众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发挥领导作用。即雅典民主政治之下的所有政治领袖都不得不是平民领袖，每一个政治主张都必须经过民众的投票考验，只有在根本上以民众利益为本，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政治领袖。
       所以作为一种平民政治，既然可以说是由全体公民参加决策的纯粹的直接民主，而不是现代的精英民主政治，就必然具有容易被煽动，决策具有盲目性等不可避免的弊端。对此，我的观点是，要实现雅典民众心中真正想要的民主政治，既要保证大多数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利，同时一套可行的、但是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采用立法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参照伯利克里鼎盛时期，如果出现“第一公民”，民众能够自发地相信一个人的领导，这个人也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体察民众，给其以足够的政治自由，这样大概就是我心目中的最好的民主政治。
       我们虽然无法真正确定苏格拉底被审判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私怨、宗教、还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弊端的批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之死并不能作为判定雅典民主制是民众的“暴政”，或者是民主制对自由的压制的有力证据。而雅典城邦政治究竟是穷人们对富人们的压迫，还是值得赞扬的绝对民主，也与评价者的阶级和历史时期有着紧密的联系，见仁见智。

参考资料
[1] 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5卷第6期，49-56页
[2] 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29-140页
[3]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
[4]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