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暴政的民主
——就“苏格拉底之死”简评雅典政治制度

陈铭暄 法学 16307080009

前言
       在最开始看到讨论题目的时候，笔者便产生了一个疑惑。在笔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很大程度是近代以来一系列思想家与政治家建构的产物，其对立面应当是“专政”。而“暴政”一词则更多地是从实施效果来评价，其对立面应当是“良善之治”。“民主”与“暴政”并不是两个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民主中也可能孕育暴政，例如近代的雅各宾专政；暴政也可能成为民主孕育的摇篮，例如法国大革命。因此对于定义雅典政治制度到底是民主还是暴政，我陷入了两难。而在对于文献资料的阅读、讨论稿的初步写作、讨论课上对于同学不同观点的聆听与整合后与向助教老师的请教后，笔者得出了一个稚嫩但相对完整的结论，即：雅典制度是一种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民主，但其实施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暴政的效果。下面将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来详细阐述。

一、雅典制度的形式是民主
       毫无疑问，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民主思想的滥觞。但很多人以现代民主为评议标准，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证，全盘否定雅典制度的民主性，这无疑是有失公允的。理由如下：
    1、现代西方的民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从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到个人主义的人赋人权，为防止个人主义走向个体的原子化又发展至人民主权；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再到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完成了其理论上的建构过程，并在英美的制度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以人民主权为核心，以代议制为实现形式，以混合政体为保障的现代民主，固然源自诞生于古希腊的民主概念，但在本质上与雅典的“民主”是不同的。[ 黄洋教授在《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 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认为，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更类似于罗马共和政体，而同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则相差甚远。参见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 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126-127页。]以现代民主作为评价标准，来评判古希腊政治，以现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无疑是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缺乏可信度。
2、“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否定雅典民主例证的充分性。“苏格拉底之死”因其涉及人物的著名与其悲剧性的结局，一直以来被人们用以论述雅典制度的不民主。但事实上，仅以此为例的论证并不具有充分性。一方面，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在雅典制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例这样的情况应当承认是有其偶然性的，特殊不能否定普遍；另一方面，就“苏格拉底之死”本身而言，也具有较多复杂的面向。例如，安匿托士等原告的本意其实并非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更多地是代表手工艺人等群体希望苏格拉底屈服乞求，进而满足他们的报复心理。[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84页。]再如，在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将指控苏格拉底的原告判处了死刑。因此，我认为，“苏格拉底之死”固然能反映雅典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但若以此为证全盘否定雅典制度的民主性，应当是不充分、不可靠的。
       我认为，雅典的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在论证这个命题前，我们首先应阐明，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古代雅典人认为的民主是怎样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提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86页]普罗太戈拉对其进行了相对严密的论述：每个人都得到了神灵的赠礼，具备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而政治智慧又遵循着正义和节制的原则。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应当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否则城邦就不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城邦应当实行民主政治，让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平等。[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51页]因此综合来看，雅典人所认同的民主含义，其核心思想应当是所有公民不受财产、社会地位等限制平等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而从雅典的制度设计上看，在经历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后，确立起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等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架构，并以抽签选举、轮番而治、轮流坐庄等作为原则，以陶片放逐法为补充，确实从制度上保障了每一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参见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6月，130-133页。]除此之外，我们不仅能从中看到雅典人严密的政治逻辑和较高的政治智慧，现代民主的任期制、轮换制、权力制约等思想也能从中显露端倪。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庭的审判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苏格拉底作为被告者仍然享有申辩、提出对自己的判决建议等权利，其最后的判决也是民众经投票的结果，是符合程序正义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51-80页。]因此我认为，雅典的政治制度至少从形式上而言，是符合当时历史语境下的“民主”含义，是实现了伯里克利所说的“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同①]的。

二、雅典制度的实施效果是暴政
       历史上由很多试图通往“天堂”的尝试最终却导致了“地狱”，例如雅各宾专政、例如苏联集体农庄。雅典其实也与之较为类似，其制度设计的原意无疑是希望借由民主到达良善之治，最终却令人遗憾的，造成了暴政的实施效果。
       最为典型的便是造成了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到，苏格拉底是以两百八十一票对两百二十票被判处死刑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73页。]，仅仅过半的票数就能剥夺其生命，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无疑是无法想象的。而正如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论述的，仅仅代表简单多数统治的政府是虚假的民主制，多数统治和少数统治一样，是以不平等和特权为特征的。[ 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2页]在希腊的政治体制下，少数团体的意见被多数团体直接覆盖，其利益诉求渠道被封锁，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暴政。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下，会产生类似“沉默的螺旋”[ 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诺埃勒-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 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的趋势，多数人的观点呈加速度传播，而少数人的观点则更趋于隐匿不被表达，《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到“这批原告人数既多，历时又久，他们早在你们幼年最易听信流言茧语时向你们注入这种诬告之辞”[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52页。]便是很好的一例。少数人因避免孤立、环境因素等影响而趋于隐匿其观点，另一方面即使表达了也会被多数人的观点覆盖。雅典制度的设计本是为了每一民众都能自由参与政治，最后却造成少数人政治自由的损害。

三、小结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雅典制度的许多不同面向。一方面，它严密的机构设置、完整的程序设计很好地实现了在当时情境下人们的“民主”构想，是当时乃至整个人类制度史上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民主形式却没有实现雅典人所期望的“良善之治”的效果，反而造成了暴政。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的条件下，民主与良善之治是否无法同时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了。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4、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5、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6月
6、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 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7、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