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 一文中，A.M. Snodgrass 认为荷马史诗中描写的社会是一个“合成的社会”（composite society），是史诗作者将公元前12世纪左右的迈锡尼时代末直至他所处的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古风时代的社会特点进行整合的产物。事实上，史诗文学的叙事特点使其不适合被当作严肃的历史文献使用。本文通过将史诗及其后继文学体裁小说进行比较，讨论荷马史诗在叙事上的代表性特征：时空模糊、史诗作者对真实呈现客观生活的不关心及其原因。

一、荷马史诗：一个整合的社会
       根据Snodgrass的观点，荷马史诗对于社会的描述是 “depends on predecessors of many periods, and admits element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into the bargain”（43），也就是说，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模型是史诗作者对历史上的社会形态、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特征，以及他基于这两者作出的一些想象进行整合产生的。原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首先，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是同时具有氏族社会（homogeneous devolution）和公民社会（diverging devolution）的特点。在荷马史诗中，属于氏族社会的彩礼制和公民社会的嫁妆制度并存，大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家庭式的生活方式并存，对于亲属之间亲疏关系的划分和社会阶层的区别有时明确，有时模糊。这一社会模型，用原文的话说 “对之前的社会（氏族社会形式的迈锡尼社会）太先进，对之后的社会（公民社会形式的城邦社会）又太原始了”。因此，荷马社会同时具有迈锡尼和古风时代两个时期的社会特点，因此不可能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同时，荷马社会也不属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Snodgrass的发现，荷马史诗中出现的许多对具体事物的描述，如寺庙神殿的崇高地位、大量精美武器的使用，在公元前12世纪至前9世纪的 “黑暗时代”，也就是现在广泛认为的荷马时代的历史资料中都找不到例证。同时，这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社会风气也与荷马史诗不和，作者认为，多利亚人攻破迈锡尼后，希腊社会经济凋敝，文化衰落，因此这一时期才被后世希腊学者认为是一个”黑暗的，不值一提的，可耻的” 时代。它完全不具有荷马史诗中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豪杰辈出的社会气质。这种社会气质反而与史诗作者生活时代，公元前8世纪中欧的恩菲尔德（Urnfield) 瓮棺墓地文化和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 in Cyprus) 文化更接近，也许是作者灵感的来源。因此，Snodgrass相信，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是一个不具有时间和空间确定性的“整合的社会”。

二、小说对史诗的革命：时空确定性
       文本内在时空和外在现实的契合是小说崛起后的产物。在此之前的史诗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不具有时空确定性的文体。一般来说，史诗作者不会有意呈现自己作品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也不关心其描绘的具体事物是否与隐含的时代和地理背景符合。以荷马史诗为例，首先，正如Snodgrass所说，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社会形态组成的 “大杂烩”，作者在选择给某个人物安排怎样的葬礼或婚礼时，更多考虑的是文学上的美感而不是现实上的契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作者从未点明此时的希腊处于什么样的时期，也不想呈现希腊和特洛伊因为地理原因应该有的差异。此外，荷马史诗的时空模糊性还有两个具体的特点。首先，是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以《伊利亚特》的第九章 “阿伽门农遣使向阿基琉斯求和” 为例，当使者回到营帐告知阿伽门农求和失败后，这一章的结尾是 “他们随即奠酒，每个人回到营帐里，躺在床上，享受睡眠赏赐的礼物”[ 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第九卷，712-713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至此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完整故事已经叙述完毕，作者完全没有写什么 “阿伽门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接下来如何劝服阿基琉斯” 这样维持整部史诗情节发展连贯性的语句。相反，下一章中，作者重新开启一个夜探敌营的新故事，仿佛已经把阿基琉斯完全抛在脑后。也就是说，尽管荷马史诗叙述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其内在却是由一个个完整的小故事构成的，而不是现代小说常用的连贯叙事。这种特点，可能与当时吟游诗人必须逐章向听众讲述史诗有关：讲述史诗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因此，史诗本身的时间也是碎片化的。其二，是事件之间不严格的时序关系。对于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第二卷的 “舰船名录”。根据这一段落的前文 “他立刻命令那些声音清晰的传令官，召集长头发的阿开奥斯人投入战斗”[ 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第二卷，442-443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一段叙述的应该是阿基琉斯离开军队后希腊大军的出征场面；但实际上，它叙述的是9年前希腊人刚从奥利斯港口出发时的规模；但在其中又夹杂了出发后才发生的阿基琉斯弃战、普罗特希拉奥斯之死、菲洛克特特斯被咬伤抛弃几个事件。也就是说，在这一段叙述中，当下的出战、9年前的出征和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时序关系完全是混乱的。这与我们现在习惯的小说清晰、连贯的叙事方式差异也很大。
       我们知道，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被认为是史诗的后继者。根据Ian Watt所著的 “The Rise of the Novel” 所论，时空确定性正是小说的代表性特点。这其中首先是将小说与社会联系。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严格遵守文本社会和外在社会的契合。比如，在女性小说家阿弗拉·贝恩的代表作《王奴奥鲁诺克》中，由于小说以发生在17世纪晚期的奴隶交易为时间背景，以美洲的奴隶贸易点为地点背景，作者十分细致地使用了大量真实存在的殖民地名称，并使用了“我们国王的暴死”（指查理一世被砍头）来提示读者故事发生的真实历史时间。因此，现实主义小说才往往可以成为当时历史状况的旁证。即使是之后产生的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所用的虚构社会模式，这个社会的“世界观”是否合理，也是评判小说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最优秀的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如托尔金的《指环王》和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都具有自洽的历史时间线和世界形态。这种文本在时空概念下的外在契合和内在自洽，史诗的作者并不关心。正如Snodgrass指出的，荷马史诗中的社会不仅无法与外在的任何历史时代对应，内在的细节也有很多冲突，可以说是“编也不想编好”。就像Watt评价史诗和戏剧时所说：“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和都铎，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和现在也没有什么差别。”[ “The Rise of the Novel”, Ian Watt, 2000 ed., 23.]

三、追求具体事物背后的永恒规约
       文学的最高目标在于呈现世界的真理。小说产生于18世纪，这一时期正是笛卡尔和洛克代表的哲学观念广泛传播的时期。霍布斯、笛卡尔和洛克等哲学家相信，感性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因此，真理是通过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的生活活动体现的，所以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才是文学应当呈现的对象。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新兴小说家，如笛福 (Defoe)、理查森（Richardson)、菲尔丁（Fielding) 都将人们在社会中具体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比如笛福对于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细节长篇大论的描写，或是后来的狄更斯对于伦敦城中小偷小贩活动的细节刻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描写的真实性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其具体的细节能与外在的社会相契合，它才能展现出外在世界的真理。
       相反，史诗遵循的价值体系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没有很大的意义；人类最高的智慧是能够超越感官的混乱，最终认知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改变的理性世界。尘世时间的延续和事物的变化都不会改变真理，因此他们对于史诗的叙事来说并不重要。这一点在史诗常见的典型场景（type－scene）和规则化叙事（formulae）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大部分的史诗，以及之后的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都具有重复使用传统情节的特点。以荷马史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史诗中的祭祀、战争、宴饮等场景都具有一套固定的叙事模版，使用的器具，进行的仪式基本不会变化，无论该场景发生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总之，荷马史诗等史诗的作者不屑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制度描写是否与叙事背景吻合这样的细节；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如 arete（美德）和 kleous（荣誉），这些价值在之前的社会、当下的社会以至于想象出的社会都不会失去其真实性和确定性。
总结
       总之，与我们熟悉的小说重视文本内在时空与外在时空契合性的特点相反，史诗作者并不习惯于将他们的叙事限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可以说，荷马史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时空背景，处于理想状态的 “完美故事”，作者用这个故事表达那些多变世界背后永恒不变的真理和价值。这种选择与古希腊哲学中认为理性是感性世界之上的终极存在的观念密切相关。

参考书目：
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The Rise of the Novel”, Ian Watt, 2000 ed.

丁安怡 163001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