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之后——论薄伽丘《十日谈》和郁达夫、张爱玲的情欲书写 

      创作于14世纪中期的《十日谈》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在16世纪长篇小说正式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之前，《十日谈》成为了欧洲俗语散文作品的经典。十天，一百个故事，在被置于后景的黑死病阴霾中，十位青年来到了风和日丽的乡野宴饮小住，用一百个世俗爱情故事铸造了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希腊小庙”，神庙中供奉着人性，乌托邦的建构与世俗的爱情叙事遮掩了现世的黑暗，桑克提斯将《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类比，称之为《人曲》并无偏颇，当薄伽丘效仿但丁在人世间以人的自然天性的尺度重构了一种道德哲学时，700年后的我们透过文字看见了那个时代对于传统的背弃，对天国梦幻的拒斥，对于人性的高扬和现实生活的憧憬。《十日谈》中“人的形式完全源于他的自由”[1]，用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的话来说就是“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人和你偏爱的形式。”[2]，十位青年用自己的行动抵制了中世纪时期的禁欲主义，反对“消极对待生活，歌颂童真”[3]。为了彰显人的主体性和对天主教交易核心思想的反抗，《十日谈》100个故事中有73个故事是有关男女情爱、欲望的，性爱、情爱取代了神爱、圣爱，套牢在劳苦大众身上数百年的精神枷锁被打开，人性与人的欲望浮出历史地表。在14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也不过是在意大利少数几座城市展开，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即将展开，昔日历史的神话将被现世的人性取代，在这将醒未醒的大地上，薄伽丘用《十日谈》展现了他的立场，使情欲和人性藉由文学语言在欧洲大地上隆隆升起，成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先锋。

      百年前，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革命文学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展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荡的一场变革，这不啻是一场发生在整个文化和观念领域的文学革命，一场指向传统文化根基的象征性殺父行为，是新兴的“子”文化对于维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崇父”文化的彻底反叛和罢免。从五四一代逆子起，中国人自己的文学走上一条摆脱封建礼教、拒斥蒙昧与禁欲，反叛传统礼法的探索革命性道路。无论是20年代留学日本的郁达夫，还是40年代处在沦陷区的张爱玲，乃至萧红、施蛰存，甚至周氏兄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展开了对一个全新的，属人的时代中人性的描摹，欲望的书写。

      无论是薄伽丘还是郁达夫、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无论是14世纪“黑云翻墨未遮山”的意大利还是20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现代  中国，都处在动荡变革的年代，都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向象征父权，拥有父性文化的前代社会发起最猛烈的批判，意欲从绵延千百年的黑暗中寻找一丝朝向光明的裂隙，历史的神话不再一手遮天，东西方的人们都在此刻看到了一个模糊却又可盼的未来，历史的秩序将在以文学为主力军的叛逆中分崩离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努力是通过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地实现的，是通过人们对自我主体性和社会存在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的确立达成的，是对人本性的探寻和追问实现的，“情欲”从黑暗的中世纪蹦出，那是薄伽丘《十日谈》笔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代人，是提香《圣爱和俗爱》中权力关系发生倒置的裸体维纳斯；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是周作人的“人的灵肉二重性”，郁达夫作品中的“我”“于质夫”，是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情欲在时代的交接处化作利刃，割裂了陈腐的过去，又化为玫瑰，用芬芳迎接未来。一个个鲜活的人伴随着情欲摆脱了禁锢，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可是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他们又将经历怎样多舛的命运，历史现实表明人们并非一劳永逸的摆脱了过去，而是如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中所言，人们是无法在“自己的特定语境之外想象自己”的，翻开新一页的历史在滚滚前行中又将遇到万千阻碍，那么这种阻碍究竟有无在《十日谈》、张爱玲、郁达夫的笔下流露出来？历史地表之上又是怎样的世界？

      《十日谈》无疑是从情欲层面考察人的本质的绝佳作品，无论是第二天故事十中朝着法官理查喊出“我正像一朵刚开的鲜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少妇，除了吃、除了穿之外，还有着别的更迫切的需要呢”[4]的妻子，还是发出“那么怎能怪我春情荡漾呢？……我按捺不住这篇青春的烈火”[5]振聋发聩的绮斯梦达，或是修道士鲁斯蒂科和阿莉白对性爱关系的荒诞阐释，都展现处于中世纪教会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性欲的渴望，虽然没有对于男女情欲和性行为鲜明露骨的描摹，但也足以展现薄伽丘所构拟的美好世界。然而一种朝向未来的大胆尝试也存在着边界，僭越边界在虚构的层面会导致虚无，在经验中便可能演化为不可控的时代叙事。《十日谈》在大胆描写人的情欲时，同时导致了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萌芽，尽管青年男女的爱欲之火灼灼燃烧是一种对自然人性解放的喻指，但是情欲破牢而出之处是横冲直撞，无可约束的，无意间导致了对于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宣扬，人们从一个历史的牢笼中脱逃，转眼间又陷入了另一个自我建构的情欲囚牢，适当的情欲不幸演变为极端的纵欲，人性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被赋予完全对立的二次扭曲和污染。在现实中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成为洛伦佐口中“青春是多么美啊/但是留不住这逝水年华/得欢乐时且欢乐吧/谁知道明天有没有这样的闲暇”的颂词，成为之后意大利上层社会日夜享受穷奢极欲的餐食，穿戴缀满金银宝石的大衣，他们甚至在帽子、鞋子上也嵌入耀眼夺目的珠宝，节假日期间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地在”骡子身上涂抹香水和油膏” [6]。当个人以情欲为媒介，从内心中摆脱了道德、信仰和其他任何秩序时，人“堕入了魔鬼手中”[7]

       《十日谈》情欲书写所导致的另一重问题在于薄伽丘忽视了社会应存的伦理道德秩序，肯定符合人性的情欲同时也将那些扭曲的、邪僻的欲望和奸诈的诡计与正面的价值混作一谈。在第三天故事第二中，马夫利用诡计和自己倾慕依旧的王后发生关系，“胸中蕴藏着的热情和欲念”[8]唆使马夫僭越了自己的身份，破坏了应常的伦理。当国王发现马夫的劣迹后，马夫反而依靠自己的伎俩—“把房里睡着的人，一个个都剪下一把头发来”[9]，国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以“下次不可再做”将这场莫大的羞辱一笔略过。且不论虚构中的国王在处理此事时得当与否，其内心是否经历万般纠结，而是应当关注薄伽丘所构拟的叙事者和作家本人在面对此事的立场，无论是叙述者还是作者在这里都对马夫赞赏有加，“潘比妮亚把故事讲完之后，很有几个赞美那马夫胆大心细”[10]，不仅没有符合人伦常情的批判与谴责，反而将这一行为作为正面案例大加颂扬，一个社会应有的理性和道德规范难觅踪影，人们在迎接个人解放的同时放弃了对于个性所能带来的巨大危害的警惕和抵抗。当情欲浮出历史地表，薄伽丘的态度是一昧的颂扬，高唱情欲的赞歌，这虽然让人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可能性，却也在不经意中将人性和社会导向另一个极端，一个反神话、反历史的，有主体性的人所打造的堕落天堂，脱缰的情欲在短暂的瞬间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美好与高尚，却在之后的数百年带给人们人的发展迷思。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情欲同样在动荡的年代中作为革新的手段浮出历史地表，但无论是五四一代作家还是30、40年代的作家，始终拥有着传统社会和五四革命后社会的双重经验，他们是生活在时代交替、历史夹层中的一代，因而当人的情欲被直接抒写，直面读者时，他们采取了不同手段来展现双重文化身份与情欲碰撞时的迷茫、困惑与反思。当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初一面世，就遭到寅半生等卫道者的猛烈攻击，“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11]，《迦茵小传》后半部记述迦茵与男爵之子热恋并怀有一私生子的情节，对未婚先孕的肯定观点作为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性爱意识初入中国就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这是中国社会通过翻译文学的媒介和情欲第一次交锋，在19世纪末的那个时代，情欲最终被封建礼教打败，延续千年的古老文化根基使得全社会站在了情欲的反面。当郁达夫在《沉沦》中“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12]时，他将性的自咎感与国家和种族的屈辱相连接，展现了中西文化在碰撞时身处漩涡中心的五四一代的精神迷思与徘徊在两个文明畛域的彷徨，“我”实际上是一个尚未确立自己主体性，文化寻根与越界都处在进行式的浪子，郁达夫书写了情欲，却不如薄伽丘一般使情欲高蹈在叙事语境中，而是以强烈的落差和主体精神的迷思使“我”走向散发着宿命气息的历史或是踏入虚无的未来，在郁达夫这里，情欲和传统文化打成了平手，最终一起走向毁灭，走向死亡。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等作品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张爱玲继郁达夫后向我们展现了情欲的可怖，在给情欲以充分的自由后又以薇龙的堕落，流苏的““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她只有他”[13]展现了女性在情欲的启蒙之下，是如何将古老的历史与充满情欲的女性同时推到舞台中央，同时揭露了女性在情欲中丧失主体性，走向了“楼上”，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明示情欲的同时也完成对情欲的批判，张爱玲用一种相对中庸的方式为我们展现情欲的魅力与可怖。新文学同时汲取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传统文化和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文化，在否定旧文化的人性桎梏，提倡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的同时，较文艺复兴更迈进一步，提出了对人的至善至美的深刻怀疑。

      “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坐标轴式的人物为我们展现了东西方文明在面对时代巨变时所采取的共同迎击姿态，用人的情欲展现作家笔下和心目中的未来社会，情欲作为一座桥梁链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无限制地夸大人的美德、欲望与对人的力量持有怀疑，回首百年，我们已经可以脱身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甚至可以置身于一个文明之外，我们应当庆幸我们拥有了反思历史的自由，不在苟且于芸芸众生之间一昧的颂扬时代的伟人，而是拥有狂热后的冷静，观视那浮出历史地表的情欲以及反思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不同走向。

[1] 孟广林主编《中世纪卷-西方历史文献选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233页

[2] 皮科《论人的尊严》陆超一 樊虹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5页

[3] 薄伽丘《十日谈》方平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页

[4] 薄伽丘《十日谈》方平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72页

[5] 薄伽丘《十日谈》方平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368页

[6]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1，394页

[7]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9页

[8] 薄伽丘《十日谈》方平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94页

[9] 同上第196-197页

[10] 同上第198页

[11] 摘自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7页

[12] 郁达夫《<沉沦>自序》，收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13] 张爱玲《倾城之恋》第194,195,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