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西方道德哲学原著选读	课程代码：PHIL119035.01
姓   名：余宜谦	学    号：18300110045
学   院：中国语言文学	专    业：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诗歌的门外
——浅析《理想国》第二卷362d~367e中阿德曼托斯对诗歌的引用

 

       在《理想国》第二卷中，格劳孔通过演说式的论述，证明非正义者的生活比正义者幸福（358e~362c）。在苏格拉底回答前，格劳孔的兄弟阿德曼托斯上前补充，称他缺漏了“最强有力的论据佐证”，并在随后的论述（362d~367e）中先后引用赫西俄德、荷马、品达几位诗人的诗句，试图证明非正义的生活方式更容易受人欢迎。

       可以发现，阿德曼托斯的论述中鲜见哲学思辨式的论证，所谓“强有力”的论据几乎全部来自于诗歌。同样，格劳孔用以证明人们实行正义并非心甘情愿的例证主体也是一则传说故事，即古格斯戒指的寓言——在如今，我们不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所塑造的情节足以作为可靠的事实论据。从某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诗歌艺术在希腊人民精神领域的统治力。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这番论证直接迫使苏格拉底抛下了先前多批判、少建设的论辩风格，转而提出经典的“小字和大字”比喻，并随之开始了长达八卷的对“理想国”正义的探讨。

       因此，两人中尤其是阿德曼托斯的论述与后文柏拉图所发表的议论极可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受篇幅所限，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第二章中阿德曼托斯所引部分诗歌作为论据的充分性，联系全书，探讨柏拉图写作过程中可能带有的教化意图。

       首先，阿德曼托斯分别引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两段诗句以申明正义的名声将给人带来极大好处，这两处引用起渲染、铺陈的效果更重于担任逻辑链条中一环的作用。随后阿德曼托斯引用赫西俄德的诗句：

       获得大量的罪恶可以不费
       吹灰之力
       它居住得很近
       而通向它的道路平平坦坦
       但通向道德的路上
       神祗安排了艰难险阻
       并且还应加上累人的险途（364d）

       这段表述并不难懂。单对“艰难险阻”的理解可能存在分歧，认为其所指的是选择道德将带来苦难，但结合“获得”罪恶“不费吹灰之力”的表述可知，本段所描写的是进行善或恶的选择行为本身的难易程度之分，阐述的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简单道理，即人在道德选择上的惰性——极易放松而倾向罪恶，但要人自律、行正义却需要历经努力。

       阿德曼托斯引用本段以说明实行正义会带来“痛苦和苦难”，选择非正义比选择正义更“有利可图”（364a），将选择行为本身的困难偷换概念为选择所带来的结果的困难，显然是将诗句的原意歪曲了，牵强附会以达到自己的论证目的。

       在下一论证段落中，阿德曼托斯又引了一段荷马的诗句：
       我攀登人生的高塔，虽然或许它会成为我毕生的堡垒
       我是走正义的阳关大道呢，还是走邪恶的独木桥呢？（365b）

       这显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选择正义还是邪恶？诗人没有给出答案。但紧接其后，阿德曼托斯补充：“人们所要表达的是：假如我真正地实行正义，却不为人所知，则不可能获得任何利益。”接着总结道“假如我实行非正义，却有正义的名声作为遮掩，那么我将过上天堂般的生活。”（365b）显然，阿德曼托斯对这句诗歌提出的问题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不能说荷马写下这段诗句的本意必定不是如此，但仅引此段来证明年轻人倾向选择“邪恶的独木桥”，柏拉图笔下的阿德曼托斯不可否认地怀有主观倾向、对此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曲解。

       类似的引用现象在《理想国》中不是孤例。第一卷中克法洛斯试图通过引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言论证明年老使人获得了性欲上的自由，“就像逃离了一个疯狂而残暴的奴隶主”，而索福克勒斯实际上却在私生活方面臭名昭著。这同样也是一个引用言论而歪曲了其发表者立场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卷一论辩中，克法洛斯退出辩论的理由是“到了前去看顾祭品的时间”——作为一位富有的军火商人，他的形象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阿德曼托斯所指“虽然为了保全利益而触怒神祗，却以用祈祷祭祀来赎罪，……也不会受到惩罚”的，“实行非正义”的一类人。通过阅读可以发现另一个事实：柏拉图笔下的克法洛斯同样热衷于诗歌。除了对索福克勒斯的引用，克法洛斯还引品达的诗句来描述自己因财富的庇佑而无需欺骗他人，因此晚年平静而幸福的状态，这也是全书第一次出现独立成段的引用诗歌。

       综上所述，在对诗歌的引用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模糊、歪曲诗句原意，或其作者立场的现象。这一切是巧合吗？在假设柏拉图写作过程中并非是在无意识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提出一定的猜想。

       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线喻, 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两条线段。他认为诗只是对可见世界“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实“隔了三层”（395），与理式世界间有无法弥合的鸿沟。这是否和本文所述，读者在引用中依主观预设曲解诗人与诗歌的行为有共通之处？

       假如该假设不被列入过度理解的范畴，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柏拉图的诗教思想角度理解这样的写作方式。

       《第七封信》中柏拉图如此描述他所处的时代：“法律和习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败坏着。”因此他在《理想国》第三、十章中着重强调诗教的作用，要用“好的故事”教育护卫者和儿童，“诗歌必须发挥政治功能, 必须为政治服务。”[]

       而对于现有的诗人，他毫不客气地评论，“摹仿者关于自己摹仿得优还是劣,既无知识也无正确意见。”（399）联想到苏格拉底著名的话语“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猜测柏拉图这几处暗笔的意图：在笔及热衷诗歌的角色时，或多或少地使他们曲解原意、与他们自以为了解的诗歌间“隔了三层”，这与柏拉图所主张的、诗歌本身与真实间的鸿沟是一致的。

       正如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所写：“（摹仿者）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

 

参考文献：
[1] 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M]. 布鲁姆著. 刘晨光译. 华夏出版社, 2009
[2] 柏拉图的神义论——《理想国》376d5-383c7中苏格拉底的荷马批评研究. 崔嵬. 跨文化研究. 2017(02)
[3] 柏拉图《理想国》的诗教思想研究. 胡孝根. 社会科学论坛. 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