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育人精神薪火相传

新中国建立之前，马相伯以伟大的爱国济世情怀创办了复旦大学，作为首任校长，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主张。站在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的开端，马相伯在传统人文教育的基础上非常提倡科学教育，将两者创造性地纳入中国传统"文"与"质"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育人目标中，指出人文与科学并重的育人目标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以，马相伯一边提倡学习科学新知，一边反对盲目推崇科学，尤其反对科学万能论。他认为道德是人文教育的核心，通过设置以古典语言为取向的人文课程，强调国学与西方文化学习并重，以涵养人的德性。

另一位对复旦大学办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李登辉校长，他的育人理念是“个人成就与社会奉献的统一”。他在复旦培养的学生中担任大学校长的有二十六人，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他被世人誉为“人伦师表”。李登辉毕业于耶鲁大学，将当时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措施运用在复旦的教学上。比如，1933 年复旦设置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包括国文 6 学分、英文6 学分、中国近百年史/ 欧洲近代史6 学分、军事教育2 学分、自然科学8 学分和社会科学 6 学分，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的思想。1939 年又颁布了《导师制实施细则》，其中详细列举了施导方法：个别谈话、团体谈话、远足会、学术问题讨论等。这些举措在当时中国大学界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严复、夏敬观、高凤谦、吴南轩、章益等复旦的历届校长都着眼于全方位的育人理念，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办学条件下坚守着复旦的育人理想。总体上讲，1949 年前复旦大学逐步形成的教育特色和今天的通识教育具有鲜明的呼应性：
• 重语言：课程体系中重视对英、徳、法等外国语及拉丁语、希腊语等西方古典语言的教学。
• 重国学：在外语特色的同时，《复旦公学章程》所示，学生如“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
• 重哲学：复旦5 门必修课中有2 门是哲学课程，创始校长马相伯所著的《致知浅说》是中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上的“哲学导论”。
• 重经典：“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马相伯）
• 重德育：教育要义“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小智”（李登辉）
• 重能力：要求学生关怀社会、服务国家，重视对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2 年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当时，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安徽大学等19 所学校的文理基础学科调入复旦，而农学院、财商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等应用型学科调出了复旦。文理并驾齐驱，名师汇集校园，复旦大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整个大学均衡的学科布局成就了健全的育人环境。虽然每位学生、教师各有专业属性，但大家能够在校园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浸润在“和而不同”的大学文化之中。以基础性学科为主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抑制急功近利、急于学以致用的价值倾向，这些都成为了现在全面推行通识教育的重要基础。

在这种比较理想的学科布局土壤之上，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华中一、杨福家等历届校长引领复旦的教育事业不断前进，使全面推行本科通识教育的条件逐渐成熟。特别是谢希德，她胸怀宽厚，通达明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提出“赤诚爱国，面向世界，前瞻未来”，并且完善、推广了优秀学生导师制、学分制、五级浮动记分制。

所有这些优秀的传统，都进入了复旦人的血脉，成了复旦人宝贵的财富。复旦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本土化通识教育高地，对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产生引领作用，有赖于前辈们的教育理想、远见和不随世俗潮流的坚持奋斗。

（文/陆一，高等教育研究所 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