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醒之际游走 ——《西游记》和《西游补》中的梦境书写

 

一、问题缘起：为什么孙悟空打得出幽冥界，却逃不出鲭鱼腹？

《西游记》，究其本质，是一部“游记”。游记的核心是人物的漫游经历，漫游者或是穿越时间，或是穿越空间；这些陌生的时空都是漫游者的“异境”，人物在其中进行体验、得以成长。“梦境”是一种非现实的异境，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场所。于作者而言，梦境的构建具有较大的自由性；于读者而言，对梦境的解读方式也具有多种可能。梦境不仅反映现实，也体现人物心理，具有丰富的书写和解读内涵。

《西游记》中对梦境的书写并不多，仅孙悟空、唐僧、唐太宗和魏征有过出入梦境的经历，其余提到的“梦”都是以转述的方式寥寥带过。而其续书《西游补》以孙悟空的梦为文本主体，而这里的梦境构建与《西游记》中的梦境存在较大的差异。路逢异境，总会涉及“入境”和“出境”的问题。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孙悟空梦游幽冥界，还是唐僧夜逢鬼王，《西游记》中的人物进入梦境后，都能以某种方式顺利离开；而在《西游补》中，虽然孙悟空最 终离开了梦境（即“鲭鱼腹”）的束缚，但他在离开前已经在梦中陷入疯狂状态，迷失在异境之中，无法脱身，因此可被视为一场失败的逃离。

为什么孙悟空打得出幽冥界，却逃不出鲭鱼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以延伸出许多值得探讨的内容。从“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将这个问题放置在中国文学创作传统与现代意识交锋的视域来进行审视，可以对《西游记》以及续书《西游补》文本本身获得更多的了解；同时，探索文学作品中的梦境构建方式，也能帮助读者找到一条更好的解读路径。

 

• 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现代理论中的“梦”

在探讨《西游记》和《西游补》中的梦之前，不妨先对“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梦境书写和现代的梦境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梦”坐落在人类意志无法把控的精神领域中。梦似乎是内在于自己，但其力量来源和运作规律似乎又被他者控制——这在各种文化语境中都是人们对于梦最根本的看法。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异己力量，正是对这种异己力量的认识，影响着人们对梦的认识。中国古代的人们偏向于将这种力量看作“神意”，让梦在社会实际中发挥功能；西方现代理论将其视为做梦者的潜意识，根据梦境可以探微人物的内在人格。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梦，和日常的梦又有所差别。我们在解读文本之梦时，应当采取特殊的策略。

 

•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梦境书写

殷商时期，随着文字的产生，梦的书写也随之起步。这时候的梦，存在于人们的卜辞之中。布留尔说，对于处在文明发展初期的人们而言，“梦永远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梦被认为是神为了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们而最常用的方法。”[1]这种神意往往与做梦人内心深处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商史学家胡厚宣曾谈到“殷人之梦，则由卜辞观之，恒为凶梦，吉梦极为少见……这大概是因为，殷人以为作梦乃灾祸将临之微兆，故常惕惕行举以贞之。”[2]梦与恐惧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

再后来，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发展，一方面，梦与王权、统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被统治者用作维系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梦走入文学，具有了更多的审美特征。出现了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梦境意象，随后梦又成为了唐诗宋词中重要的情绪抒发通道，又接着成为众多小说中的情节组成部分。

从梦在古代文学中角色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梦在文本中的作用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

1. 提供审美意象。梦的内容在很多时候可以直接起作用。很多情况下，在文本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梦”本身，而是梦的意象。如《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梦境意象，则偏向于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审美意象。作者仔细描摹梦境中的形象，是为了获取情感和感官上的愉悦。

此外还应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梦”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学传统的体现，那些梦的意象常带有类型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比如蝴蝶、狐妖、彩笔、周公、智慧老人等，这些经典的梦意象在中国文学中被反复书写，并承担着固定的作用。

1. 辅助情感表达。做梦本身的特点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这一点在唐宋诗词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梦境的飘渺不定、似真似幻，容易激发作者的内心的激荡情感、浪漫的遐思。其次，梦境内容的自由性往往让诗人借助梦境寄托自己的理想，言说志向，表现自己的人格品质。
2. 提供异境空间。这是从情节功能的角度来对梦进行的探讨。梦境作为一个空间，是情节得以发生的场所。尤其是小说崛起之后，梦境常常成为叙事结构的一部分，既具有审美意义，又有塑造情节和人物的功能，自身成为故事的发生场所，也成为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结通道。文学尤其小说中的梦，与日常的梦发生了分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本中的梦意象与现实生活中的梦体验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梦意象是以梦的形式为外在表现的一种审美意象的创作，借梦之名，行审美创作之实。因而相对于梦体验的自然属性而言，梦意象则是艺术家们审美创作的结晶，是一种在意识与理性的主导下的情感抒解方式。可以说，梦文学和梦意象的存在，是人类把梦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创作的特征联系起来的产物。”[3]虽然梦境的内容瑰丽诡谲，存在许多超现实的虚拟形象，但总归是被理性控制下的文本书写。例如，中国古代传统梦境的代表“黄粱梦”、“南柯梦”，这种梦只是为作品提供了一个梦境的结构，为故事提供一个具有“梦幻”特征的异境空间，以便情节得以完整地展开，表达作品的中心主旨。

    无论是提供审美意象、辅助情感表达还是提供一个异境空间，梦境在作品中总是为达到某一个创作目的服务的工具，为理性或理智所操纵运用。

 

• 精神分析：现代视角的解读

西方现代理论的兴起，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弗洛伊德的学说让人们对梦有了新的理解，并由此出现了新的文学研究流派——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一方面注重研究心灵如何以歪曲的方式表现情感，这些情感包括焦虑、恐惧、敌意和性欲等，它们来自个人历史上的创伤或身体的本能；另一方面，精神分析也重视人际关系，重视自我通过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方式。即研究文学中精神的活动应该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无意识和本能，一是形成自我的家庭、个人经历和社会。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心理结构，并且每个梦的心理结构对清醒状态时的精神活动都有着特殊的价值。”[4]在他看来，梦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是做梦者愿望的达成，是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

荣格则主要从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角度来阐释梦象。他的“原型”是神话的主题，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并且以象征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神话、梦幻以及其他象征系统中。

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为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解读方法。中西文学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让我们得以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去阐释《西游记》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梦。

 

（三）走向自然的传统文学梦

虽然精神分析的学说被广泛运用于对梦的解释，但他们要解释的显然并非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式的文学之梦。精神分析要探讨的是自然生发的梦，而非为了艺术创作目的、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工具的梦。虽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文学之梦中解读出人物以及作者的一部分心理活动，但我们很难潜入人物的隐秘意识中。这是中国传统文本构建的特点导致的分析方法上的局限。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清小说越来越多地注重对个性化人物的塑造，也更重视对人物内心的发掘，这与心学的兴起关系密切。“西游记的诞生过程与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西游记》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与“心学”紧紧相连。”[5]以张书绅的注评本为代表的对《西游记》的心学解读，几乎在《西游记》问世之初就已经产生，一直到近现代仍受到大多数批评者的认同。

20世纪初，一位笔名为阿兰的法国作家将人分成“历史的”和“小说的”两个侧面，那些可被直接观测并以据行动推断初的精神生活属于历史领域，而处理那些无法被外在察觉的人性的侧面则是小说的主要职责之一。福斯特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并在其文学理论著作《小说面面观》中说：“小说家的职责，是从隐秘生活根源上揭示隐秘生活。[6]”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助推了精神分析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使人们关注小说如何去表现人性和生活中隐秘的那一部分。

而中国明清时期心学的兴起、小说写作自身的发展流变，让作者的书写越来越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似乎更早地认识到了小说的这一面向。《聊斋志异》中的《画壁》故事，讲了男子与壁中少女幻游，归来后发现原来的垂发少女已“螺髻高翘”，由此产生现实与梦境的混同之感。

《西游记》的梦境书写具有强烈的心学色彩。《西游补》，《西游记》的续书代表，则构建了一个从心理空间上来看更加纯粹的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梦有很显著的差异，这就为精神分析研究方式在《西游记》及相关文本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游记》中还有一部分梦，带有“出魂”的色彩，展现出现实与梦境界线的模糊。

 

三、《西游记》和《西游补》中的梦

（一）生活逻辑在小说故事中的投射——情节功能性的梦

有一类梦境在《西游记》中经常出现，通常作为情节的补充，以寥寥数笔带过，并无细致的描摹，创作理性构建的痕迹很重。做梦者通常将其视为一种预言，从而辅助情节的发展。据统计，这样的“梦”在《西游记》中出现了约9次。

人物	梦境内容	相关事件
殷温娇	月缺再圆	与子玄奘重逢
殷温娇	谎称自己梦见一个和尚“手执利刃，要索僧鞋”	刘洪准许她去金山寺还愿
殷丞相夫人	女儿归家	玄奘给殷丞相带来女儿书信
魏征	斩泾河老龙	唐太宗忧病
刘伯钦一家	刘父回家，说自己因长老超度，罪业已消	刘伯钦一家感激唐僧，送其上路
宝象国公主百花羞	谎称金甲神人来讨誓愿	黄袍怪放行了唐僧
乌鸡国太子及其母	乌鸡国国王说明自己已死，请唐僧师徒帮他复仇	确认了当下国王的假身份
车迟国僧人	六丁六甲、护教伽蓝、太白金星等劝解其不要寻死，唐僧师徒将来解救众僧	孙悟空车迟国斗法
女儿国国王	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之喜兆	女儿国国王欲留唐僧
金光寺僧人	唐僧师徒将来此地救其性命	孙悟空大闹龙宫，取回塔宝

做梦者通过解读自身的梦境，坚信自己的梦明示或暗示了未来的事件，人们由此对未来的事件产生认同的态度，为此后的情节铺设了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梦作为对未来的显灵和启示，来自于中国古代占卜释梦的传统。生活中，人们通过预知未来而为当下的决策寻求理由；投射到文学布局里，梦同样推动情节的发展。人们在现实中对梦的认知以及梦对人们生活产生的作用，通过创作理性投射到到文本中，使文学的梦境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小说人物的生活，也就是“情节”。文学中的梦成为了小说结构中的一部分，具有对现实（即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的实际功用，这体现了其工具性的一面。

 

• 在自我心灵中漫游——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西游补》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做梦者的心理活动——比如《西游记》中那些次要角色的梦，都体现了他们的某种思虑——但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们的思虑也是被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的。然而，虽然《西游补》的梦境也是情节的一部分，但却是情节的主体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物在自己的心灵中漫游。

《西游补》中所描写的梦境，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梦境书写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这里，梦境直接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具有独立的艺术性。由于《西游补》的创作的直接任务就是塑造孙悟空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所以这时的梦境并非一个工具性的空间，而是全部的叙事空间。虽然它仍然被套在一个大结构里面（即师徒取经——孙悟空独自一人走入幻境——孙悟空回到现实重新上路），但这个大结构和小结构并没有什么事实上的关联，孙悟空入梦前的叙事只是一个简短的铺垫，出梦后的情节与梦境也并无关系，只是为了衔接原作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明人董说笔下的《西游补》中，梦境成为了孙悟空内心世界的变形，处处反映着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中最真实、也最隐秘的一面。通过分析作者这样变形其内心世界的目的，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孙悟空逃不出自己的梦境空间。

 

1、《西游补》内容概括

《西游补》的故事开始于孙悟空欲唐僧关于“红牡丹”的争论，而后唐僧师徒被孩童纠缠，行者赶走儿童，打死男女，害怕唐僧怪罪自己，此为“心魔”之生发处。孙悟空前去化斋，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幻境。

在幻境中，孙悟空看见“大唐”，无法辨其真伪，上天宫去询问，却得知灵霄殿已被人偷去。回到“大唐”，并着手寻找驱山铎。闯入万镜楼台，从一镜中进入古人世界，欲寻秦始皇。变身虞美人，与绿娘一同会友，假扮虞姬，骗项羽杀了真虞姬。又来到未来世界，被迫临时充任阎王，审秦桧，见岳飞。离开地府，看见唐僧、小月王、翠娘众人；唐僧耽溺声色，逐了八戒沙僧，放弃了西行，又被封为杀青大将军，同西戎作战。行者自称孙悟幻，进入作战队伍，孙行者与罗刹女之子波罗蜜王斩了唐僧，孙悟空发狂。虚空主人唤醒悟空，告诉悟空他现在身处于鲭鱼精体内，回到旧时山路，打死了鲭鱼精。

虽然读者将鲭鱼腹中的故事当作梦境来解读，但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说到这是孙悟空的一场梦。之所以我们将其看作一场梦，是因为董说自己在《西游补答问》中提到“《西游补》，情梦也”：

 

问：古人世界，是过去之说矣；未来世界，是未来之说矣。虽然，初唐之日，又安得送城乡秦桧之魂魄而治之？

曰：《西游补》，情梦也，譬如正月初三梦见三月初三与人争斗，手足格伤，及至三月初三果有争斗，目之所见与梦无异。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梦之见之者，心无所不至也；心无所不至，故不可放。[7]

 

2、《西游补》的缘起

孙悟空既为“悟空”，但我们在《西游记》中似乎看不到对“悟空”这一概念的情节化呈现。孙悟空对于形而上的思考，自从其幼年时因“畏死”而“道心开发”之后，再也没有过，作者不再去探讨孙悟空的精神世界。他的西行之旅对他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参破这层意义，《西游记》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明人董说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试图为西行过程中的孙悟空构建一个纯精神领域的空间，为孙悟空对西行意义的悟得编织一个合理的情节。在此，可直接参考董说在《西游补答问》中的解释：

 

问：《西游》不阙，何以补也？

曰：《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大圣计调芭蕉，清凉火焰，力遏之而已矣。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8]

 

他的回答直接点出了《西游补》的创作主旨：悟破情之虚，悟通道之实。换言之，他的方法是：以“情欲”为由解除孙悟空身上的一切压制，给他自由的同时，也让他走向虚无。孙悟空在这样的自由空间里，反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最终在虚无中清醒过来，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

但其实，使孙悟空“悟空”的方法有很多，董说选择“情欲”来困住他，但这个选择是有替代性的，比如利用孙悟空同样不具有的食欲和财欲。因此，要达成这个目的，重点不在“情欲”，真正在起作用的，其实还是在于“让孙悟空直接面对虚空”。

 

3、直面虚无的孙大圣

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游补》是《西游记》的反向构建。《西游记》将孙悟空的人格进行阉割，将欲望、个人能力、外部权力、行动目标不断地赋予给这个人物；而《西游补》恰好是不断地将这些东西从他身上剥离。

（1）天庭权力系统的消失

孙悟空无法辨识大唐真假的时候，“按落云端，念动真言，要唤本方土地问个消息。念了十遍，土地只是不来”。于是想要上天见玉帝，“却才上天，只见天门紧闭”，里面的人说孙悟空已将灵霄宝殿偷了去，要等宝殿造好后方可迎客。整个天庭系统在《西游补》里是缺位的状态。

此外，天庭的缺失，也代表着“天”的缺失。而孙悟空曾以“齐天大圣”自称，“大闹天宫”更是他自我肯认和标榜的重要标志。“天”的缺失，象征着孙悟空失去了抗争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西游补》的‘鲭鱼肚’对行者造成的心理郁结，恐怕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天理’的迷失，一种自大之人无从自大的沮丧。”[9]

（2）取经目的的消解

孙悟空在《西游补》中的行动路径，背后主要有两条动力。一条是“寻找驱山铎”，一条则是“寻找唐僧”。此二者其实都源于对取经任务的坚守。

孙悟空听说“驱山铎”之后，想的是：“山如何驱得？我若有这个铎子，逢着有妖精的高山，预先驱了他去，也落得省些气力。”他想的是“驱山铎”对西行之旅是有用处的。而后来遇到绿竹洞主人，以“隔日来借”搁置了对驱山铎的寻找。这便是追寻驱山铎一线索的终结。

“寻找唐僧”一线索也同样破灭了。唐僧进入青青世界后，和国王小月王一同耽溺于声色犬马，还有了爱人翠娘。唐僧放弃了西天取经的使命，赶走了八戒和沙僧，后来被封为杀青将军，前去与西戎作战。整肃军队的时候，甚至想要杀掉八戒。最后被敌人波罗蜜王所斩首。唐僧形象的幻灭，彻底消解了孙悟空的取经目的。

最后，以孙悟空之子身份出现的、象征着其情欲的波罗蜜王杀死了唐僧，彻底解除了西行的使命。

（3）自身能力的失效

在《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悟空是有辨善恶真伪以及“识路”的能力的。但在鲭鱼腹中，他无法辨得眼前的“大唐”之真伪，也无法识路。同时，他也失去了天庭力量的支持，再无法呼朋唤友。

虽然他仍然有金箍棒，但他的武器并无可施展处。他虽然在途中打杀了侍女、贼人，但这些角色都是对其并没有造成伤害的普通人。他在鲭鱼腹中受到的伤害，例如莫名的诽谤（人们说他偷走了灵霄宝殿），以及无端的红线的束缚。孙悟空没有了可以明确攻击的对象，这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极端的痛苦。

 

4、精神分析下的《西游补》

（1）被压抑的自由向往

他的种种失去，其实是在不断解除他的枷锁。情欲的世界，给了他脱离原本环境的机会，其实是给了他自放心猿、重获自由的机会。但很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

弗洛伊德派假定心灵有两个组成部分——意识与无意识，无意识是性本能、欲望和情感存在的地方，它们被意识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但总是不断地努力着寻求满足和发泄，它们最终必须找到某种表现的形式，这种表现通常是间接和扭曲的。而意识的自我与无意识的本能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被称为神经病的病症，当对无意识情感或本能的焦虑十分强大以至于压倒了自我的时候，神经病就发生了。[10]

透过《西游补》构造的鲭鱼腹之梦境，结合《西游记》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董说和《西游记》的作者都认同，孙悟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反叛的种子。孙悟空毫从野蛮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存在于社会体系之外；直到今天，许多读者都愿意将他看作一个有着独立人格与反叛精神的形象。但他被天庭镇压，被迫归顺“正道”，戴上紧箍咒，融入了社会体系。但他的独立人格和反叛精神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压抑在其潜意识中。这种被压抑的意识，在《西游补》的梦中表现出来。他渴望自由，他的骨子里并不想西行取经，因此梦中的唐僧竟然是那个主动放弃取经的人，而他又将自己的功名之欲投射到唐僧身上，让唐僧在自己的梦中成了大将军。

 

（2）焦虑的孙大圣

除了被压抑的自由向往，书中处处还体现出孙悟空的焦虑情绪。他对天庭权力系统的抗争无能，构成了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焦虑与怀疑；西天取经、降妖除魔、保护唐僧的日夜思虑，一直弥漫到他的梦中，让他在梦里想的仍然是“寻找能让取经之路更顺利的驱山铎”、“找回唐僧而继续上路”；孙悟空对自身能力的看法也构成了他的焦虑，他自认为战无不胜，但其实往往打不过路上遇见的妖怪。这种情绪在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5、一场失败的逃离

《西游补》的结局，孙悟空眼看着唐僧被杀，战场上战旗纷乱相杂，不由得“大愤大怒，一时难忍，现出大闹天宫三头六臂法身，空中乱打”，陷入疯狂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孙悟空被困在了这个梦境中，无法逃离这个“异境”。虚空主人的现身，只是为了解释孙悟空的处境，让情节能够与《西游记》相续接，角色的安插略显生硬，反而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因而在笔者看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孙悟空实际上是走不出鲭鱼腹的，他在陷入疯狂的那一刻就昭示了逃离的失败。

而这场失败的逃离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西游补》涉及了对这样一个人生处境的探讨——已经有着沉重背负、人格已被阉割的人，被突然抽离原来的环境，流放到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呢？被外部世界所裹挟的人，将生活的意义建立在外部世界的话语中，缺乏自我心灵的建设，当信念的所附一旦坍塌，就会陷入虚无，遭受深重的精神危机。在笔者看来，《西游补》的目的在于让孙悟空“悟通大道”，但它无意（或许有意）地涉及了关于“虚无”的哲学命题，展现出的是孙悟空在西行路上“无法回头”之无奈。

作者董说为孙悟空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孤绝的空间，让他在其中获得虚无、荒诞的人生体验，从而意识到自己不再拥有自由的可能。这种荒诞与虚无的体验，与现代主义的内核高度契合。现代主义作家们着力描绘人的扭曲与异化，反映人在虚无中的彷徨、徘徊、苦闷与孤独。现代主义的迷茫、苦闷、孤独和痛苦的根基在于人本身处在无法确信的怀疑中，感知存在的虚无状态。

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梦，以孤绝的姿态脱离了故事情节，也远离了现实生活。即是说，作者董说发掘出了梦境体现人的隐秘心理的一面；但他将梦境从人心中剥离出来，将梦境和生活现实看作两个相对立的范畴，孙悟空在二者中的存在非此即彼，其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而这种界限的消除，我们可以在《西游记》中的“魂梦”中看到。

 

（三）似梦非梦——《西游记》中的魂梦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在《西游记》和《西游补》中分别看到了两种梦的类型，一是功能性的、文学传统中的梦，一是心理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梦。而《西游记》中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梦，它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写作模式，自身作为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具有工具性；另一方面又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紧密相连，具有阐释性，我们可以从中去解读出人物的意识或潜意识。由此，作品直接取消了梦境与现实的分野，人物得以在梦与现实之间自在游走；梦醒之间的界线在这里消泯，梦境与人生、心灵与世界都融为了一体。

这些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它们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出魂”。这些梦境与现实世界几乎直接相通，人物在梦中的行为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它们似乎并没有成为梦的必要，但它们之所以成为梦，说明其有着一定的理由——它有着前文中所述的《西游补》式的心理的梦的作用。作者意识到梦能够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有意识地通过写梦来表现人物形象。这一点在唐僧做梦后孙悟空的反应中可以得到证实：

 

三藏道：“徒弟，我刚才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个怪梦。”行者跳将起来道：“师父，梦从想中来。你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梦多。似老孙一点真心，专要西方见佛，更无一个梦儿到我。”

 

“梦从想中来”。“梦”和路上的妖魔鬼怪一样，同样是“心魔”的象征。乌巢禅师给唐僧的《多心经》中，就有“远离颠倒梦想”一语，此后孙悟空也曾提醒唐僧警惕“梦”：

 

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

 

通过《西游记》中人物的梦境，我们能体验到情节在虚实之间生发，也可以窥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1. 唐僧和唐太宗的“怕”

1. 唐太宗的梦

唐太宗在魏征斩龙前后各作了一个梦。起初，犯了天条的老龙向唐太宗求救，请求不要让魏征处斩自己；太宗梦醒后，对此事念念在心，留魏征与自己下棋，但没想到魏征竟梦斩龙王。太宗“心中悲喜不一”，喜者夸奖魏征好臣，悲者谓梦中曾许救龙，不期竟致遭诛。

 

当晚回宫，心中只是忧闷，想那梦中之龙……思念多时，渐觉神魂倦怠，身体不安。当夜二更时分，只听得宫门外有号泣之声，太宗愈加惊恐。正朦胧睡间，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高叫：“唐太宗，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闹不放，太宗箝口难言，只挣得汗流遍体。

 

唐太宗对于梦中异己力量的思虑和恐惧，导致其噩梦的出现。唐太宗的忧惧从何而来呢？大概有以下几点：

①比唐太宗力量更强大的人的出现。如玉帝，不仅掌握人间雨泽，而且还能成功地差使唐太宗留在身边下棋的魏征；袁守诚则有着预见未来的力量。而龙王同样有力量、有权威，其形象也是为人们所恐惧的；此时的龙王向唐太宗求救，未尝不是一种唐太宗对于更高级力量的恐惧心理的变形。

②国土治理出现危机。经考据，唐代泾河流域的旱涝灾害十分频繁。泾河流域是唐王朝政治经济中心，也恰好位于旱灾发生率最高的关内道，“‘梦斩泾河龙’故事中泾河龙王暴躁易怒的性格实际上是曲折反映了泾河流域旱涝等自然灾害的残酷，其被斩的传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反抗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11]

③玄武门之变的“后遗症”。历史上的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踩着亲兄弟的血肉登上了皇位，这不可以说没有给他心中留下忧惧的种子。

④害怕自己的失信行为遭到报复。国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是非常重视的。龙王向唐太宗求救，而自己没能践行自己的许诺。何况龙王对唐太宗来说，是一种不可控制的神秘力量，自己对其的失信可能导致报复。而唐太宗确实也是在这样的思虑中患病而亡。

 

1. 唐僧的梦

唐僧一行人夜宿宝林寺，赏月吟诗。这在《西游记》中是很少见的情节，但笔者也注意到，“诗”也是心魔的体现之一，这体现在“诗”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危机的出现。

唐僧不能动诗心。“荆棘岭”一回中，并无侵害性的树妖被八戒打死，这一情节实有深意。张书绅提到：“谈诗即谈心。”禅宗认为文字具有危险性，文字强调象征、直觉的体验，反对理性、逻辑的说解。佛教教义中，“绮语”是有违事实或不合时机、繁芜杂秽的语言表达[12]，是“十恶”之一。语言文字对人心智的缠绕、遮蔽，与葛藤如出一辙——“那岭上荆棘丫叉，薜萝牵绕，虽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刺棘针。”“薜萝缠古树，藤葛绕垂杨。盘团似架，联络如床。有处花开真布锦，无端卉发远生香。为人谁不遭荆棘，那见西方荆棘长！”从“去除心魔”的角度来说，树妖的死是必然的。

说回唐僧在宝林寺的吟诗。唐僧吟诗意味着心魔攒动，思虑增生。唐僧吟诗后，徒儿睡去，他却反常地想要念念儿时的经。“困倦上来，伏在经案上盹睡，虽是合眼朦胧，却还心中明白，耳内嘤嘤听着那窗外阴风飒飒。”这便是入梦之时，也是出魂一刻。鬼王现身后，模样甚是可怖——“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叫：‘师父，师父！’”而见了这不速之客的唐僧，首先说的是自己的正心——“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魉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时来此戏我？我却不是那贪欲贪嗔之类。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奉东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者。’”唐僧的这个反应也很能说明问题。在他看来，心不正、思虑多是招致不洁之物的原因，而这一情节恰好暗示了唐僧内心压抑着的“心魔”。

唐僧怕路遇妖魔鬼怪，怕自己无法去得西天取到真经，或许他其实更害怕自己不是一个“光明正大之僧”。

 

综上，唐僧和唐太宗的梦，都来自于他们的恐惧心理。用荣格的学说进行分析，这些梦是他们心中“集体无意识”的结果，来源于国人心中恐惧心理与梦的紧密相连。对他们的“梦”的刻画，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交代清楚了他们“历史性”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小说性”的人性隐秘面也被暴露在读者眼前。

 

1. 孙悟空在怕什么？

如果说唐僧和唐太宗的梦表现了他们的“怕”，那么孙悟空的梦在表现其恐惧心理的同时，也体现他的欲望。这很容易理解——欲望和恐惧通常是连在一起的，正因为孙悟空产生了对永生的欲望，他才对死如此恐惧。同时，在《西游记》社会体系中，永生的资格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因此他身上也体现出对社会地位的欲望。简言之，孙悟空怕的，一是死，二是社会地位的卑下。

孙悟空的梦其实是典型的“出魂”。孙悟空宴饮致醉，迷糊之中被两人勾去了幽冥界，孙悟空大闹地府，把自己和其他猴子的名字都从生死簿上划掉，然后又一路棒打出幽冥界。

 

“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绊着一个草纥繨，跌了个蝤踵，猛的醒来，乃是南柯一梦。”

 

这才证明，这场地府之旅的确是一场梦境。

孙悟空为什么会梦见这样的事情呢？或者说，作者将这件事通过梦境的形式来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一个解释是，幽冥界并非随便就能到的地方，梦境或曰“出魂”成为了连接人间世界和幽冥界的通道。

另一个就是关于做梦的心理的解释。孙悟空之所以梦见自己去地府销名，是因为心中怀有对死亡的恐惧。

 

“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

 

“道心开发”的孙悟空，所忧虑的首要问题就是“死亡”。对长生的渴求在书中随处可见，这种渴求也一直存在于孙悟空的意识之中。

“畏死”的前提是人“会死”，但此时的孙悟空不是应该已经学到长生之术了吗？为什么他有对死亡的恐惧呢？其实，虽然菩提祖师曾告诉过孙悟空长生的口诀，但这个口诀仅仅是给了孙悟空长生的资质，但抵抗不了外部的危险。当孙悟空念记了长生的口诀之后，祖师又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祖师道：‘……虽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做鸹风。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知解。所以都要躲过。”悟空闻说，毛骨悚然。

 

仍处于孩童时期的孙悟空，以懵懂的心智直面来自死亡的威胁，这种恐惧感应是相当剧烈的。为了进一步拥有长生的能力，他继续学习了七十二变。但自己能否永生，终究无法从自身得到求证，永生的权利还与外界的环境相勾连，而孙悟空此时没有进入社会；他虽然以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了，但始终会觉得有些“不踏实”，因而畏死心理一直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

在《西游记》的世界体系里，只有天庭系统里的众神众仙可以长生不老，也就是所谓“正统高层社会”的人。孙悟空以为自己勾销了生死簿就可以万事大吉，但实际上“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商量启表，奏闻上天。”被制裁只是迟早的事。他逐渐意识到，修道、实力、名气都不足以让他实现长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社会主流体系、凭借社会地位得到永生，即所谓的“归于正道”。正如他在第七十四回对一位老公公讲起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个梦——

 

行者笑道：“实不瞒你说，我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当年也曾做过妖精，干过大事。曾因会众魔，多饮了几杯酒睡着，梦中见二人将批勾我去到阴司。一时怒发，将金箍棒打伤鬼判，唬倒阎王，几乎掀翻了森罗殿。吓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纸，十阎王佥名画字，教我饶他打，情愿与我做后生小厮。”

 

这是唯一一次，孙悟空提起曾经做过的梦，而且态度极为得意自足，认为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出来夸耀的竟然还并非“大闹天宫”，足见“闹地府”在他自己看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用福柯的方式来看，孙悟空在反抗社会等级体系的同时，其实恰好是承认并进入了社会等级的话语体系；这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让孙悟空的追求目标由“求得永生”转向为“修成正果”，为后文去西行取经作了铺垫。

这样来看，孙悟空能从幽冥界的梦境中脱身是情节的需要。这个梦是作者给他设置的一个陷阱，孙悟空必须踩进去，也必须打出来。幽冥府空间是孙悟空暴露内心恐惧的空间，也是祸根的伏笔，是孙悟空走向社会体制的转折处，是情节结构的一部分。

孙悟空的梦体现了心学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梦与现代心理之梦的结合，文学中的梦不再只是一个具有梦幻色彩和异境功能的形式，不再片面地注重其在作品建构上的功能；同时，这些梦境也没有与生活剥离，而是和现实混同起来，让人的隐秘心理本身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四、结语

同为梦境，为什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能一路打出幽冥界，而《西游补》中的孙悟空却走不出鲭鱼腹呢？这个问题涉及到梦境书写的不同范式。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梦境通常以以工具的面貌出现，被作家的创作理性的力量所利用，对于情节发展而言有着极强的实用性——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孙悟空必须打出幽冥界。现代主义的、走入人心灵领域的梦，来自于人心的最深幽之处，是更纯粹的精神空间，与现实生活隔绝，其本身就成为吞噬自我的力量——这是孙悟空走不出鲭鱼腹的关键。这两类书写范式都体现了人们对梦和现实二元对立的看法。

而《西游记》中那些似梦非梦的“魂梦”，则是两种书写范式的过渡与中和。中国古代小说家在以传统的方式利用“梦”来构建情节和审美对象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个体的隐秘侧面，小说中梦所代表的人的心灵世界逐渐成为了小说家直接书写的对象。当文本取消了梦境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我们会发现文本不再是在单纯地写“生活”，也不再是单纯地写“梦境”——文本本身就展现了我们观察人生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混沌不清，但却非常真实——我们意识到人物其实生活于梦醒的混合状态之中。文学是在提醒我们关注人的这样一种处境。

最后，以一些文学解读层面的方法论为本文作结。总的来看，以《西游记》、《西游补》为代表的明清的小说家在进行梦境创作的时候，会同时考虑到人物心理描摹和外部情节构建两方面的问题；至于需要侧重关注哪一方面，要根据具体情况在权衡中进行解读。《西游记》中那些纯功能性的梦，就不适合用精神分析法做过多的解读；而如果但从情节结构的角度来审视《西游补》，就会错过很多关于人物内心质地的细节；而对于二者界线已然消泯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同时从两个角度去关注文本。读人，读故事，还是读人生——我们的选择并不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