瘴气与地域歧视

瘴气与地域歧视

许 家 瑞

 

教师评语：这篇报告对古代“瘴气”一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查阅了不少文献资料，结合课堂学习的知识和个人独立思考，提出“瘴气”其实是各类微生物传染病，且一定程度上涉及古代中原对于南方的地域歧视。报告视角独到，资料丰富，分析合理，观点鲜明，是一篇优秀的课程报告。

 

     摘 要：本报告主要从瘴气一词出发探究古代中原对于南方的地域歧视，并分析古代社会对于微生物传染病的认识以及应对策略。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查阅文献，即有关瘴气研究的著作和历代有关“南蛮”地区的记录。通过分析总结得出了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难以区分疾病种类进行诊断，再加上中原对于“南蛮”的刻板印象，将寄生虫病、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一系列疾病统一归因为瘴气，并笼统进行治疗导致极高死亡率，由此引起了长达许久的地域歧视的结论。体现了微生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观念进步的重要影响，并反映了现代生物学家、医疗工作者对于微生物与人类健康的有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瘴气  疟疾  病菌传播  疾病诊断  微生物的认知 微生物的影响

引 言

历史上瘴气与南方紧密相连，各朝各代都对于“岭南多瘴气”有着刻板印象，而中原王朝对于南方的征伐几乎从未间断，例如著名的诸葛亮南征、王阳明南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冷兵器时代征伐过程中，给军队造成最大战斗减员的往往并不是手持利刃的敌人，而是传染病，其病原体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微生物。而在这大大小小若干次“南征”中最致命的“杀手”就是瘴气，其本质就是疟疾等微生物传染病，如《续资治通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未几，瘴疠疾作，帝命尚医诊视，遣近臣临议用药。”这其中的“瘴疠”指的就是疟疾。有关瘴气的研究，郑洪的《“瘴气”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古代岭南生活意识的影响》一文已经较为详细，而本文则是针对瘴气体现的地域歧视进行分析，从南方特殊环境下人们对于瘴气的认知以及瘴气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新的有趣的认识，呼吁人们正确认识传染病，体现微生物研究、医学水平进步对人们观念的影响。

一、“瘴气”与地域歧视的历史

   《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记录了公孙瓒出任日南太守前辞别祖先时所说：“日南多瘴气，恐或不换，便当长辞坟茔。”[1]足见瘴气之可怖以及南方环境之恶劣。瘴气，笼统来讲，是南方丘陵山区因为各种因素所产生的致病环境。它并不是某一种病，而是许多不同类型疾病的统称，现代更多将瘴气解读为疟疾，严格意义上来说，疟疾仅是许多“瘴病”中的一种，刨除疟疾，还有诸如“孔雀瘴”（孔雀排泄物混入水中，误饮引发腹泻）、“桂花瘴”（二氧化硫污染,误吸引起中毒[2]）等等，而疟疾则是各种瘴气中最为危险的一类，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特别还是缺医少药的南方山区，几乎就是绝症。人们在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避免与之接触，于是岭南就被打上了“不毛之地”的标签，发配南方几乎等同于死亡，无数的毒虫毒水毒气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于南方的认识，最终演变为了自中原向南的歧视。这大致类似于埃博拉之于非洲，一种或多种疾病如果以一个地区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绑定，地域歧视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实际上瘴气包括的这些疾病并不仅仅在南方存在，下面我将进行一些分析。

二、“瘴气”为何物?——病原体分析及治疗

1.冷瘴、哑瘴

《高僧传》中写道：“登葱岭、度雪山，瘴气千重，层冰万里”。[3]即高山地区寒冷，那里的瘴气称为冷瘴。而其症状表现为“以寒甚热微，或但寒不热，或呕吐腹泻，甚则神昏不语，舌淡，苔白厚腻，脉弦滑等。”冷瘴多发于藏区（也可以划为南方），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高原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南方特有的，帕米尔高原也存在这种高原反应，往远了说，欧洲阿尔卑斯地区同样会使人产生一系列疾病，然而这与本次报告的中心“微生物影响”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阐述。

关于哑瘴有两种说法，一是哑瘴喉风，即由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咽炎，这就更显然处处皆有了，但由于相关记载过少，实在难以具体考证，此处不做详解；二是诸葛亮南征中遇到的哑泉，作为一种障碍被记录为哑瘴，即由重金属离子污染水源导致的疾病，与微生物同样关系不大，此处亦不做深究。

 

2. 孔雀瘴

“五六月．雨水泛溢．有孔雀处．其屎积于木叶茸草间．随涧水流下．人误吞之于炊爨间必患腹胀而痛闷．轻者正气平胃散调玉枢丹而愈．重者行军散、七香散、紫金锭可治之。”[4]这是中医对孔雀瘴的记载。而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孔雀的排泄物本身是没有直接的毒性的，那么导致孔雀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沙门氏菌。它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可以通过粪便传播，野生禽类是它的天然宿主之一，且可以在水中生存2-3周，感染症状为发热、恶心、腹痛腹泻。以上种种都与孔雀瘴较为吻合，因此可以推断，所谓孔雀瘴就是沙门氏菌或其他菌类引发的细菌感染性腹泻。

 

     孔雀粪便

在古代，人们南行途中，饮用水很显然就是路边的小溪、湖泊，而南方山区内，由于动物排泄及动植物尸体腐烂等原因产生的大量致病菌很容易伴随着雨水汇集到河流之中，路过的行人喝下这种水，很可能导致细菌感染，进而产生孔雀瘴的症状。汉代马援《武溪深》一词有云：“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便描述了行军至武溪时军队士兵大量感染瘴气的场景。

有关孔雀瘴的治疗，古代并没有诺氟沙星等抗生素，也难以确诊致病因素，故采用行军散、玉枢丹等药物进行针对性不强的治疗，这些名字带有几分玄幻色彩的药物主要有效成分无外乎麝香、雄黄等天然杀菌药物，然而这些药物一来因稀少而名贵，二来毒副作用较强，并不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但考虑到当时的医疗条件，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以孔雀瘴为代表的一系列瘴病，如蚯蚓瘴、鸭虫瘴、黄蜂瘴等，其形成与南方独特的地理条件脱不了干系，山林本就是鱼虫鸟兽栖息之所，东南亚的海岛与非洲的原始森林因为相同的原因也存在瘴气，那么由此引发的地域歧视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环境如此，不是当时的人们可以改变的。

 

3.热瘴——黄茅瘴

   嵇含在《南方草木状》记载道：“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5]由此可见，黄茅瘴就是指秋冬茅草变黄时的瘴气。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古人对瘴的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气团，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极易患上特定的疾病，症状都非常类似，表现为先发冷后发热伴有盗汗痉挛等，这其实就是疟疾。而南方地区蚊子数量众多，常常形成蚊群，古人所记载的瘴气，是将实质性致病的疟疾构成的“瘴”与可见的蚊群、雾气形成的“气”联系在一起得到的产物。

大家对疟疾都有一定的了解，其病原体为疟原虫，可以寄生在按蚊体内，由蚊虫叮咬传染给人类。古代为何会单独列出一个黄茅瘴呢？这与疟原虫的宿主按蚊的生活习性有关。所谓流水不腐，流动的水一方面把氧气卷入水中，另一方面把下面含氧量低的水翻上来吸收氧气，所以有机质分解的快，不容易出现微生物集聚情况。而且流动的水会冲走虫卵，蚊虫难以滋生。所以，北方、中原大江大河虽然水多，带来湿润空气，却未必会直接致病。古人说瘴气，一般说的也不是开阔谷地里的农业区，而是说周围的山区里有瘴气（由此也可见瘴气不能简单地说成湿热空气）。在秋冬季，南方山区昼夜温差大，极易形成雾气，而晌午雾气凝结成小水洼，这些富含有机物的小水洼就成了按蚊滋生的绝佳场所，因此瘴气往往伴随着疟疾而来，收割一大批南行之人的性命。

疟疾在古代几乎无法治愈，并且死亡率极高，试想，南征途中，感染疟疾的人将会经历发冷期、发热期、出汗期，没有条件进行抗寒、散热的他们往往撑不了多久，而这种极端痛苦的死法可以给人带来相当的冲击，因此人们会竭力避免前往南方，若不得不前往，也会作诗写文感叹一番命运弄人，立下遗嘱以备不测，可见南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没有中原那般安全。

而一旦不幸染上疟疾，当时所能做出的处理也仅仅是从伤寒的角度进行治疗，如《神农本草经》记载，公元1—2世纪已使用植物中草药常山：“常山味苦寒，主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而屠呦呦教授所参考的葛洪《肘后备急方》提到的黄花蒿，倒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方法，其机理为1、活化：青蒿素被疟原虫体内的铁催化，其结构中的过氧桥裂解，产生自由基； 2、烷基化：第一步所产生的自由基与疟原虫蛋白发生络合，形成共价键，使疟原虫蛋白失去功能，从而死亡[6]当然了，古代虽然发现了青蒿、柴胡、雄黄等治疗伤寒疟疾的药物，却因为提纯保持活性的方法不够先进而难以大范围治疗疟疾，否则古人也不至于”谈瘴色变“，进而“畏惧岭南”了。

 

    黄花蒿

 

4.毒瘴——尸瘴

如果去考量哪种瘴气最难以让人接受，那显然非毒瘴莫属，南方丛林内动植物种类、数量繁多，死亡后除了会污染水源，还会直接污染空气，形成所谓毒瘴。现代涉及封闭场所死亡的案件起初往往是因为“气味”被发现的，这种气味也被称为“尸臭”，其主要成分与毒瘴一致，为毒胺和腐胺。

尸胺是赖氨酸在脱羧酶的作用下脱羧的产物，在空气中发烟，能形成二水合物。腐胺则是利用鸟氨酸脱羧而产生的，性质与尸胺较为相似。这两种物质都是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的剧毒物质，被人体吸入、食入或经皮吸收。对眼睛、粘膜、皮肤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以引起烧灼伤。尸胺吸入后可能引起咽喉、支气管的炎症、痉挛、水肿、肺水肿或化学性肺炎甚至导致死亡。中毒后有咳嗽、喘息、气短、咽炎、头痛、恶心或呕吐等症状。

 

     腐烂的动物尸块

显然，这些症状和瘴气中毒非常的相似，这也就是所谓“毒瘴”的庐山真面。古代大凡涉及“死亡”这一禁忌话题的东西都多多少少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人们会认为是“怨灵”之类的不存在的东西引发了疾病，应对方式也就往往偏向于迷信，实际上包括烧香在内的手段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驱散毒瘴（当然不是因为神佛显灵而是烟气覆盖住了瘴气），但更多情况下人们还是敬而远之，待其自然消散，毕竟古人多少会有些迷信的倾向，谁也不愿无故沾染这些“不干净”的东西。这种毒瘴的主要成分尸胺腐胺正常情况下会存在于人体内，只不过量非常小，而现在显然也没用让其聚集的环境（至于死老鼠之类的情况还是会有），人们的处理方式往往还是通风加以稀释，如果产生中毒情况也是按化学品灼伤的症状治疗，并不会对于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

 

三、 历史上“瘴气”与“歧视”为何消散？

我们已经简单分析了主要的几种瘴气的实质，那么如此可怕的瘴气为何在现在的云贵川渝地区不复存在了呢？大致由这几点原因：农业排水、砍伐森林、医疗卫生水平提升。我们可以从流行病学角度分别进行分析
1.农业排水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与原因，历史上总还是有人来到了南方并进行定居，定居就需要粮食，就必须发展农业，而想要发展农业首先就是排水，我们都知道，沼泽是不能种粮食的（水稻也不行，对水质有要求），于是历代南方人民将一个个沼泽洼地填平，建成了坝子，修建了水库进行农业蓄水，并挖掘沟渠有效排水。这些看似纯是为了从老天手中讨口饭吃的行为间接地抑制了疟疾的传播，在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按蚊的栖息繁殖离不开“死水”，伴随着“死水”逐渐变少，疟疾自然不易传播了。用流行病学的语言来说，这属于“从传染源上避免传播”。

 

   坝子

2.砍伐森林

是的，被人们唾弃的砍伐行为实际上有效的消除了恐怖的瘴气，砍伐森林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农业发展需要，还有对木材的直接需求，与现在国家提倡的退耕还林不同，最早在南方开发时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这些树木，因为人是不吃树叶的。此举间接破坏了蚊子的栖息环境，同样也大幅减少了野生动物的数量，还有效地减少了有机质在土壤中的积累，这些共同抑制了许多致病微生物的生存，于是历史上的那些毒水、毒瘴也就伴随着高大的树木一并消失了。我们在这里不去辨析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是不是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单从消除瘴气便于人类栖居的角度来说，最开始适当地砍伐一些树木是有着积极意义与必要性的。

 

典型的南方森林

3.医疗卫生水平提升

我们回过头去再去看历史上对于南方的歧视，不难发现，歧视是逐渐增长的，南方卑湿暑毒，容易致人疾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比如《左传》就评价南方“土薄水浅 , 其恶易覯”，《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征讨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同书《西南夷列传》 亦记汉朝军士在西南地区“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这些疾病、瘟疫深深的印刻在中原人的记忆里，当时的医疗水平解释不了为什么健健康康的人一到南方就生病（古时对微生物显然没什么深入认识），于是他们将病因归为南方的水土“有毒”，并用“瘴”来加以概括，久而久之，“瘴”就成了一个地域差异的“垃圾桶”，感冒是因为瘴气、腹泻是因为瘴气、寄生虫病也是因为瘴气、就连大气污染导致的疾病也是因为瘴气。那么可想而知伴随着近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人们在意识到真正导致他们生病的并不是所谓瘴气，而是一些从没认识过的微小生物后，对南方瘴气的看待自然就会理性起来。事实上，从细菌感染到疟疾，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只要应对及时处理得当，都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这些显然得益于医学、生物学的研究。

四．反思这种地域歧视

     健康，始终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面对一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时，人们往往避之不及，就像古代中原人会避免前往瘴气笼罩的南方一样，但是伴随着生物学、医学的进步，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了瘴气引发的各种疾病的本质，最能破除对未知的恐惧的就是消除未知。些细小的、无法察觉的微生物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只有我们对它们了解的足够深入，才能正确的看待他们、进而正确的看待他们所引发的疾病。

人们对于微生物的系统研究始于16世纪，在这之前医学始终是依靠着规律、经验发展的，当某些严重的疾病产生在特定区域时，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区域内哪种因素导致了这场灾难，只好敬而远之，并且产生“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用“偏见”去解释这些疾病，就像是这古代南方的瘴气，“瘴气”的概念产生之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此后随着中原人向南方的持续迁移开拓，与“瘴气”有关的记载也开始大量出现在文献当中。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瘴气”之说开始大规模的迁移和扩展，出现了异化和泛化的趋势，其指代的疾病越来越多，分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蛮荒之地的不明疾病都有可能被归为“瘴气”。从此，“瘴气”成了一个大筐，只要能和地理环境扯上点儿关系，无论什么内容都能往里装。从病理上说，如今许多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水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在古时都被归为了“瘴病”或“瘴疫”。而从地域上说，“瘴气”的分布也不再局限于南方，于是青藏高原、葱岭雪山、外蒙草原上都有了“瘴气”，而近代以来随着国人视野范围的扩大，“瘴气”之说甚至扩展到了东南亚海岛甚至非洲。

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的发展，一方面人们过于笼统地对南方地区的疾病进行了分类，另一方面医者也受到了这种“偏见”的影响，难以对症下药。

而人们真正能够正确的认识瘴气离不开微生物学的发展，这些微小但致命的病原体被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一个接一个地消除，不仅仅消除了“偏见”，更是极大地改善了南方的环境，云贵川渝也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蛮荒之地”。

另外，历史上由瘴气体现出的对南方的歧视伴随着人们对疟疾、疟原虫及其宿主按蚊的了解逐渐消除了，但即使是在当下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身边依然存在“疾病歧视”。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外卖行业拒绝乙肝患者从业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乙肝病毒并不会通过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播，所以理论上乙肝患者完全可以从事相关行业，但是调查发现大众对这种情况依旧是抵制的声音更多，当然不排除人们“尽可能避免接触”的自保原则，但主要原因还是大众对于微生物相关知识缺乏，很多人听说过乙肝，但对于它的传播方式却并不了解，就会像古代避免前往南方的人一样避免与乙肝患者一切接触。这或许是个人选择，我们无权干涉，但我还是认为在了解到相关知识后会有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对于乙肝、乙肝患者的刻板印象。

与乙肝相比，艾滋病由于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和难以彻底治愈的特性，更是“疾病歧视”的“重灾区”，人们往往认为感染艾滋就代表私生活混乱或有吸毒等不良嗜好，殊不知不卫生的输血抽血设备往往是导致艾滋的主要原因。艾滋病人往往被社会排除在外，身边的人都会对之敬而远之，生怕与之有任何接触，即使这些接触并不会传播艾滋病。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由于一些有关宣传，人们大多认识到了艾滋病人只要采用一定的药物控制病情，是可以与大家一样正常生活的。我越发的觉得，相关医学、微生物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在如何预防、治疗艾滋病，更在于治疗艾滋病最大的“并发症”——歧视。对于整个社会观念的进步而言，后者甚至会更有意义。

 

后记：

    最开始我是从疟疾入手，想要写一篇有关瘴气的报告，在收集资料时，我发觉所能探究的内容十分有限，材料大多是古籍，无论是查阅还是引用都有一定困难，但无论什么资料，总是将瘴气与南方联系在一起，我起初认为这是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的，但是在研究了几类典型的瘴气的病原体后，我发现不是南方的环境导致了瘴气，而是人们将一切在南方所患的疾病归因为了瘴气，进而产生了南方生态环境恶劣的刻板印象。这引发了我一些思考，起初我这篇报告是想围绕老师给出的微生物对人类历史影响写的，我想研究瘴气对于古代南方人生活的影响，但我在考虑到最近看到的一些新闻（指正文提到的乙肝患者从事外卖行业事件）之后，决定推翻我写了一大半的文章，更换了标题和主要内容框架，我想去分析微生物研究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整体观念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消除歧视这方面的影响。对人类而言，未知往往意味着恐惧，在不知道致病机理的古代，南方作为“不毛之地”向来受到中原的歧视，瘴气就是歧视的集中体现，我尝试去分析瘴气背后的致病机理，事实证明这些因素并不仅仅存在于南方，只不过那里的环境比较容易滋生这些病原体，那么地域歧视就没有必要了，只需要把这些导致病原体滋生的因素剔除就可以了，也就是我提到的几条措施，实际上建国以来西南地区的开发也正是这样进行的，这其中固然有这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经验的总结，也离不开微生物学发展后研究人员做出的指导，就像“除四害”运动一样，人类的健康问题离不开微生物的研究，如何去预防、控制、消除这些可能导致疾病的微生物显得意义重大。在这一层实际意义背后，这些有关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更是有着消除歧视的作用，如今，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会“谈艾色变”，对肝炎种类的区分也日渐明显，看待患有传染病的人群的眼光也更加客观、理性、包容，我想，或许这些也是微生物研究的意义所在吧，也是每个相关工作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吧。而我们作为社会舆论的直接参与者，去学习一些有关知识有助于我们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去评价一些人、一些事儿，这种观念的进步带给我们的往往是自我的愉悦与他人的认可，这也是我选这门课的初衷之一。

另外，不得不说在发现一些关于瘴气的具体内容并成功联系到所学知识后，我还是挺激动的，这也算是我应用了一些浅显的微生物知识的成果了，就像研究孔雀瘴时，有关记载只是提到它由孔雀排泄物导致，病症为腹痛发热，我结合课上所学的内容认为这很肯能是细菌感染性腹泻，致病菌很可能是现在依旧常见的那些，比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经过简单的查阅我发现沙门氏菌正是通过粪便传播的，并且能够寄生在禽类体内，能在水中存活，这些帮助我做出了“孔雀瘴就是沙门氏菌等感染”的推断，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吻合推测了。这种一点小的推测被证实也算是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了。[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