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起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师生关系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葛剑雄
我今天主要想围绕学术创新的问题,与大家分享两个与师生关系有关的例子,分别是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跟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和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会简要说明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如何推动学术创新的。
谭其骧先生与其师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出生在一个延续了诗礼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5岁就开始阅读四书五经,旧学根底牢固,记忆力和书写能力都非常强。顾先生继承了五四以后兴起的创新精神,系统性地对中国古代史提出了疑问和挑战,是疑古学派的开山鼻祖。
谭其骧先生同样出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有早年留学日本的背景。与顾先生不同的是,谭先生的家庭没有对他施加思想学问方面的任何约束,而是任其自由发展。早在中学时期,谭先生就为了响应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参与罢课活动而被学校退学。进入共产党人主办的上海大学后他继续参与革命活动,直到革命形势转变,与组织失去联系。随后,谭先生考取暨南大学,正式踏上学术道路。临近毕业时,暨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劝谭先生,如果想真正研究历史学,一定到北京去投奔顾颉刚先生。就这样,谭先生在毕业后考取燕京大学,入顾颉刚先生门下。
据谭先生后来的回忆,求学阶段顾先生对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件是专业课余二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学术讨论。
顾先生给研究生开过一门课,叫做《尚书》研究。当时的通行观点认为,《尚书》这部经典源于周朝或者西周。但顾先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尚书》以文字形式定型编纂至少要到汉朝时期。非但《尚书》如此,所谓上古三代的资料还有很多都是伪造的,或是根据传说杜撰的。顾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尚书》里提到的“州”这一概念。《尚书》第一篇《尧典》中提到十二州,而在另一篇《禹贡》中又变成了九州,说的是大禹治水以后把天下划分为九州,九州和十二州的说法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矛盾。顾先生认为,中国分为十二州是汉朝才出现的说法,这就证明《尧典》的作者应该就是汉朝人,冒充古代尧时期的人编写了《尧典》。
谭先生当时选修了这门课,他在听课时就认为顾先生的说法有问题,按照顾先生的说法,先秦的著作里面只提到九分支,没有十二分支。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用州为名称的,例如扬州刺史部和兖州刺史部,另有一个部没有用州来命名,这才形成了十二州的概念。谭先生在对照《汉书地理志》后,对顾先生的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十三个部并不是西汉的制度,而是东汉。两汉之间相差好几百年的时间,所以那天课后他就把这个意见口头跟顾先生说了。
这原本只是个偶然发现,谭先生以为跟老师提一提就可以了,但顾先生当场就要求他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字。这么一来谭先生就更加慎重,回去认真查阅了《汉书》、《后汉书》和《晋书》等相关资料,结果更增强了对自己观点的信心,写了一封信交给顾先生,其中列举了六点理由。顾先生在工作方面是非常勤奋的,第二天就回了封长信,对其中三点表示赞成,另外三点不能同意。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位学生并没有因为老师的回信而到此止步,反而更增加了他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后,谭先生又就顾先生不赞成的三点再次提出自己的论据,于是就有了给顾先生的第二封信。又隔了十多天,顾先生再次回信,针对第二封信里的论点同意了其中一点,另外两点仍然坚持反对意见。
至此,这场讨论本该结束了。但顾先生之后把他们之间来往的全部四封信都打印出来,分发给听课的每一位同学,并且作为今后这门课讲义的补充部分。顾先生自己还为此专门写了按语。他说,既然这几封通信都是讨论汉代州制的,与课程主要内容无关,为什么印发给诸位同学,还占据了《尚书》研究这门课的时间呢?原因有两点:一是借此可以明白古人的治学方法存在不当之处;二是可以对以前注解尧典“肇十有二州”一句的各家说法做一个总判,使那些妄议和猜测自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顾先生认为,这个两千年来都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这一讨论得以基本解决。最后,他还特别向谭其骧先生致谢,如果不是谭先生提出疑问,学界一定还会遵循传统的见解,袭用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注文中的错误说法。而在这场辩论以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得以厘清,连同王莽的十二州和《尧典》中出现的相关说法也被梳理清楚。对于以上这些时期通行的分州制度,我们比两千年以来的学者了解得都更为透彻。
谭先生日后与我谈及此事,还感慨于顾颉刚先生采取的这种做法十分难得,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说起当前师生间的讨论或是不着边际,或是轻描淡写,哪里还有老师跟学生就这么真刀真枪地展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还把讨论过程主动向大家公开,并且记录在案。要知道,当时顾先生是名满天下的教授,而他自己只是刚刚入门一个学生,还是他亲自指导的学生。在那种情况下,顾先生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件事与谭先生的研究方向有关。
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从来不给他的学生指定题目或者安排课题,他的教学风格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谭先生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打算在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对各个省份进行个体研究后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移民史。在整个过程中顾先生从来没有干预过,甚至没有多加询问,其原因或许与之前的那场学术讨论有关。当时顾颉刚先生已经认为谭先生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自己的选题。事实也的确如此,谭先生以资料详实、可行性较高的湖南省入手,顺利完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原本谭先生还想照此继续下去,完成湖北篇、江西篇之类的,但顾先生看完文章以后认为这已经足够形成一篇硕士论文了。谭先生也就此通过了燕京大学硕士学位的考核。
实际上,谭先生当时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如果要在对各个省份逐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移民史,可能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可行性太低。而在顾颉刚先生门下求学的过程中,他的学术兴趣也已经在顾先生的影响下发生了转移,激发了他对传统沿革地理的兴趣。因此在硕士论文完成以后,谭先生并没有在移民史的方向上继续深入下去。
按照燕京大学的规定,虽然谭先生的论文已经通过考核,但是一定要到规定的学习期满后才可以发放毕业证书。正当时,有个意外的机遇出现了。那一年的春节过后,辅仁大学中国沿革史的任课老师柯昌泗失联了,起因是他夫人发现自己丈夫有外遇,就到北京来兴师问罪。柯昌泗跑了,但马上就要开学了,校长沈兼士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在邓之诚先生的推荐下聘请谭其骧先生出任中国沿革史的代课老师。就这样,年仅22岁的谭先生登上了辅仁大学的讲台。正是因为这个机遇,使得谭先生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的兴趣得以继续发展。当时台下很多学生都比谭先生还要年长,开课的压力迫使他继续不断地扩充这一领域的知识,他就说很多时候看书都是为了救急,现学现卖。一旦时间稍微宽裕些,就开始进行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就是在传统的沿革地理,也叫当代沿革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由于谭先生在辅仁大学教授的中国沿革史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后来也就由代课老师转为授课老师。再后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都请他去上这门课,他一度还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地理。日后,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共同筹备并成立了禹贡学会,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要人物都在其中。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与吾师谭其骧先生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与谭先生的师生关系。
我硕士论文的主题是西汉人口考。这个题目不是谭先生帮我定的,而是源于谭先生授课过程中我受到的启发。谭先生曾应邀编写过《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于是就以这本经典著作为核心开设了一门基础课程。由于他当时身体抱恙,长期在华东医院住院,我们几个学生就去医院大堂里听他讲课,后来又转到了医院附近的辞书出版社。课堂上,谭先生主要是把他自己研究《汉书地理志》的心得告诉我们,而不会具体指导我们去做什么。至于课堂作业,则是让我们每人选一个郡,自己去做注释。我选的是河东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
在研究过程中,我看到谭先生原来的注释里提到《汉书地理志》里有一部分县或者郡有户口数字,提出是不是可能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研究当时的人口问题。我之后的研究方法正是受此启发。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清朝有学者提出公元二年前后是汉朝人口最多的时期。我对此提出质疑,并且写了一篇摘记。这篇摘记虽然只有一两千字,但在《复旦学报》正刊上发表,是我生平第一篇发表的学术文章。我既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那么接下来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的呢?因此,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西汉人口数量的考证文章,这也就成为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到了博士阶段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汉人口地理问题。类似情况还有同期的周振鹤,他也是在听谭先生授课的过程中对西汉的政区产生兴趣,硕士论文研究西汉初年的军国,博士论文是关于西汉政区地理。这些题目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老师只提供给我们某种启发。
后来,当谭先生知道我要做移民史的研究,就把他当年大学毕业论文的手稿送给了我。有一次,我在阅读谭先生的成名作《永嘉丧乱以后的民族迁徙》时,发现了文章中存在的一个缺陷。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首次应用地名学的方法对当时南迁的人口进行量化分析,但我发现谭先生在分析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人口数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换言之,人口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一百年前第一批南迁的人口到一百年后不可能还维持在原来的数量,这一百年期间差不多可以经过三代人,人口总量已经增加了不少。因此,不同时期迁移的人口理论上讲应该分别计算。尽管在操作层面十分复杂,很有可能最终无法精确计算出来,但在理论层面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最终的人口总量不是之前南迁人口的总和,而是南迁人口加上繁衍人口的总和。虽然谭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而且这篇文章本身写得非常精彩,但我既然发现了这一缺陷,就不能替他隐瞒或者只是在背后议论。我跟谭先生之间原本就不存在任何隔阂,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谭先生只稍加思考,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没有考虑周全。我提出,这篇文章既然已经收录在《长水集》里了,再版的时候可以用注释的形式在文末加以说明。但谭先生认为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比较合适的方式是由他本人找机会主动把问题说明清楚。当年召开的庆祝谭先生80寿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会议前夕谭先生又一次发病住院,主题报告也是由我执笔。会后,谭先生身体有所恢复,就决定根据这篇报告里提到的历史地理的几个分支做进一步的论述。很遗憾,这篇稿子他最终也没有完成。1990年10月,谭先生又一次发病中风,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就在这篇可以称之为遗稿的文章中,谭先生指出了《永嘉丧乱以后的民族迁徙》一文中存在两大缺陷。首先是把人口迁移称之为“民族迁徙”的错误,实际上,人口迁移与汉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整体迁移存在本质差别。其次就是我所指出的,人口本身是个变量而非常量,不能把所有的移民出发时候的数字加在一起,作为一百多年以后的移民总量。
师生关系与学术创新
在以上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能看到师生关系与学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首先,在学术层面上,师生之间处于相互平等的位置,这点非常重要。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导师的学术水平会比学生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导师都高于学生,尤其当涉及到某个具体的学术问题。所以理论上说,师生之间在学术地位,特别在某个具体问题的讨论研究中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正如韩愈所言“师不必贤于弟子”。落到实际层面,这其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导师的态度。例如顾颉刚先生就很自觉地跟他的学生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不把谭先生仅仅视为自己的学生,而是作为可以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对象,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过于谦虚地展开论争,而是相互平等的。所以他对谭先生提出的几点质疑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自己错了就坦然承认,但如果认为你谭先生的提法是错误的,还是会坚持自己原有的看法。作为学生的谭先生也是这样。只有这样,问题的讨论才有持续深入的可能性。
其次,老师应当鼓励学生提出质疑,尤其是质疑老师自己的观点。即使学生提出的质疑是错误的,但首先应该让学生具备敢于怀疑的勇气。诚然,只有怀疑的勇气还是远远不够的,怀疑只是个开始,但如果连开始都没有,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推翻前人的错误观点,也就不可能实现创新。所谓“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提出本来没有的观点,另一种则是纠正前人的错误观点,发现其中的问题。相比之下,后一种创新或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程。特别是一些长期流传下来的错误知识、错误观点或者错误结论,一旦被后人质疑并且最终予以纠正,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顾先生自己就这样做的,也是这么来鼓励学生的。另一方面,允许质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学生的学术兴趣,乃至于发掘出学生在某一方面的天赋。谭先生正是因为敢于怀疑,又得到顾先生的鼓励,才使他的研究兴趣从移民史转移到了沿革地理,事实也证明他在沿革地理方面的天赋要比移民史的更高。
在以上两个方面,谭先生在早年间作为学生曾受益于顾颉刚先生,又作为老师将这种关系延续在我与他自己身上。所以我也尽量根据谭先生以及我的太老师顾颉刚先生作出的榜样,力争在我和我的学生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师生关系。以论文选题为例,我从来不给学生指定论文题目,而是鼓励学生在收集学术史资料的基础上,寻求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性,尤其应当从发现已有的问题入手。因为质疑前人的观点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才有进一步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学生提出的论文题目过于宏大的问题,我不仅跟他们进行个别谈话,还开设了一门名叫《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课程,提醒他们做任何的学术研究都只能确定一个有限目标。所谓有限目标,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有可能完成的目标,鼓励创新必须兼顾现实条件,否则最后如果做不出来,反而丧失了创新的意义,也影响了创新的积极性。所以作为导师,我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地把学生的选题和后续研究控制在一个可能完成的范围内。而对于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师生之间应该是可以平等地进行讨论的,就像当年谭先生跟顾先生的讨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