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与“位德之争”
——略览孔子的小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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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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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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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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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70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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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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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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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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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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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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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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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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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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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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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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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推荐语：
本论文在仔细分析《论语》有关文本的基础上，对孔子的小人观作出了颇有新意的诠释，有理有据，不落俗套，论证详尽而有说服力，对流行说法有所辨正，是一篇优秀的学期论文。
摘要：小人问题，是论语乃至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内容。对待“义”与“利”的态度不同，是当今大多数人对君子小人之别的认识。历代学者中不乏持此论者，即认为君子小人之别根本在“德”。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君子小人之别，根本在“位”，即社会地位不同。本文结合历代主要观点，对孔子原意进行探究，并主要从何谓小人、小人君子之别及其背后原因等方面，挖掘孔子对于小人的认识及看法。从而在当今以“德”区分君子小人的背景下，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孔子；小人；道德观；儒学
论语当中，“小人”一词出现24次，与君子对举则有19次。宋代理学以来，小人已经是“品德低下者”的代名词；当今主流观点，尤其是一般民众也认为，小人，即是品德卑劣之人。但梁启超先生曾讲，小人君子之别，原先其实是阶级地位之别。杨伯峻先生则指出，论语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则指“有位者”，说明他亦认为阶级地位是君子小人重要区别。
不难看出，何谓小人、如何区别小人与君子等问题，一直未能盖棺定论。孔子之后的学者虽不乏相关论述，但观点均有独特之处，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各朝代的主流意见，也未必符合孔子原意。因此，孔子“小人之说”的原意，仍然有待探索。
一、义利之辩——喻于利即无德？
前文已经提到，宋代以来，对于小人的主流看法为“德卑者”；而 “德卑”的重要表现，便是“喻于利”：在《论语》提及“小人”的语句中，《喻义章》一篇最为著名，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既然喻于义为“有德”，那与此对应的“喻于利”也便成了无德。义利之辨，成为了“德”的标准。
作为论语章句中最著名的内容之一，“喻于义”是小人重要属性的观点，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是，我们应当思考，“喻于利”能否等同于“德卑”？因此，如何理解“喻于利”，实际上代表了学者对于“小人”的根本特性究竟是什么的看法。通过分析一些重要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其态度。本部分结合宋代、汉代两个重要时期的解读，对此进行一些探究。
1. 德卑者喻于利——宋代儒者的观点
小人即“德卑者”的观念，主要由宋代学者确立。此处以较为著名的陆象山讲学为例，管窥宋代儒学对于“喻于利”的解读。
据记载，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学者听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其大致观点，即是君子小人在为学之时，都可勤劳用功、尽心竭力；但君子“究心圣贤之道，致力伦常之间”，以探究义理为乐，并且能知行合一，做到身体力行；遇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能将个人祸福置之度外。相反，小人为学之用功虽不让于君子，但其计较的却是“辞章之善否，声誉之有无”，只求功成名就，却不思爱百姓、报国家之事。
很显然，陆象山在讲学的过程中，将义与利、君子与小人做了一一的对应。而从词句当中，也不难看出对小人的道德批判，并且除此之外，未见其对小人“喻于利”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大概可以得出，陆象山确是认为小人即是喻于利的德卑者。
然而，陆象山的讲解虽然直击人心、畅快淋漓，但其限定于“学者”，专从“为学”方面作解，却未免有所偏颇。而这一问题，在整个宋代理学中同样存在。朱熹等人对于“君子”的解读，也多是对学者进行要求，而未从整个社会层面作解。虽然我们应当考虑到，宋代儒学所针对的，多为读书之人，其以“学者”为例，可能是为了“能近取譬”，帮助听讲者理解“义利之辨”，也对于读书之人养成人格起到帮助作用；但君子小人，本是全社会的命题，通常所谓“小人”，更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孔子在提出《喻义章》之时，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并非只是知识分子。因此，宋代儒学的解读略显局限。
2. 位卑者求财利——汉代儒者的观点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讲到：“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求财利”、“求仁义”，与“喻于义”、“喻于利”十分相似，但此处却将主语换成了“庶人”与“大夫”。
董仲舒在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在强调社会分工。他讲到，“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即是取得俸禄的人，就不应该再去务农经商。他又讲到，如果在“君子之位”，就要像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一样，把织布、务农等工作，留给百姓去做。
不难看出，董仲舒在这里的意思，即是君子要弘扬道德，教化百姓；而百姓则是从事生产，谋求财利。这并不是道德使然，而是社会分工所致。社会分工的背后，则是阶级地位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这里并未贬低“小人”地位，只是指出了其特殊性；相反，他更多对君子提出了“不与小人争利”的要求。
与宋代学者不同，汉代学者对于小人“喻于利”的理解，更多着眼于小人的身份、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小人谋“利”的合理性。与宋代“局限于学者”的观点相比，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在认识的对象上，应当说是更为全面。
3．究竟如何解读“喻于利”
要解读“喻于利”，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何为“利”。
如前文所引，宋朝学者将“利”解读为“身家、功名、声誉”等，也即与“国家、百姓、社稷”相对的“个人之利”；汉代学者则将其解读为“财利”，也即物质利益。但也有学者提出，“利”也可解读为“国家大利”、“社会公利”。两相对照，不免让人疑惑。
笔者认为，宋代与汉代学者的解读较为准确。因为孔子在《喻义章》中，显然是将义与利进行了对比，至少在这个语境之下，义与利是不相容的。如果将利也解读为“国家大利”等等，义与利也便失去了区别的必要。因此，“喻于利”中的“利”，应当是“小利”、“私利”。
既然如此，那么“喻于利”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如前文所述，主流观点有二：一为“德卑”，一为“位卑”。在各自的语境当中，两种观点都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并且当今主流意见认为，义利之辩即是道德指向。但是，我们既然要探索孔子原意，就应当在孔子的语境当中进行思考。在笔者看来，宋代以来的小人之说，多针对“读书人”，此时的“小人”，毋宁说是“小人儒”。在这个语境当中，所有审视的对象，均为“士人”、“为学者”。在这样的观点下，“义利严界”，被认为是“学者紧要关头”，而非是针对整个社会，因此以“德”为标准的观点，语境过于局限，从而难以成立。而汉代学者的观点，着眼“财利”，将小人归为“位卑者”，虽然一定程度上失却了道德色彩，且在“利”的理解上略为狭隘。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种将“喻于利”归于“位卑”的理解，更加接近孔子原意。至于其原因，笔者将在下一部分详述。
二、位德之争——何为小人之根本？
在“喻于利”的分析当中，笔者已经指出，从古至今对其的解读，分为“位卑”与“德卑”两种。这一状况同样见于孔子对于“小人”的其他论述。那么，在孔子看来，小人的根本属性，究竟是“位卑”还是“德卑”？如果是其中之一，那么另外的一种解释又有何种意义？
本部分结合孔子在《论语》中的话语，对于“德卑”与“位卑”两种解释进行分析。并就何者为孔子“小人观”中，“小人”的根本属性，给出笔者的个人看法。
1． 孔子是否重视“德卑”？
如前文所述，自宋代以来，“道德卑下”早已成为广泛接受的“小人”之标准。当今论者中，不乏对此的拥护者。有人指出，小人为伦理上的“集天下之恶者”；也有论者认为，按照“仁”、“义”、“礼”、“智”等十三条道德标准，可以区分小人与君子。《论语》当中，也的确存在着对于小人道德批判。
在19处对举小人与君子的论述中，明确进行道德评价的有如下四处：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看完这四句话，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语句当中，并不像众多论者所言一般，对小人严加批判。尤其令人好奇的是，孔子竟然未对小人进行“不仁不义”一类的批评，而只是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做了评价。其批评的力度，也远逊于“集天下之恶”一类的主流观点。那我们不由得疑问，这些论者是如何从《论语》的章句中，得出如此卑下的“小人”形象呢？
仔细观察这些论者所引，笔者发现，认为小人在种种方面道德卑劣的论者，所引的论语章句，多是孔子针对“君子”的表述，或是孔子对于君子与小人之别的其他表述。而这些论者在进行分析之前，往往已经将“小人为道德卑下之人”作为论证的前提，由此分析不难得出，孔子所说的君子品行，小人“反之”；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一类本来指向小人与君子身份地位之别的，在此种前提下，也被解释为了道德问题。因此，这些论者对于小人“道德品行”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依据的。
回到孔子原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小人的道德批判，主要在与人交际（比而不周、成人之恶）、心态气质（骄而不泰）和逆境操守（穷斯滥矣）等方面。综合来看，孔子确是对小人的道德有所贬低，但是贬低的范围有限，力度也较为和缓，并无一些论者所持的“集天下之恶”一类的强烈批评。因此，笔者认为，将“德卑”作为小人的根本特征，说服力有限；而孔子本身，也未将“德卑”作为小人的重要属性。
2．“位卑”能否概括孔子“小人观”？
既然“德卑”难以在《论语》章句中得到充分支持，那么“位卑”能否作为孔子“小人观”的根本观点呢？
《论语》当中，明确以地位对举君子与小人的，同样有四处。而在这明确指出地位与道德之别的八处之外，对举君子小人的语句总共有十一处。这十一处，也正是解析“位卑”在孔子“小人观”中地位的关键。而笔者认为，这十一处的对举，均可以从“位卑”方面作解。此处选择一部分作简要分析。
“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一句，常常被论者引用以批判小人道德低下。但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等等，能否作为道德高低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尚且存疑，何况孔子在此处已经讲得十分明白，小人并非简单地“不畏”，而是由于“不知”而不畏。至于小人为何“不知”天命，如果从“位卑”作解，其实很容易理解：小人只不过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下层”百姓，对于“天命”、“圣人言”一类长时间修习都不一定能领会的事物，自然无从知晓。如此说来，小人“不畏”其实是地位所致。
而在能力方面，用“位卑”其实更加能够解释的通。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一句，大受与小知本来就没有道德上的高低，在笔者看来，这更加类似于今日所讲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统筹谋划”与“实操技术”。君子居于上位，需要处理的更多是宏观上的大事，自然需要掌握领导、规划等的能力；而小人居于下位，更多从事具体事务，自然要对专业实操性的技能有所掌握。
同样的，在人格修养方面，“位卑”也有着良好的解释力。“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句，虽然表面上在批评小人“不仁”，但既然君子亦有“不仁”，那“不仁”又怎能作为小人的独特标准呢？显然，“仁”在孔子语境中，并非是“爱人”一类的道德之意，而更多的是有良好修养的完美人格的象征。地位低下的“小人”，忙于奔波生计，何谈“修养”？所谓“不仁”，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综合来看，在《论语》对举君子小人的章句中，“位卑”显然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因此笔者看来，应当认为“位卑”是小人的根本属性。
三、难成君子——小人为何是小人？
在前一部分中，笔者通过比较，认为“位卑”应当是小人的根本属性。但是，位卑与小人之间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小人的身份如何通过“位卑”构建？
而当我们谈到小人，不能离开的一个概念便是“君子”。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在“位卑”的背景下，“小人”难于“成君子”的原因，我们可以大致对之前的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1．君子的大致含义
要想弄清小人为何不能成“君子”，我们先要知道“君子”是什么。
《易经》当中，“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的语句，有几十条之多。似乎一切优良品行，都被“君子”所占。《论语》等书中亦是如此。而在众多阐释之上，若要给“君子”一个总括的概念，较为公认的解释，便是“理想的人格”。梁启超先生认为，“君子”与英文中的Gentleman相类，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内涵极其丰富。这丰富的内涵，又可以用“仁”来概括 。《论语》中讲到，“仁者不忧”；不同的人问“仁”，孔子的回答亦不相同。如果用常见的“爱人”之说，“仁”之人的“不忧”、“克己复礼”等，不免显得奇怪。梁启超先生认为，“仁”其实是“尽其性”，而在笔者看来，“尽其性”也便是“完成发展的人格”。
《中庸》讲到“仁者人也”，汉代郑玄作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笔者认为，“相人偶”也即“人与人相互”，可引申为“在社会当中”。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说，便是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君便有君道，臣子便要做好臣子之事；“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也是社会分工的体现。因此，君子应当还是“社会中的人格”。
综上看来，“君子”首先是一种 “理想人格”，而具体的内涵，则是自我完成发展的人格，和社会中称职的人格。如此说来，小人，也便是无法养成这“人格”的人。
2．成君子之法
弄清楚“君子”的含义之后，我们还应当知道如何才能“成君子”。以此为前提，我们方能分析小人为何不能“成君子”。
前文已经提到，从自身的养成来看，“君子”即是完善、完美的人，“成君子”，换句话说便是“成人”，即养成人格。而养成人格之道，孔子已经讲得很明确，即“学以成人”。我们且从第一部分提到的两个方面入手，看看“成君子”应当如何“学”。
要求得“完成的人格”，必然免不了对自我的提升。而在这里的学，则既要“内发”，也要“外助”。外助之法，又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要陶冶性情，“礼乐”又决不可缺失 。因此，一个人要想养成“完成的人格”，需要在多个方面“学以成人”。而要求得“社会中的人格”，则首先需要进入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而“社会”这一词汇，在当时，毋宁说是“贵族社会”。前文提到的“君臣父子”，也只存在于社会的“上层”。普通民众，无法进入所谓的“社会”体系。因此，如果要养成“社会中的人格”，首先要处于“贵族社会”当中，以实践来“学”。
总之，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既要在多方面陶冶人格，又要身处贵族社会。小人无法养成“理想人格”，也正是由于他们无法践行“成君子”之道。那么，“位卑”是如何阻止小人践行“成君子之道”的呢？
3．“位卑”与“不能成君子”
搞清楚了君子的概念和养成之法，我们且以“位卑”为逻辑起点，分析小人身份构建，也即“不能成君子”的逻辑。
如前文所述，君子是“理想人格”。而要养成“君子”人格，则要做两方面的努力。但是，也正是阶级地位所限，“小人”很大程度上无法践行“成君子”之道，我们且做简要分析：
之前已经讲到，养成“完成的人格”，需要在包括读书、礼乐等的多方面进行自我提升；而要养成“社会中的人格”，则首先要进入“贵族社会”。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在当时的社会中，需要“谋食”的，也正是“小人”。小人并非主观不愿谋道，而是阶级地位所限，连“谋食”都未能达到，遑论“谋道”。作为平民的小人，自然没有机会读书，礼乐对于他们，更是痴人说梦。同时，在社会阶层明显的春秋时期，“小人”几乎不可能进入贵族社会。因此，小人也没有办法养成贵族社会中的人格。总体来讲，正是阶级地位所限，也即“位卑”，限制了小人的成君子之路。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内在的方面，“位卑”使得小人无法培养“成君子”所需的人格；同时，“位卑”也使得小人在眼界上、修养上被区别开来；而从外在方面，“位卑”又限制了小人所能从事的工作，进而导致了小人能力的“低下”。小人的特殊身份、人格，由此构建起来。
结 语
小人，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学概念，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对其进行解读，也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长期以来，学者对其的解读未能统一，在有着各自时代意义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孔子原意。如何发掘孔子的“小人观”，对于完善我们对孔子学说乃至儒家思想，有重要的作用。
文章首先从“义利之辨”入手，引出长期以来对于小人“位卑”与“德卑”的争论。其后在第二部分，通过进行对比，结合《论语》中的章句，给出了笔者对于孔子学说中，“小人”根本属性的看法。在最后一部分，笔者以“不能成君子”，分析“德卑”在小人身份构建中的作用，从而对于“德卑”为孔子学说中“小人”根本属性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然而，一些学者却将小人的根本属性归于“德卑”。究其原因，是其在研究中，将小人的对象范围限定过小，或是想当然地以长期流行的“德卑”一说为前提，从而未能探究到孔子小人观的真意。
本文虽然只是探究了小人的根本属性，但也正如文中的第三部分所讲，以“德卑”为原点，我们可以对于孔子整个小人之说的构建，有一个新的理解。而在行文当中，文章还有许多粗粝之处。笔者也将在后续的时间中做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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