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共产主义：人工智能的工具启发

后现代的共产主义：人工智能的工具启发

 

姓    名	王搏维	学 号	17307090039	院    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修读课程	从计算到智能			任课教师	陶晓鹏、危辉
文章类型	课程论文			获奖情况	一等奖

 

教师推荐语：

    全文视野宏大深远，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结合了中学和大学所学习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导致全文立意扎实高远，议论有力。从多个角度深入阐述了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是补充是实现的工具，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的刻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全文流畅明晓，逻辑严密，提出的一些术语很有新意，比如网络共产主义，有些部分文采斐然。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思想中对本质的人的联合体的畅想，是人历史性发展的终点。在人类历史上，自柏拉图开始开启了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思考，经由莫尔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再到马克思那里集为大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描摹，而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始终处于进化中，从囿于物质与所有制的粗浅理解，到最终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过程彰显出共产主义思考的不断成熟——从物质回归到人本身。在他生存的年代，技术虽然在生活层面给人带来了完全超出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与震撼感，但仍然在进化的维度处于量变的层面。若将马克思置于现代，那么他一定会惊叹于技术带来的各种维度全方位的变化，因而迫使共产主义的思考进入新的层面。

人工智能远不止是一种生产力的变革，它也将带来社会组织模式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层进化。它不是生产力革新的直接动因，而是生产组织模式的变化量，它现状与畅想的层面都在逐渐将人从生产工作中解放出去，虽然目前还尚显粗浅。因此，基于人工智能近年火热的现状，我们也可以随之对共产主义进行“历史性的”畅想，给共产主义打上后现代的烙印。

 

一、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定义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三个重要标志:(1)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人类可以按需分配来消费；(2)剥削阶级和三大差别全被消灭，社会关系和谐，人类境界高尚；(3)人们享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个性全面得到发展和解放，因而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 这里既从物质上解释了共产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所处的位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因而共产主义本质上应当解决的问题仍然是人本身，而非仅仅是物质维度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以对人的思考作为本质目标，而将人工智能的变量影响尽量与之相贴合而进行讨论。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工系统，是由人制造、由人构建的人工智能，是人的智能集合，而不是与人相对立的智能机器，即首先要明确人工智能的主体性特征。确切地说，人工智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人化的产物，因此，人工智能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是对人类及其本质的确证和实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现代世界的皮格马利翁，本质上是对人的能力、人的地位与人的价值的无限推崇，进而使得向人“复归”的人工智能有了存在的价值，所有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价值。

人工智能可以视为抽象出来的人及人的智慧，人工智能不仅以人类的本质实现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为指向，而且也是使之实现的外在力量。当然，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会使之成为资本，成为统治人的抽象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人类面前，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人工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肯定。人工智能终究仍然是属于技术理性中立的范畴中，它代表着一种无价值判断、无意识形态之争的纯工具范畴。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对共产主义的意义，绝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带有共产主义的属性，而是说它在操作应用的层面逐渐产生了共产主义的外部性、或者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性因素。

所以，马克思高度评价科学技术，认为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人工智能亦是如此。鉴于此，作为新科技的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对自然界的革命改造，结束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幼稚行为，而且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条件。但是，人工智能对自然界实现的革命改造并不是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控制，而是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

二、人工智能如何提供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一种畅想

（一） 敏捷反应与模式化处理

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首先就在于它超越了人反应的极限，规避了人处理事务的局限性，减少制度性层面的执行风险。其主要特征在于提高任务完成的质量与准确度，同时减少人力资源的消耗，进而将福特制流水线不能替代的人的属性较强的工作也纳入到被替代的范畴。比如在行政管理领域，不管是公权力机关还是私主体，包含着人力资源管理属性的行政管理也逐渐成为了电子化、人工智能化的目标。政府服务与决策主体就能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进行复杂社会问题研判、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重大战略决策。

一旦建立了完备齐整的人工智能处理模型，首先就将解放出一部分人力，他们能够迅速填补到其他领域，进而在实践层面达到了增加人力资源的效果，提升了社会总体劳动水平，同时也加速了人力资源的优胜劣汰，不断促进着社会效率的提升。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实际上在绝大部分领域都尚处于辅助生产的作用。人工智能不能独自解决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问题，但是在它的辅助下一名会计能够完成原本五名同样水准会计的工作量；一个公司原本需要一百名电话客服处理客户来访电话，而使用虚拟电话客服之后成功截流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这些都是十分鲜活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它们都显示出了明显的效率提高作用。

抽象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种特点归结为：敏捷反应与模式化处理。

敏捷反应即指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机器运算大幅提高原本人脑运算的速率，进而实现了反应迅捷、快速决策。而模式化处理则对应的是一种标准化的应对流程与极小误差的结果产出，在模型化、电子化的策略生成方法下，人脑的决策就显得粗糙不少，人虽然在创新性与超常规链接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稳定性显然具有不少的差距。使用人工智能在常规业务、模式化生产业务上，就能够非常好地替代人，进而实现了效率与稳定性的双重提升。这两点作用于生产力的提升上，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二） 消弭冲突与价值无涉带来的合作共赢

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则是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因素带来了决策的无偏性。

人除了有劳动、自我意识等本质规定性，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特性——社会属性。人是社会动物，人需要共同体。这两点产生自人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试想，人的历史就是人的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越来越脱离自然属性而具有超越自然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打独斗显然不能带来任何进步——群体动物的生存逻辑，因而人类在自然宗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出部落、国家、甚至国家的联合，这种人联合的逻辑反映了人通过组织提高生产力的需求与需求的满足。举例来说，如果人没有除生存下来之外的需求，那么宗族制度下的采摘果实、简单耕种就足够支持，形成区域部落、国家反而成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会带来组织压力，造成组织额外成本。

正因人们存在着组织起来的需求，那么人们必然会被共同体利益所裹挟，进而产生出派系交锋、利益对立——正如我们当今政治所展示的那样，民族间有冲突、区域间有矛盾、国家内部也尚不完全和谐。因而，处理这些矛盾会造成额外的花费，这些冲突带来的效率减损也是一笔巨额的损失。

比如战备。国家间进行战争准备的前提就在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可能计划为武力冲突，每年各个国家的国防预算都占其总预算的很大份额，但这些预算投入并不都产生实效。尚且不论战争行为本身的负效率，单纯进行战争准备也会带来无意义的耗费——人们备战是为了不做战。现代社会强大的规制力与毁灭力带来了新的平衡：在乌托邦中是无人有武器的平衡，在现实世界中则是人人有武器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在无数人的鲜血上建立起来的，不幸的是，维护这种残酷的平衡却也成本高昂。这即是共同体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利益分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共同体之间进行利益争夺的无谓损失即可以被节省下来进行再生产。设想，以往项目招标中各参与者都需要准备“贿赂金”以增加自己中标的可能性，这将在客观上减少企业生产经营的总流动资金，对应的也将减少市场上的额外需求，而缺损的份额则流入到受贿官员的腰包里——财富集聚往往被储存起来而损失效率。而现在，招标系统完全由人工智能所替代，标准实现了公开化、透明化、量化，由此竞争被再次规范，无谓损失减少，企业也能专注于正当竞争，进而大大提升效率。如果国际社会的利益协调也能由一个公允公正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在各主体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政治无谓损失也将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与价值无涉属性将带来更少的冲突损失，进而实现合作共赢。

（三） 信息公开下的高效率决策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点对于决策者来说尤为重要，在现代管理学中，信息越来越成为最为重要的管理因素。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也具有着不一样的优势。现今流行的人工智能实现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机的进步与统计方法的应用，因而常常被认为是“方法论停滞而计算能力进步带来的繁荣假象”，暂且不论行业与技术发展的现状，这种论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对信息的整合与组织能力。

在实时的、极其丰富的信息的加持下，人工智能也拥有着远超人类的处理速度，因而更能宏观把握信息的参数，避免被偏见、局限性看法所影响。除此之外，量化分析方法也赋予了人工智能超越逻辑推断而直接建立连接的条件，直接从大量经验事实的规律出发，增加了规律认知的渠道，而这些是单纯人类认知视角无法达成的。因此，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在决策上具有更有效的特征，也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

（四） 共享属性与崇高视角

前文提到了信息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在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储存在网络云端中，被人们共同分享和使用，而不被私人所占用，因此它是最先废除私有制，实现全社会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这一点也是人工智能区别于其他资源的特征——它是知识主导型而非物质资源主导型的，因而具有全人类所有的特性。这里并非认为知识不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资源，事实上版权等也赋予了知识信息以排他性，但是人工智能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知识系统却引起互联网属性而天然地具有共享的极客精神。这与互联网的本质精神天然地相适应，分享即是互联网的核心，人工智能在此基础上也拥有了不同于其他战略性资源的共享特征。这也是它天然与共产主义暗合的一大原因。

三、从网络共产主义回归人本身：漫长的历史征程

（一）网络共产主义：从物质崇拜到技术崇拜

网络本身就是基于人们之间的联结和交互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导致的技术变革进一步促进了一些共产主义理念的实现。网络的去身份、长链接、共享性天然地挑战了传统社会的层级结构与占有属性，因而也给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带来了别样的希望。

“网络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即是一种对上述新特性的回应：“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易经济体；在那里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政治体制由技术架构来决定。” 网络提供了一种完全区别于以往权力关系的资源分配方式，包括基于共享的信息交换、平等主体之间的直接连接，这些新关系将超越传统的层级政治权力而对社会组织力产生影响。这种因共享导致的广泛协作将产生一种新的平衡个人与集体的“网络政治”：“与其将技术社会主义视为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一对零和博弈的某种妥协，不如将技术共享视为一个新的、能同时提升个人和群体价值的政治操作系统。共享技术其未曾言明但又不言而喻的目标是同时最大化个体自主性和群体协同力量。”3网络技术成为弥合共同体与个人的一种方式，网络一词也与层级化、中心化的结构天然相背离，进而为调和现今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这个角度出发，超越了物质崇拜的网络共产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向真正的共产主义靠拢——摒弃了对财富的追逐，而将劳动视为最高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显然与物质财富捆绑在一起，但是这种重心的转换，也象征着两者的脱离，技术成为了超越物质而更有价值的因素，这也是社会对价值的共识更加进步的突出象征。

（二）人工智能的危险：人异化为机器

人工智能虽然能够为人的异化扬弃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人工智能服务人的方式却也产生了另一种危险：人工智能取代了人自我思考的主体性地位。正因为自我意识是人确定自己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真正被建立，思考过程被取代的人是否还具有人的价值，变成为了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信息被外在加工、储存、传递输出，人成为了被单向信息输入的主体，人的行为也不再具有绝对自在自为的属性，而被人工智能所指导。在这种科幻电影式的幻想之下，我们确乎需要对这种条件下的人的主体性保持怀疑态度。这种场景中的人，虽然物质上具备了共产主义的特征，但是却只是单纯迎合共产主义对公平与物质充盈的要求，而忽略了本质性的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要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而非异化为被人工智能指导的“机器之机器”。

（三）对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的真正归宿

前面谈及的不论是信息还是技术，都是在占有领域的粗浅探讨，仍然距离共产主义的本质相差甚远，这是历史的局限，但也是我们需要审视的发展之处。

在人工智能构建的共享世界中，人很可能仍没有脱离被异化的权力关系与自我关系。因为人总是处于一种被相对剥夺的困境中，超越了血缘不公，还存在着物质不公；超越了物质不公，又很有可能产生技术、知识水平的不公。而在此之上，可能仍然存在着如社会关注、荣誉不公等诸多不公之处。这种评判标准没有定论，但是这种人与人区隔分层的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人工智能依存于互联网的共享、平等逻辑也应该被继承下来，成为一种观念社会共识，而继续助力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上文论述的人与人区隔分层的逻辑在物质充盈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人工智能将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生产力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闲阶级”，这是人的自由的重要要求。但仅仅从工作中解放并不是人成为自由人的本质条件，唯有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认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发展，人真正的自由才能成为可能，即依托于物质解放，人的精神生活随之摆脱束缚，精神生活成为真正区隔自由与否的关键因素，这将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工作的世界里成为普遍现象。精神生活的差异究竟是新的社会分层的依据，还是人从此摆脱物质束缚走向个人价值的开始，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寄希望于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心灵，摒弃外在利益冲突的摒弃，从需求端出发消解阶级存在的基础，进而实现人类“平静的解放”。而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背负着对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解放打出临门一脚的期待。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对未来社会的畅想，暗合了人类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不懈追求。这场长跑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直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在此过程中的试错都天然地带有一种史诗感与悲剧精神，我们不知道真正可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是否能被实现，恰如我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否真的是一种人类命运的可能。我们对着人工智能的理想照猫画虎，用着本世代的奇技淫巧沾沾自喜，正像我们满足于温饱之后的小康生活，而对着虚无缥缈的人类未来命运踟蹰不前。悲剧感正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渺小——个体之于全人类，当下之于历史进程。但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无力感，造就了人类现今的伟大成就，最能体会宇宙之浩瀚的也往往是最渊博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这种历史性的牺牲精神、这种以全人类为共同体的集体主义，才是所有求知者共同的精神内涵，而在每一寸进步之下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庄忠正.人工智能的人学反思——马克思机器观的一种考察[J].东南学术,2019(02):83-88.

[2]马拥军.大数据与人的发展[J].哲学分析,2018,9(01):105-115+198.

[3]高奇琦.人工智能、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01):40-49.

[4]黄欣荣.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05):115-12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