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视阈下的技术与伦理
——从科幻影视作品出发
苏思齐
摘 要：“后人类”被视作人类进化的新阶段。近半个世纪以来，“后人类主义”成为科幻题材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文章认为其为生物技术的伦理学讨论亦提供了重要视角。从热播剧《黑镜》和电影《千钧一发》、《银翼杀手》三个经典案例出发，笔者回顾了人类进化历程中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说明自然的进化正在为技术的进化所超越；技术已从改造与征服自然，转向重新书写“人”本身。因此，在后人类主义视阈下，伦理学更应当坚守“人的完整性”概念，谨慎对待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等人体增强技术。文章最后提出一种基于责任伦理学的可能出路，认为应当预测行为后果，强调技术组织机构的伦理责任。唯有守住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人类才有可能把握自身发展的未来。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人类进化、生命伦理学、责任伦理学
1. 前言
提到科幻，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场景？身着太空服的丑陋外星人、邪恶的地下科学实验、闪烁红光的机甲战队，或是从平行宇宙穿越而来的未来人？作家和导演的奇思妙想让科幻这一题材长盛不衰，科幻影片中总是出现一些超前的“高科技”，人类的荧幕形象往往也非常前卫，有时甚至是与其他生物、机械的结合。
1869年出版的《海底两万里》中，凡尔纳设想的潜水艇已经成为今天被广泛投入生产的设备。那么，哪些常见的科幻概念真正与我们的技术现实相关呢？
随着科幻题材热播剧《黑镜》推出最新一季，笔者重温了前几季的故事，惊喜地发现了许多有关技术和生命伦理的讨论。该剧将角色置身于一种极其现代化的未来场景之中，意图揭示人类在以技术为显像的、资本操控下日趋丧失个体主体性的媒介化生存状况。其深刻、冷静的叙事方式直击人心，对科技带来的恶果的探讨亦唤起了笔者的思考。
事实上，这种对“未来人类”的思考在近半世纪的影视作品中并不罕见。诸如《机械战警》、《黑客帝国》、阿西莫夫的《2000年之人》等作品，共同点皆是关注人类在打破生物边界后的走向，我们称之为一种“后人类”的视角。科幻创作者们通常对“后人类时代”的技术其保持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的确，从早期灵长类历经千万年逐步发展成为今天聚居的现代人，人类无论在生物意义上或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漫长进化的产物；而在短短数百年中，日新月异的科技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改变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我们对自身何去何从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忧虑透过社会的各个层面获得表达，其中文艺作品自然承载了最多富于创意的设想。
许多科幻电影的叙事价值不仅在于供观众娱乐消遣的商业性，更在于其对人类未来具有革新意义的伦理批判。文章从几部典型影片中的案例出发，谈谈科幻作品对当今社会生命伦理困境的批判性表达，站在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也试着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2. 窥视：影视作品中的生命伦理困境
2.1《黑镜》——意识转移
《黑镜》第四季中，最后一集《黑暗博物馆》以其独特的故事设定引起了热议。该片讲述一位妻子因故成为植物人，只能借助机器简单表达“是”或“否”。丈夫征得其同意后接受了医生的“意识转移”实验，将妻子的意识放入自己脑中共享感官体验。而当温情耗尽，丈夫决意再次联系医生，将妻子的意识转移到一个具有特殊装置的猴形玩具中。她依具有思维和感知能力，却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
故事中的医生利用该技术将一名囚徒的意识提取而出，置于他建立的“黑暗博物馆”，使其数字化的意识一次次接受电击，濒临死亡。博物馆的游客乐此不疲地观摩这一酷刑，甚至能在结束后获得囚犯死亡瞬间的意识复制作为“纪念品”。
人类意识的复制、转移和商品化听起来似乎颇为荒诞，但伴随科技的高速进步，我们很难不去思考它的可能性。正如霍金所说，“大脑就像是一台电脑，从理论上可以通过复制大脑来延续死去后的生命。”《黑镜》另一集《圣朱妮佩洛》也提到意识转移，讲述的就是未来人死后，其意识留在虚拟世界获得永生的故事。
然而，意识转移如同开启的潘多拉魔盒，许诺着乌托邦式的“永生”理想，却同时也释放了更棘手的恶魔，势必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模拟意识是否能得到符合社会规范的有效控制？虚拟的“人”又是否能被归属于人类范畴、获得同等待遇？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永生”也是令人脊背发凉的永久囚禁。片中展现的意识转移所带来的困境仅是个体微观层面的冰山一角，一旦意识复制转移技术突破伦理底线，必将模糊人的自我定位与认知，引发一系列公平问题。
2.2《千钧一发》——胚胎基因编辑
生命伦理的探讨对于科幻作品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电影《千钧一发》就讲述了一个基于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故事。该片并不以严谨的硬科幻原理来吸引观众，而是在科技伦理以及人性弱点的问题上展现了超前的预见性。
片中，人类的进化进入了新阶段，人们可以选择自然受孕，或接受基因技术的干预，创造“自然受孕一千次也达不到的奇迹”。多数父母选择在培养皿中培育优质基因受精卵，而主角文森特则是少数自然受孕的“缺陷人”。通过基因检测，医生宣布他生来就存在大量缺陷，如可能近视、可能罹患心脏疾病等，甚至预期其寿命为30.2岁。
彼时，科技的进步迭代并没有消弭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人类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肤色、种族歧视逐渐隐退之后，一种“基因歧视”却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法律明文禁止基因歧视，文森特也已被打上了“残次品”的烙印，更无法实现他成为宇航员的梦想。
然而，即便是天生的“强者”也并不能事事顺意，具有优质基因的杰罗姆无法接受自己获得银牌的事实，一场意外更是使其半身瘫痪。二人皆无法忍受身份带来的折磨，最终杰罗姆为文森特留下自己的尿样、血样，甚至毛发、皮屑，以交换身份的方式助力他飞上太空。
影片提供了一种视角，认为哪怕是最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都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人”被科技解构为如化学物质、生物电等等，不仅将造成严重的歧视和社会分化，也让人的生命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无限可能。“人”不足以为人，灵魂乃至人生意义等概念也会彻底为人们所抛弃。
2.3《银翼杀手》——复制人
在“人工智能元年”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获得不少科幻爱好者的好评，而三十五年前，它的前作《银翼杀手》可谓科幻电影界的鼻祖，也是“赛博朋克”风格的代表作品。故事基于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子羊》，讲述了一群与人类具有完全相同智能和感觉的复制人艰难的求生之路。
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制造了与真人相似的复制人为自己工作，却不允许他们拥有作为“人”的权利，要求毁灭其中“妄图成为人类”的个体，这类警察被称为“银翼杀手”。因为只能存活四年，复制人无法割舍对生命的渴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斗争。
主角戴克是一位“银翼杀手”，肩负着人类消除异己的重任，但当他与女性复制人瑞秋相遇时，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由于人类对复制人记忆的篡改和随意拼接，瑞秋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两人的爱情打破了伦理界线，在第二部中甚至诞下了孩子。
该片向现代人抛出了一个深刻质疑和探问。电影中高级的复制人需要接受一种“图灵测试”才能被区分，而当复制人以越来越接近人类的生理、心理和智能水平，不断抬高着“人性基准线”，人与复制人的界限究竟在何处？
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影片却亦展现出复制人对于超越性世界的展望。即便基准测试要将他们严格控制在忠实奴仆的唯命是从中，其对爱的渴望、对灵魂的追求、为了他人而自我牺牲的勇敢和自由意志，都显示着复制人如何通过不断挑战人性基准线而获得尊严。
3. 回顾：从自然的进化到技术的进化
在真正开启“人类下一阶段”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从荧幕背后的虚构世界降落到脚下的现实大地，驻足回顾一下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打破了人类起源的传统神学观念，也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伴随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考古领域的发现不断为进化理论提供新的证据，如今“生物处于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一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理论，他提出：生物为生存而竞争，只有能够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存活并繁衍。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具有优势的适应性变异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亚种、新种的形成。因此，人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猿类。
在从猿类进化成原始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习得了几大进化优势：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在这一阶段，无论是食物还是居所，人的生存主要依赖自然提供的现存物。也正是因为应对自然环境改变带来的多重挑战，古猿才能逐渐直立，解放双手，获取更多信息来扩充大脑容量，在进化意义上缓慢地向智人靠拢。
在结束原始生存状态之后，人类迎来了漫长的农业时代。生存似乎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为开始播撒种子、收获粮食，学会圈养牲畜和禽类以获取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不再因为自然提供的食物匮乏而大量死亡。在这一阶段，人类通过劳动掌握了一定的生存主动权；但当自然灾害来临时，人类活动所能产生的影响依然有限。可以说，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对自然规律虽能加以利用，却不能阻挡自然选择的进程。
其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它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效率，也给自然环境、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更为轻易的满足之后，人类也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发展。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终于成为了“自为”的存在。在这一阶段，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将人类文明迅速推向了信息时代。当信息的数量和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自然环境带给人类的改变似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占据推动改变主导位置的反而是人类，或说，人类的创造物。
纵观这条粗略的进化时间轴，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也在创造着人类自身，它们不但引导者新的进化方向，更比自然带来的进化快速许多。我们创造的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形成了特定的审美观念，不断规训着我们的体态特征、肤色、行为习惯；我们所创造的现代婚配制度和法律让我们得以控制人类群体繁衍的节奏；我们所创造的现代医疗技术打破了大量疾病带来的威胁，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改写了衡量基因优劣的标准；当然，我们所创造的技术也让人类过度使用一些器官，或是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概言之，人类进化从早期的自然主导转变为今天的“人造物”主导。上述讨论也自然将我们引向了两个问题：现代人是否仍在进化？如果是，那么进化的方向又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技术似乎是“人造物”中已经并将要对人类自身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为了讨论技术将如何引领未来，我们需要引入“后人类”的视角。
- 4. 思考：后人类主义挑战与“人”
- 4.1何为“后人类主义”
电子人、虚拟人、网络人，这些看似科幻的名词是学者们在谈及“后人类”时常常出现的概念。一种被普遍的观点认为，后人类就是身体经过技术改造或加工的人，也即，由自然和技术共同缔造的人类。后人类与人类可以共存，在此意义上，“后”并不代表时间或是逻辑上的继承关系，也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或对立。
进一步地，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对后人类的哲学反思，也是当代主体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由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提出，他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形式，包括人类欲望和所有其外在表现，也许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设想。我们需要理解人文主义500年的历史也许行将终结，人文主义自身转变为我们无助地称其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
可以说，“后人类主义”是某种凸显的对话关系，一方面是对“人文主义”的解构和反思，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某种形态的“人文主义”。
什么是人文主义？自笛卡尔开启理性主义传统开始，聚焦人性关怀的人文主义思潮涌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相信存在一个拥有灵魂、理性的先验主体。不过，到了20世纪中期，阿尔杜塞、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使本质主义受到质疑——人不再是一个先验的主体, 而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主体。正如福柯《词与物》中的最后一段话所写，“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一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出现在智能、力量、寿命等方面超越当前人类的机械或转基因造物，人类将不再被看作特殊的、优于其他动物或者机器的存在，人文主义对“人”的优越性、唯一性和特殊性的强调都将无处立足。
今天，当人工智能、网络空间、虚拟身份等公众话题越来越密集地被关注时，我们似乎不得不关注这一在现实中萌生的新的讨论场域。如何理解“后人类主义”？它将不仅是主体哲学议题，更为人类进化和生命伦理提供了重要视角。它包含了四方面：“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后人类认为身体并非自然物；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
笔者认为，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在内的新兴技术，正向我们抛出这样一个讯号：曾经的人类被自然所主宰，进化的力量使其开始改造与征服自然，而如今的我们正试图重新书写“人类”本身。
4.2 何为伦理之“人”
那么，如何伦理地看待“人”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伦理学所谈论的往往是对“善”或道德上的“应当”的追求。它不将实然层面的“可行”或者“有利”作为行动准则，而是试图建构一种至高的标准来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认为，人是行动的主体和最小单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尊严，如同康德所言，“要始终把每一个人都当做目的，而不是把他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
笔者无意在伦理学史的长河中细数“人”的定义流变，但在此不得不提生命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人的完整性”。虽然大脑和基因代码就能概括人类存在的功能性定义，但绝不是人类定义的全部。所谓完整，包含了身体与精神两方面。自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起，受到强调的总是精神，身体却往往被忽视。人们对于身体的态度转变发生在十九世纪后，依然需要归功于后现代学者——身体终于摆脱了对他者的依附，不再是理性的附属品，而拥有自己的主体性。身体与精神平衡的人，终于成为梅洛-庞蒂所形容的“某种灵化的身体或肉身化主体”。
“身体”是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也正是人之存在的物质载体与基础。人之为人，首先在于其作为自然物种的生物身份，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追求身体的解放是符合人本性的一种存在方式；确保身体不受损伤与侵害也是维护人之完整性的最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在后人类主义视阈中，身体的完整性更应该受到重视。对人之身体完整性的破坏，其所引发的后果并非是纯粹的肉体痛苦，还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折磨。在此意义上，身体的衰亡是必然的，离开了身体的“意识”也将无以自处，前文中《黑镜》的案例即视为对人之身体的极端藐视。
那么，具有完整的身体就可谓“人”吗？就《千钧一发》的案例而言，基因编辑技术亦是对身体完整性的消解，但更是从全体人类的角度而言的。每种生物都具有其物种所特有的一整套基因，称之为基因组，不同的基因组决定着不同的生命物种。人类基因组是“定义人类”的生物学基础，携带了人类所需的全部遗传信息，决定人的生命发展模式与时间表。因此，倘若人类对自身的基因组进行蛮横的、强制的、彻底的干预与改造，则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人类个体甚至整个人类的基因组完整性，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完整性也将难以为继。
至于《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其精神完整性和身体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皆是具备的，这又将对生命伦理提出目前无法解决的、更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们的伦理自觉避免它的发生。
5. 展望：技术发展中的人类进化
5.1 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前文讨论的种种案例皆在科幻作品的范围内。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的技术似乎尚在开发初期，更遑论所谓的“复制人”。然而，意识转移呢？胚胎基因编辑呢？
事实上，人类与后人类的距离比我们想象中更近。
当下，技术正全面深入地把人作为对象来研究实验，延长寿命、控制行为、控制基因即是三个典型。所谓“人类增强技术”也不像它听上去那么超前。广义地说，凡是通过技术手段克服人体局限的尝试都可被称为“人类增强”。因此，我们所熟悉的器官移植、整形手术、义肢等等都是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
不过，虽然实际操作中的后果很难把控，但我们所讨论的人类增强应当区别于传统的医学治疗。就具体方向而言，可以是达到更高的智慧和更美的容貌，也可以是获得更强的体魄与更长的寿命。除了现阶段存在的整形和短时药物增强，学界认为，具有理论前景但尚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增强技术主要是意识上传和寿命延长。
意识上传也被称为全脑仿真（Whole brain emulation），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认为，20年内就能实现脑机交流的巨大进步，特斯拉汽车的CEO马斯克则宣称这一时间可能只有8到10年。他新近公布的Neuralink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台人机接口，如果该项目实际获得成功，那么“上传大脑”就已经进入到实验性实施的阶段了。可以设想，如果未来脑机接口普及，我们的意识、知识甚至情感都能够被储存在身体之外的地方，那么一种数字化意义上的“不朽”将成为可能，而这必定使我们目前认知下的生活模式完全颠覆。
相对于永生的可能性，寿命延长似乎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畅想。无论是延缓衰老的技术，还是控制慢性病的手段，只要研究足够成熟，于人类整体都将利大于弊，但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处在发展初期的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也是当下关注的重点。基于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工程，合成生物学体现的是工程学与生物学结合的思想，通过对氨基酸、蛋白质、细胞等生物元件“编程”，使其完成实验人员设计的任务。这将是一个拥有无限潜力和广阔应用前景的领域，也同样是对自然地位的颠覆性打击——生命和进化的概念丧失了其原初的内涵，经由合成生物学彻底和完全地设计、建构，成为人根据自身需要能够进行随意调整的对象。未来，人类对自然的凌驾将更进一步。
5.2 对技术的态度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技术？笔者认同方秋明教授的观点，认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倾向于独立，集聚它们自身的发动力，即一种自发的冲创力，籍此它们不仅变得像前述那样不可逆转，而且一往无前，并因此背离创造者最初的愿望和计划” 。
更重要的是，那些科幻作品中天花乱坠的技术其实已经近在眼前，或许我们已经可以从现实里窥见端倪。不久之前，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的健康诞生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通过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贺建奎团队声称其有效阻断了霍乱、天花或艾滋病的感染。这一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响和社会不适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于人类在基因上或意识上向后人类身份过渡的拒绝姿态。
人类似乎已来到了自身发展的重大拐点。在这一技术爆炸的时代，我们究竟是获得了自由，还是恰恰相反？人类是否有资格“扮演上帝”，许诺自身造物的特权？在技术的引领下，进化的下一步究竟在何方？处于人类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中，我们很难给出肯定的积极回答。
6. 探索：一条责任伦理学出路
编剧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对《卫报》这样描述他写出《黑镜》的意义，“如果说科技像一味毒药——它确实如此——那么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这些科幻作品对科技发展所持的悲观态度犹如一记警钟，让我们开始严肃深刻地思考科技的双重作用，而经过上述诸多探讨，我们不难看到技术的巨大反噬力量。站在伦理学的视角，又该如何应对技术的发展呢？
一味地限制必然是不可取的，唯有平衡二者的关系，为科技发展规定伦理原则和道德底线，并规范化、严肃化围绕人类意识的、危及人类本体性和生物性的科技实验的伦理监管程序。同时，也应当培育成熟的科技共同体队伍以发挥监督作用。贺建奎事件已然招致国内外科学界的批评与质疑，学界也自觉在第一时间商讨应对办法，这正是科学共同体应对突破伦理底线的科研和科研人士的挽救方式。
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Tom Bcauchamp）和丘卓斯（James Childress）已经提出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伤害、有利、尊重自主和公正。一般说来，此四项原则也适用于人类但不足以应对目前科技带来的复杂局势。一些传统伦理学理论，如功利主义、义务论等，如何应用于这些全新的情境，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需要一种实践的伦理学，而“度”是实践活动合理性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但是“度”应当如何界定？
笔者以为，“责任伦理”的概念将是一条可能的出路。
这一概念最初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而责任伦理学的兴起则源于德国学者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原理》。尤纳斯将伦理学定位于并推进到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技术、生物工程和自然环境保护等“部门伦理”的责任模型的探讨之上。
他指出了四点现代技术的特征：其一，现代技术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其二，现代技术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三，现代技术对自然进行人工干预；其四，现代技术要求作为人的活动范围的责任伦理的维度的扩大。如果说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权力，那么与传统伦理学不同，责任伦理学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在呼唤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伦理”。
此外，尤纳斯给出了这样一个预测原则：相比对福祉的预测，应当给予对不幸的预测更多的关注。“认识恶绝对比认识善容易：它更加直截了当，更有紧迫性，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更少差异，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寻找，它自己就会跳出来”。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大，技术可能对“人”自身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危险。纵然对行为后果的预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作为。从责任伦理学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将未来的行为作为导向，肩负起一种行为发生前的“预防性责任”，或称“前瞻性责任”。落实到文章的讨论内容而言，应该强调技术组织机构的伦理责任，守住诸多不可逾越的生命伦理禁区，莫让全人类的灾难降临。
7. 后记
在享受着科技便利的今天，再陈词滥调地宣扬一些“技术威胁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科技发展对生命的僭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科技发展的历程还是人类进化的脚步都不会因此放缓，叫停那些能够立即为患者谋福祉的研究则更不现实。那么，进行一些伦理上的讨论究竟有什么用呢？很多人因此认为伦理学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学科，其实不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更是涉及人类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宏大问题。技术的进步引领着伦理问题的研究方向，而伦理也实际地约束和指导着技术。
作为科幻爱好者和哲学系学生，笔者认为看待任何事物都应当保留一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当我们考虑到技术固有的自发性，对它的高速发展持有审慎的态度并没有错。
就前文的讨论而言，笔者认为：从理论的角度，人类必须守住人之为人的尊严，包括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完整性。我们生存是为了生活，生活的目的却不是生存。纵然人类具有许多弊端与不良天性，人的价值和意义也远远比其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更多。从实践的角度，技术组织、研究机构和政府应当承担预见性的责任，程序上的监督亦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已经走上了后人类的进化之路。某种意义上，技术正在改造人自身的内在结构，使人以一个方面的无限膨胀压抑了其他方面的需要，人的自我意识和存在面临萎缩的风险。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进步与发展，公平和正义无处安放，社会亦将丧失其秩序。更危险的是，无人知晓人类的未来将通往何方。
时至今日，笔者依然记得少年时期读到一则故事的感动。那是卡尔维诺在《宇宙奇趣全集》中的短篇童话：主人公有位水族舅姥爷，至今不愿进化上岸，令他感到羞愧。而当他带着女友前去拜访，女友却在水中感到了无比的自由，最终甚至与舅姥爷坠入爱河。
主人公气急败坏地质问：“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
——或许，退化并不意味着退步，“回归”才是人类最终的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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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语：（任课教师填写）
笔者以科幻影视作品为切入点，引入很多科幻名字如意识转移、复制人等，与现实中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日益先进的科技对接，借助科幻片点出技术进步带来的伦理困境，并对之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提出后人类主义视角以及预防性责任一说，在后文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全文逻辑性很强，从切入、回顾到思考和探索，环环相扣。笔者注重“人的完整性”的概念，由内容也可以品读到本人的哲学专业素养。论文格式上没有问题，笔者写作能力较强，独立思考也很多。
任课教师签名: 谭婧泽
日期: 201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