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校大规模制度化地推行通识教育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它的开端和二战战败有直接关系。1945年10月在占领军的压力下，刚宣布战败的日本政府立即设立了“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的12月31日下令全日本的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程停止讲授，回收全部教科书，并且邀请美国派出专家学者团来为日本全面重建国家教育体系。
通识教育的短板制约了日本最优秀年轻人群体的成长。
美国教育使节团
1946年3月受麦克阿瑟将军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 27名成员抵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写出了关于教育改革意见的报告书，其中高等教育方面要求统一精英与职业的两种学制，扩大受教育人群，并全面推行通识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内容都应自由化。报告书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设置过早地专业化，过于强调职业的面向。为了养成自由思考的心智，也为专业训练打下更好的基础，必须培养起广泛的人文主义态度，这有助于丰富学生未来的人生，使其能够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去理解自己职业活动的价值……通识教育要融入所有课程，一些专业课程也要能够更自由地纳入通识教育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史上著名的文本《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又称“哈佛通识红皮书”）正是1945年公之于世，可以说，“美国教育使节团”给日本带去了战胜国最新鲜的思想成果。当时的日本，曾饱受军国主义压制欺凌的自由民主派和亲美知识精英在战后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对于要在学校教育的最高层面为自由民主社会奠基的美国通识教育设计简直如获至宝。他们在美国的指导意见下以一股彻底翻新教育面貌的干劲，自觉自发地把通识教育理念落实为举国划一的制度规则（虽然哈佛通识红皮书在美国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于是，1948年起法令规定4年制大学均须设立专门负责通识教育教师的部门，本科前2年为通识教育（日文“一般教育”，即General Education的日译），内容分为人文、社会、自然三系列的“一般教育科目”，以及外语和体育，又规定学士学位所需最低124学分中一般教育科目至少36学分。然而“美国教育使节团”明示的“人文主义态度”、“通识教育要融入所有课程”和哈佛通识红皮书反复探讨的古典人文教育显然不如设立组织部门和“分类选修课”那样容易导入、便于制度化。这部分本应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日本接下来数十年的实践操作中基本上被忽视了。
哈佛1945年发表的通识宣言针对的是美国如何在战后的世界新格局和社会现代化演进中保持文明强盛的问题，其中调和古今张力、以人文凝聚下一代的教育思想具有经典性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国情背景。在美国，高中毕业的教育水平不高，大学本科阶段采取了英国学院制的育人传统，又将德国模式的高度专门化学习、训练和研究设置在研究生阶段，所以将通识教育以特定组织形式置于本科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日本则不然，明治维新以来其现代大学参照的主要是德国（欧洲大陆）模式，本科阶段即有鲜明的专业分科，而通识教育的对应物则落实在水平相当不俗的大学预科——“旧制高等学校”。战前，日本本土确实自发地孕育出培养精英的通识教育，命名为“教养教育”。因国立、私立学校定位不同，教养教育目标还可细分：与英国“绅士”贵族相对应的“武士”贵族，包括将来要成为国家精英的“国士”或在地方上守土有责的“乡绅”（国立学校）；另一类凭借新兴产业发展而崛起的城市里有教养的布尔乔亚（私立学校）。无论如何，这套教养体系从理念到制度都被战败打断，战后政策上强力重构的“一般教育”体制在实践中坎坷不断。
积弊与松绑
稗贩自美国的理念虽好，僵硬的制度约束使缺乏根基的通识教育在日本的大学中饱尝了数十年孤立无援的滋味。旧制高等学校被并入新制大学的“教养部”，原来高等学校的教师成为了新制大学中通识教育课程的专职教师，原来的大学教师继续负责专业培养。本科学生前两年归教养部管理，后两年各自进入专业学部（“学部”即日本大学对本科院系的称法）。如此一来，大学被割裂了，专业归专业，通识归通识，各有一套标准，归属各异的教育者自己的心灵只是偏安一隅，通识的理念并没有真正被大学接纳、消化。大学本应使所有学科在一起共同勉励构成均衡的教育环境，从而涵养健全的心智，结果通识教育反而被专门化，成了大学里由一小部分地位较低、脱离专业学术的教师孤立支撑的事业，还不断地受到专业共同体的挤压、边缘化。
对多数学生来说，本科前两年略显松散，在打工和交友中耗散了青春。只有少数胸怀大志能够自主学习的学生利用起了这两年宝贵的闲暇。在高等教育仍比较精英化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体制外的自由空间倒是养出了一些思想活跃、博览群书的通识学习者。但没有学生会把制度化的通识课程当一回事。
上世纪末，日本政府跟随“撒切尔-里根主义”潮流进行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在教育上影响最大的要数 1991年的“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这次改革的关键就是取消了“一般教育”的概念，撤除对大学应该如何实施通识教育、学位所必需的通识学分数、通识教育教师的人事归属等具体规定，只保留鼓励大学各自探索恰当的通识教育途径的倡议。这时，多数大学早已对通识教育兴味索然，甚至怨声载道，政策上一旦松绑，他们纷纷撤销了“教养部”。当时国立大学中唯有东京大学把专司本科前两年通识教育的教养学部保留了下来。那时起，在全日本大学以统一模式坚持了四十年的通识教育迅速降温，一蹶不振。
新世纪，再出发
经历了1991年“大纲化”折腾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不论日本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素质教育做得多么出色，大学轻视通识教育的后果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都显现出来。
去年，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空前的本科教育改革，都将通识教育列为重点。两所顶尖大学在改革宣言中自审：现今的学生学习被动、分数至上的价值观苍白虚弱；表达沟通与研讨能力不足，视野与心胸不开放；更缺乏担当的气魄和领袖群伦的心气——通识教育的短板制约了日本最优秀年轻人群体的成长。
《东京大学行动方针（2013）》的目标定为培养国际领袖人才，下决心以“真教养”塑造“强健”的东大生。所谓“强健”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主地思考、坚毅地行动，具有国际视野，公共责任感、现代文明的宏观判断力，在多变的21世纪保有竞争力的精英。东大校长松本綋甚至在通识改革动员大会上举例中国几所985大学的崛起，说目睹中国的学生更加刻苦、好学，勇于自我挑战，留学 (微博) 愿望强烈，欲以此激励本校师生奋发，要足以与中国学生竞争。他宣布创设“国际高等教育院”以统筹全校各部局，专门负责新一代通识教育的重建与运营管理，以“培养具有宽广视野与深厚教养、拥有杰出创造力、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人才”为使命。
此番重提精英的通识教育，日本的顶尖大学都特别强调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竞争力，在古典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完整通识体系中明确地倾向于现代和世界。国家的文明性格和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着精英教育的目标，强调现代和世界的定位可以说是在日本国际地位式微的境遇下实用的、应激的反应。而他们的“国际视野”中，除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经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教育高度普及，已经到了只要愿意交学费就一定能上大学的“全入时代”。在大众化的背景下，许多日本的大学重提通识教育有了另一番设定——补习。由于在母语阅读、写作、数理基础等方面十分薄弱的学生成批涌入了大学，原先大学的教学基础塌陷了。这就需要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制度化地进行补习，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通识教育环节。
在生源相对好一些的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还不至于沦落至此。现实一点讲，毕竟社会需要大量有用的人力资源，多数学生上大学还是要解决就业谋生问题。理智清明、判断敏锐，精神丰富，品位高、修养好，既博通又精专……所有这些厚积薄发的育人理想成本太高，多数人不愿或不能负担，所以更多大学非常务实地告诉学生通识教育将有助于他们成为更符合社会期待的职业人，提高就业率。于是，通识目标被减缩为一系列通用技能培养，例如口头表达、应用写作、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TOEIC（国际交流英语考试）等。早稻田大学研究通识教育的专家吉田文承认“大纲化以后的教养教育正在技能化、补习化”。
从国际竞争力和对现代文明的宏观判断力，到符合社会职场需求的通用技能，乃至高等教育的入门级补习，放松政策规制后日本大学对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逐渐自然地分化开来。这当然是比统一模式更健康的生态，而真正的通识教育水准仍由最优秀的大学决定。
如今最保守的大学也在考虑改革，如果说大学的专业教育肩负着在各门各类上推进人类知识进步的使命，那么通识教育承载着特定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兴衰。在任何国家通识教育都属于最困难的教育改革之一。雷厉风行的管理者喜欢先解决问题，再理解意义。在一知半解的时候就行动起来，又寄望毕其功于一役，在朝夕之间就改变一代人的面貌。我们也是一样，缺的不是执行力。在历史演变中，在不同文明之间，最重要看清何为“通识教育”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