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对，高考前填志愿的时候同学们都选择比较热门的专业，班里就我一个人填了中文。也有过犹豫，但是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说：“如果你选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进了大学肯定也觉得没意思。”而且我本性确实很热爱文学，所以最后就坚持走了这条路。

那时真没考虑过就业问题。到了本科直升硕士前，开始考虑这些，但通过一年的实习，发现反而离不开校园了。有一次骑车从相辉堂前经过，突然想到：“我要离开学校了。”当时就特别难受。

后来终于留校了，选择的工作又是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觉得非常幸福。

《任行》：您09年去历史学作博士后，怎么会考虑从中文转向历史呢？

金理：文史哲本来就不分家。我读书的时候对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很感兴趣。后来也听了姜义华教授、章清教授很多课。我的博士论文是讨论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名教”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没有史学方面的训练，完成度就不高，所以决定去历史系开拓视野。

《任行》：您的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

金理：主要是遇到了导师陈思和教授。一开始只是喜欢文学，特别是古典美学方向。但是后来之所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完全归功于陈老师。本科一年级下学期，陈老师给我们上文学史课，一下子让我入迷。当陈老师讲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理解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时，当我理解了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实蕴涵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寄托与失落，欢愉与激愤时，探讨这一群体的复杂心态就成为了我最初的学习动力。当时陈老师的课安排在下午的一、二、三节，我买了一个采访机录音以便整理笔记，为了让记忆的损耗降到最低，我总是力求在上课的同一天内将笔记整理完毕。三节课的讲解内容非常庞大，所以我每次都是听完课带着一个作晚饭充饥的面包就走进自修教室，然后一边跟着录音的回放，一边整理笔记……当我回到寝室时，往往已经熄灯，虽然辛苦，但是内心异常充实。我的研究方向就是这样确立的。

《任行》：除了学术，陈思和老师在其他方面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影响？

金理：我觉得在陈老师周围学习、生活的话，你会感觉到一种氛围，一种学术传统，这些都不是纸面上的。

比如说刚入师门的时候，学生一般会请老师开一个书单，但我记得陈老师从来不开这样的书单。他只是对我们说：“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年纪大了，你们平时有空的话和老人去聊聊天。”每一届学生入门后都由师兄带到贾先生府上拜访，这就成了一个仪式。我那时每周要去两三次。后来有一次贾先生生病了，我们轮流去陪护，病房里给贾先生作护工的师傅恰巧十年前也做过贾先生的护工，这位师傅对我说：“当时你们贾先生有一个姓陈的学生，对贾先生可好了，天天来看望、帮忙，连他的妻子也提着煮好的汤、饭菜一起来。”我自豪地说：“我就是陈老师的学生。”

通过这个例子，我觉得在陈老师周围有一种特别尊敬师长、尊敬传统的氛围。

再比如第一次和贾先生聊天的时候，他问我想做什么题目，我当时想研究施蛰存及其周围的社团，随口说了这样一个模糊的想法。下一次去的时候，贾先生正在午休，照顾他的大姐指着桌上一摞书说：“贾先生在休息，他嘱咐我如果你来了，就把这些材料给你。”我非常吃惊，翻了一下，发现这些书都是关于施蛰存的，有些还是当年施先生送给贾先生的，其中还夹了书信。大姐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走后贾先生亲手从书架上挑出来的……当时我只是个初次和贾先生见面的学生，感受到先生的关怀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在陈老师门下，最直接的感受是鲜活的学术传统的氛围，使你也想融进这样一种氛围中。

《任行》：您比较关注先锋文学，您在课上说过“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被云遮雾绕的先锋叙事所吸引”，那您是怎么理解先锋这个词的？

金理：借陈老师的概念吧，他把文学史看成两个模块：一个是常态，另一个是先锋。先锋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突然爆发的东西。比如说一匹马正在缓缓行走，先锋就是认清了某一文学发展的方向后，有一种特别的敏感，突然往马身上打了一鞭，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其他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有一群人“预流”到了，这是先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要去发现一些和流行视野不一样的东西，而先锋是很孤独的，在表达自己的探索的时候，是得不到太多掌声的。这正是文学评论需要去发现的。我自己这两年在文学批评方面想要去讨论的就是青年人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具有先锋因素的东西。

《任行》：那您觉得文学批评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

金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同时代性”。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追求、主旨并不相同，而且方法各异。打个比方，文学如同不绝长流，如果我们要研究这道流水，那么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可以占据一个高处，登高望远，河流的九曲十八弯尽收眼底，于是来龙去脉似乎也了然于胸；或者，站在岸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也不妨捡拾退潮后留下的时代“遗物”，带回实验室作定量、定性等分析。上述几种工作方式类似于文学史研究或处理历史人物，因为确定了潮流“结局”的绝对性、“置身事外”的客观性、以及认识对象的固定化，有可能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逻辑、历史贡献以及所处时代状况作全面的洞察与把握，有可能提供信而有据的文学史脉络，其间顺接、递进、转折、突变等重要关口清晰可辨……而文学批评的工作方式大有不同，那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在水里研究水”，感同身受水流的实感。因为丧失了后见之明的支撑，文学批评的判断很可能与文学史后来给出的“结局”不一致，无疑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经常会有“预测的落空”，但这种工作表明了认识主体在具体、实际而流动的状况中进行选择、判断的高度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暗示着批评者内在于时代，就好像置身于长流里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它奔腾时的冲击力，或涓涓细流时亲密的爱抚，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结、聚合来回应时代。

《任行》：所以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范式。

金理：对，文学批评是一种选择，根本不可能强求一律。选择和你认可的东西站在一边，只要你认为它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任行》：“文学的可能性”是指什么？

金理：比如鲁迅的“铁屋子”的比喻：曾经一度清醒、天真的个人，当面对“万难破毁”的困境，是否只有一种选择——重新安排自己进入原先的世界，从“昏睡入死灭”——这样一种绝望感是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普遍感受吧。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之作”《狂人日记》讲述的却是一个能动主体临世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个独异“新人”的长成并进入历史实践，是有可能的。鲁迅以巨大的艺术才能展现了“绝望”中的“希望”。这是文学启示的可能性。

《任行》：文学既是您的职业，又是您的休闲方式是吗？

金理：我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比如我特别喜欢看球、踢球，现在每个礼拜都踢两场球。

《任行》：您觉得中文系的学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金理：我进中文系开始，就听说一句被说烂的话：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无用所以可以不那么功利，因为自由所以可以坚持己见，甚至可以和现在支配性的价值体系保持距离，可以去自由地思考根本性的东西。

其实文学就是去培养这样一个内心世界，你可以在其中安放和外界不一样的东西。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不一定都去做学术，但只要有这样一颗心，你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你就会和别人不一样。这样就够了。

《任行》：您是怎样看待教师这个职业的？

金理：我是一个青年教师，任教的这几年来，我发现相比于科研，自己在教学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以前读书的时候，发了一篇论文当然很高兴，但也会有焦虑和怀疑，写的文章会有人看吗？但做了教师以后，上课的时候哪怕是学生一个会意的眼神，都会让你感受到意义就在这一刻生成了，自己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