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时代的文化困境

——基于《棋王》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

【摘要】《棋王》以“吃”与“棋”为主题勾勒出不同知青形象在文革时期的个体认知过程和文化困境参悟，最终厘清文化在世俗中的位置，从而实现身处阶层夹缝的“边缘人”知青在被文革摧毁后的自我重塑。

【关键词】 棋王；文化；世俗；建构

      小说《棋王》通过第一人称“我”的旁观者视角，叙述了文革时期一名贫困知青王一生不断磨练棋艺最终在九人车轮大战之中成为“棋王”的故事。“吃”与“棋”的意象反复穿插在行文间，勾勒出“我”、王一生等不同知青形象在艰难复杂境遇下的个体认知过程和文化困境参悟。而“我”在旁观中完成“吃”与“棋”的冲突与顿悟中，最终厘清文化在世俗中的位置，从而实现摧毁后的自我重塑。 

一、“吃相”与“棋观”——跌宕中的俗世众生相

      《棋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阿城的文字是极其隐晦的，政治运动下被挤压、蹂躏的灵魂在其笔下仍隐隐露着对活着的思虑，惨痛的历史以寥寥数语筛作碎粒铺洒于字里行间——“大字报”、“运动”字眼在叙述中匆匆掠过，令人难察其指向文革的不可说与荒诞暴力，只言片语中，人的死亡在阿城笔下平常得仿若鸡毛蒜皮之事，开篇以“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便交代了“我”家道中落父母双亡的悲惨出身；而小说中时隐时现的“饥饿感”往往仅令人颇觉王一生出身贫寒，却未曾发现，这种饥饿感实质上是普遍的，是国民的，自那次尸横遍野的饥荒（时间正契合王一生的童年）以来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伤。如此想来，“我”的饥饿经历在王一生眼中自然不过纸上戏言。（那时“我”父母未忘家道尚好，对饥饿的感触又如何能与王一生相提并论！）在这样人如浮萍的环境之中，身怀不同出身背景的王一生、我和脚卵对“吃”与“棋”产生了迥然相异的“吃相”与“棋观”。

（一）王一生——生命的自我抑制与寄托

      “吃”对王一生来说是“实在”的基础生存需要，与“馋”严格分离，“吃”的伙食水平高低取决于热量的摄取。他吃尽每一颗饭粒、吸尽油花的吃相显示出“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这种虔诚甚至有种对于稀缺的圣物不可放肆的教徒味道。王一生评论杰克伦敦小说的主人公“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这番恐惧何曾不是时时桎梏着他自身，使他不敢奢求温饱以外的衣食，使他“喉头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地咀嚼每一颗饭粒，甚至“带着达到彼岸的神色”呷饭汤呢？虔诚只因短缺，精细只因扎根于脑海深处难以抹去的饥饿感。

      王一生视一切超过生活基准线之上的事物为“馋”和“不知足”。他贫瘠的人生里似乎没有任何“多余”的成分。究其而言，难道王一生不馋吗？不想好上加好吗？“好上加好，固然是馋，其实饿时更馋。”时刻为饥饿的恐惧所禁锢的王一生，难道不会因此对“油水”反生出一丝渴望与艳羡吗？反复对自己要知足的自我告诫背后，难道掩盖的不是一颗饱含欲望却长久被压制被规训的心吗？在文本揣摩之中笔者发现，“呆子”王一生并非如诸多评论家所言身怀淡泊名利的超脱人格，更无如老庄般逍遥游于世的道家观云云。王一生对“高级”美食是充满好奇的，他在我端出清蒸蛇肉时兴奋地“挤过来看，问：‘整着怎么吃？’”，也在初尝脚卵带来的麦乳精后笑嘻嘻地说“世界上还有这种都关系？”在新奇的食物面前，王一生并非那样坚如磐石、清心寡欲，反而隐隐露出了“馋”的一面。他与众人的根本区别只是在于不会主动去追求“馋”——那是多么奢侈的东西！过去的饥饿经验使他产生一种无可摆脱的恐惧和对现实的焦灼，从而选择断绝自身对生活“多余”的欲望，并将其无意识地依附在别处。王一生“知足”的人生准则，不过是在深陷饥饿而窘迫的逼仄之中，在人如浮萍跌宕于生命激流之中被迫生出的一种无奈的自我救赎和规训。

      而看似与人生准则背道而驰的嗜棋如命，更印证了潜藏于王一生内心对“关于活着的什么”的追求。“棋”对王一生的意义再简单不过——“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他称棋是脑子里不可脱离的东西，“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当个体在社会激流中时刻遭受被撕裂和异化的困境，难以对现状产生归属感，一方依托之所显得弥足珍贵，尽管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1]。王鼎钧先生的评论很精妙，“王一生能活下去，因为心中有棋，也正因为人生的意义剥落殆尽，才抱住了棋不放。”[m1]对“棋”的执著愈深，愈显出现实生活的苍白脆弱。“棋”对于王一生是一种寄托与移情，寄托了母亲朴素真挚的嘱咐，寄托了对仅存的生活的一点点热忱，寄托了在“棋”以外无处搁置也不敢流露的“馋”（这种寄托甚至是无意识的）。“棋”便是这样一隅搁置自我的封闭之地。王一生通过“吃”与“棋”的自我抑制与寄托中获得了内心的平衡，尽管是那般摇摇欲坠。

（二）脚卵与“我”——身份认同与精神困惑

      脚卵视“吃”与“棋”为高级文化，用于体现身份地位和附庸高雅。谈及中秋节父亲与名人聚会吃蟹下棋品酒作诗和吃燕窝的经历时，脚卵从未夸赞食物滋味，而是反复强调“吃”的讲究与身份象征，“能吃燕窝，也是说明家里有钱和身份。”诚然，脚卵下棋也是讲究的，甚至要经历一番仪式般的梳洗打扮。然而脚卵对“吃”和“棋”的讲究，都源于从中寻求作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在众人之中，脚卵最为渴望离开这个贫瘠乏味的地方，而这种渴望更在他通过“吃”与“棋”不断寻求身份认同、形成对立阵营认知中逐步固化，最终使“棋”变成了一种换取利益的交易工具。

      昔日的优渥使“我”在“吃”上养成了和脚卵颇为相似的讲究，比方说熟谙蛇肉的吃法，将蛇肉和蟹肉做比较。“吃”对“我”来说不但是肚子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馋，吃的本能不能发挥，也不得寄托。”“棋”和看书电影等无异属于生活应当具备的娱乐活动。然而，经历生活摧毁的“我”在生存困境中却在“吃”与其他事物的讲究中困惑了，迷茫了——在复杂艰难的境遇下，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为粮足却没有油水的生活烦闷，为没书没电影的日常不满，这种情感在那些吃不上饭的人面前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呢？在“吃”与“棋”中，在可有可无的油水和娱乐中，“我”对生活的追求产生了精神困惑，从而引出自我建构和化解。

（三）阶层夹缝中的“边缘人”困境

      阿城赋予小说中三名知青对“吃”与“棋”截然不同的立场，在于揭示三人阶层和出身背景的根本差异。在小说描述中，不难看出“我”和脚卵出身具有原始资本积累的阶层，且受过良好的知识教育，与自幼贫寒不知杜康为何物的王一生与王一生属于两个阵营。“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王一生在交谈中时时强调的“你们”和“我”自觉为双方阵营划下了界限。而“我”和脚卵虽都处于“生活基准线以上”，两人也有本质上的差别。来自南方大城市的脚卵在文革中虽下乡插队，仍保留阶层的优越性；然而，“我”却是一个被在政治激荡中被完全摧毁、抛弃的人。在文革的激浪中，“我”从上等阶层骤然跌落，却又和王一生等底部阶层格格不入，徘徊于社会阶层的夹缝之间，对个体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焦灼。同时，在两个阶层的碰撞中，“我”又不得不遭受不通过文化意识的冲突，从而对生活本义产生拷问。

      相比“异人”王一生，“我”实质上是小说中最具有普适意义和代表性的人物，“我”是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自我解构的知青形象的化身。“我”所煎熬的身份焦虑和精神困惑，正揭示了知青人物在文革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文化困境——在革命的幻灭中，知识青年该如何自处？而在贫困和政治压力下，在思想浪潮被反复推翻的荒诞环境中，在政治运动破而未立的价值荒原上，文化之于人仅存的意义是什么？”“我”最终的顿悟，正是阿城作为一个知青作家为这个社会给出的答案。

二、知青文化困境的消解——基于“两个世界”建构

      阿城在《棋王》中构建了“两个世界”[2]：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异人”世界，“我”不知道王一生在想什么，“只能从通过自身所闻所想来猜度臆测”[3]，王一生在从“棋呆子”到“棋王”的迁渡中“到底悟没悟，又悟到了什么”[4]，都是难以定论的。而“我”则是一个主观世界，以第一人称所建构的“我”的世界是向读者完全开放的。两个世界互相参照，共同完成。

      “我”的形象建立极为巧妙：这是一个经历了由盛而衰，在文化摧毁中苟延残喘的漠然迷惘的旁观者，“我”不同于其他知青形象在于“只是被动地随着时代风潮沉浮，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默默地注视领悟着自身以外的广大世界”[5]，而“我”与王一生的世界参照中遭遇“挫败(误读) ——冲突(抗击) ——理解(和解)”[6]的认知变化，奠定了“我”成为传统叙事学意义上的主人公。

      故事的开始，“我”便迷失在文革运动带来的阶层动荡和价值摧毁中。传统知识分子父母被害，城中弥漫着狂热的思想革命（“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似乎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的过去都是罪恶的、有“污点”。而在和王一生相遇并经历一系列的价值碰撞中，环境和个体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文化沙漠的年代，如何在贫瘠的生活里获得一点点升华，这样的困惑在“我”的内心表现得很清楚：“我常常烦闷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的随便什么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我”为文化此刻应处的位置挣扎，它究竟是一种应当被搁置的欲望吗？与王一生知足的世俗生活相比，文化显得那般可有可无，仿若只是对现状不满的矫情造作。然而，王一生的嗜棋又如何能与他朴实的俗人生活融为一体呢？

      最终“我”的化解，仍是在对王一生的“异人”世界的旁观之中完成的。当那些“黑脸士兵”、“樵夫”、“呆子的母亲”在心里若隐若现，当恍惚回神和棋的王一生向“我”呜咽着喊妈，当夜半忆起铁了脸的山民们肩着柴禾唱山歌，我终于顿悟了：“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人生在世上本是俗人，自有俗相，可总还要有些什么。王一生和棋后的原话本为：“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妈——”下棋到了这个地步，已不再是为生活提供趣味的点缀，而是有了下棋，有了这么点东西，人才叫活着。对应的，“文化不是味精般增添滋味的调味品”[7]，而是一种相当具体的，人活着的方式。在现实中解决文化困境的唯一途径，便是把文化归到世俗中去，或者说文化本是世俗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在于世俗”[8]。

      在这样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叙述方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青在艰难境遇下从迷惘到领悟的自我重塑过程。通过勾勒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被摧毁、处于阶层夹缝的边缘化人物，带有“知青作家”标签的阿城为知青在文革中的自我解构与建构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正如“我”从自身存在为起点，“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断的叙述，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9]，身为读者的我们也在深入“我”与王一生的世界中获得了自身对人生的思考与化解，“我”的自我重塑也被内化为读者进行自我建构的一环。

三、重返“吃”与“棋”

      由此，反复出现在小说中的“吃”与“棋”意象背后所指已十分鲜明了。“吃”即意谓“世俗”平实本义，是人生下来就不得不面临的生存问题。“棋”则意谓“文化”，且象棋少有围棋那般仙风道骨的出世，而是一种朴实的、入世的文化，令人不觉联想炎夏墙漆剥落的巷子口，三五人围着半旧的棋盘屏息凝神，一两苍颜白发者轻摇蒲扇不时传出絮絮之语，暗潮涌动中终随一句略带喜意的“将！”万箭齐发，发出活泼热烈的叹声与笑声。象棋便是这样一种文化。

      “吃”与“棋”的关系生动地隐喻在王一生的自白中：“一天不吃饭，棋路就乱。”“棋”离不开“吃”，而没有“棋”也是万万不能的，两者密不可分；换言之，文化离不开世俗的支撑，只有身处世俗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而若人在世俗中只为吃饱穿暖却不去思考文化的位置，便不能称作真正活着。“吃”何尝不算做一种文化，“棋”何尝没有世俗的意味呢？世俗和文化又是相互穿插的。

      文革时期作为下乡知青的“我”在“棋王”世界的参照中完成了“吃”与“棋”的冲突到顿悟，最终厘清了文化在世俗中的位置，寻求到人生“有点东西”的本义，从而实现摧毁后的自我重塑。当个体对某些精神层面倾尽全力的执著不知不觉成为了自己生命的核心，当文化在世俗中成为一种相当具体的、人活着的方式，便“自有真人生在里面”了。

四、参考文献

［1］ 阿城．文化不是味精［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2］ 阿城．闲话闲说［Ｍ］．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Ｎ]．光明日报，1985，3(21).

［4］ 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的“故事”[Ｊ]．读书，1986，1：51-59.

［5］ 王叔奇．《棋王》叙述视角与“棋”关系探究[Ｎ]．绥化学院学报，2015，11：35.

［6］ 张婷．《中国文学》 (1985－1991)的国家形象建构 ——以阿城作品的译介为例［Ｊ］．山东外语教学，2017，38(3).

［7］ 王叔奇．《棋王》叙述视角与“棋”关系探究［Ｊ］．绥化学院学报，2015，35(11).

［8］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Ｊ］．文艺理论研究，1987，2.

［9］ 党渊博．《棋王》: 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Ｊ］．昭通学院学报，2017，39(4).

［10］ 张克济．“观自在”的边缘人——重读《棋王》［Ｊ］．华夏文化论坛，2015，1.

［11］ 马晓雁．“吃相”遮蔽下的“世相”与“真相”——再读阿城的《棋王》［Ｊ］．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35(5).

［12］ 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Ｊ］．文艺争鸣，2014，11：9-14.

[1]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2016.6接受《书乡周刊》采访时谈及阿城的《棋王》，称：“我记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还是很强烈的。”

[2]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02期

[3] 4王叔奇：《<棋王>叙述视角与“棋”关系探究》，《绥化学院学报》第35卷第11期，2015.11

[4] 

[5] 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的“故事”》，《读书》， 1986 (1) :51-59

[6] 张婷：《<中国文学> (1985－1991)的国家形象建构 ——以阿城作品的译介为例》，《山东外语教学》， 2017 年6 月 第38 卷第3 期

[7] 阿城：《文化不是味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8] 阿城：《闲话闲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9] 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的“故事”》，《读书》， 1986 (1)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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