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汽车”意象之诠

——以成长故事与历史隐喻为视角

                           17300110010 沈彦诚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1]（下简称《远行》）在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赘言，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文学史作品，更是一部文学佳作，虽然篇幅极短，却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笔者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成长故事和历史隐喻两重角度，分析这部作品中“汽车”意象的内涵，以期盲人摸象，阐发小说的内涵。

1.  成长故事视角下的汽车——移情作用下的自我对象化

      “成长故事”是这篇小说最显著的一个主题，以这个角度来解读汽车的意象，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汽车是主人公“我”在移情作用下，投射了自我的青春浪漫幻想，亦可称之为是自我的对象化。

      关于“移情作用”，诸多美学大家皆有论述，最著名的自然是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关于“移情作用”的阐释，他将之总结为“宇宙的人情化”。[2]不过因为朱氏主要是谈中国古典文学，其所云“宇宙”主要还是指自然万物，而笔者此处所要分析的“汽车”并不能算作自然之物，故笔者采用了邓晓芒老师对于“移情作用”的解释：“在情感体验上把一个对象（不论是人还是物）看作与自己是同一的、有同感的”[3]，这里“移情作用”之对象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自然，而只要是外在于自我的“对象”即可，可以是是人工产物、也可以是他人或社会等。笔者正是认为，在《远行》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我”与汽车达成了情感的同一化，或者说，汽车在“移情作用”下，成为了“我”的对象化产物。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的汽车是一辆“我”想搭而没有搭上的汽车，当时的“我”之所以想搭车，“只是觉得撘一下车非常了不起”，这是一种只属于青少年的虚荣心（并非贬义），或者说，这是一种只属于青少年的浪漫情结，所以小说中“我”连挥手都要“努力挥得很潇洒”，而在搭车失败后“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他想向整个世界宣告他的存在，而他希冀完成这种浪漫的五四式的宣言的方式，正是搭车。可以说，从这一刻起，“汽车”这个意象就承载了“我”的浪漫幻想，或者说“我”将那种属于青春的浪漫豪情赋予了汽车，他们之间情感的同一性已经开始建立，移情作用开始产生。

      这第一次搭车的失败并没有给“我”打击，而直到黄昏来临，“我”为了寻找到旅馆才真正想搭车。没有汽车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必须寻觅旅店——这正是不得不面临现实的开始，“我”不得不开始为现实的生计所困扰，那种青春浪漫幻想在此处一扫而空，迎接“我”的只有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困境——一段又一段起伏的马路。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当“我”找到了另一辆汽车，并在经历了一些波折终于搭上了那个司机的汽车时，“我”不再想要旅店了。这里有一段“我”的内心独白：“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方才困扰着“我”的现实问题已抛诸脑后，那种青春的浪漫幻想又重新燃起了，是否找得到旅店对“我”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体验这种在路上的状态。只要汽车在路上，“我”便拥有着超脱现实问题的浪漫幻想，汽车与“我”的情感再次达成了同一，汽车再次承载了“我”的浪漫幻想，成了青春的“我”的对象化。

      故而当接下来汽车突然抛锚时，正意味着“我”这种青春浪漫幻想的破灭，“我”不得不再重新面对现实，“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分析的细节，“我”发现这辆汽车是在“公路的低处”，而汽车是在上坡的时候抛锚的，这里的位置自然不单单是地理位置，还是“我”的心理位置，“我”是在面对现实困境（寻找旅店）这个心理低谷的时候找到承载着浪漫幻想的汽车的，而正当这个浪漫幻想在节节攀升时，汽车抛锚了，“我”又不得不重新去面对现实困境。

      在之后的情节中，这种移情作用更加明显，当“我”和汽车一起被卷入到“浩劫”之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时，也正是“我”那种浪漫幻想彻底破灭之时，“我”和汽车相顾无言，却再次产生了情感的同一，“我”想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也完成了自我内心的发现。被抢劫的汽车成了被抢劫的“我”的外化、对象化，“我”也通过体会汽车的温暖（那股汽油味）体会到了自己内心的温暖，汽车与“我”的同一在这里得以真正完成。

2.历史隐喻视角下的汽车——现代精神的象征

      以上笔者从成长故事的角度分析汽车的意象，认为汽车是“我”在移情作用下的自我对象化，它起初承载着“我”的青春浪漫幻想，而它的抛锚、被抢劫也意味着“我”这种浪漫幻想彻底破灭。下文笔者将从历史隐喻的角度，分析汽车的另一重含义。

      从历史隐喻的角度解读小说，最明显的便是那场抢劫（“浩劫”）对文革的隐喻，这一点已有学者做过精彩的阐释。[4]笔者沿着这一条路径，认为小说中的“汽车”，是现代的标志。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浩劫中与汽车对应的还有一个意象，就是自行车。“我”与汽车是这场浩劫中的受暴者，而自行车和骑在自行车上的人们是这场浩劫的施暴者。汽车与自行车的对立，是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前现代对立的象喻。而象征着现代的汽车在这场抢劫中居然遭到了象征着前现代的自行车“遍体鳞伤”的破坏，这是对于文革解读的形象化书写：诸如民主、法治这些作为新中国立国之本的现代精神被前现代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元素所洗劫。而在小说结尾处，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汽车虽然被掠去了车窗、轮胎、木板，但是它还保留了座椅、还有着“健全的、暖和的心窝”。这也预示着现代精神并没有完全磨灭，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它依旧残存在“心窝”里。

      而这“心窝”指的是什么？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汽车是“我”在移情作用下的自我对象化，而如果把这个解读放在历史隐喻的理解之中，或许我们还可以探出汽车“心窝”的寓意。“我”和汽车都遭到了身体上的打击，但在经历了打击之后“心窝”还是暖和的、值得信任的。按移情作用的解释，汽车的“心窝”也正是“我”的内心的对象化。在历史隐喻角度的解释中，“我”可以征示着在文革中的那些保持着良知的人，因为“我”在浩劫中甚至还想“叫唤一声”，想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于时代的不满。所以，汽车最后温暖的“心窝”正可以理解为“我”这样保持了良知的人的内心，汽车身上所承载的现代精神虽然遭到了时代的洗劫，却始终在“我”这样有良知的人的内心保留着。如此看来，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是积极的，它所预示着的，正是在后文革时代的人要从外部的灾难中苏醒过来，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良知、重新找回汽车所象征的现代精神。十八岁的“我”在这里不禁令人联想到文革后期那些“萌生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青年一代中的敏感者”：“不但在精神上从‘乌托邦神话’中觉醒，而且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从而走出权力者所制造的梦魇，回归到个体的真实体验”[5]。 

      笔者从成长故事和历史隐喻双重角度，探寻了汽车这个意象在《远行》中可解释的不同意义，即可以作为移情作用下青年自我的对象化，又可以作为现代精神的象征。笔者相信这部小说中的汽车还可以有更多的解读空间，亦还可以和作者的其它小说进行对读（如《死亡叙述》，汽车和自行车在小说中同样是重要的意象，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中的汽车成了施暴者，自行车成了受暴者），其中的深意值得进一步探索。

[1]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余华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朱光潜，《谈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

[3] 邓晓芒，《灵之舞》，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56

[4] 金理，“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文艺争鸣，2013(09)：95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