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节发展和结尾修改为角度

                     17300110010 沈彦诚

      阿城《棋王》[1]主要写的就是吃和棋两件事，借用小说中那位捡烂纸的老头儿的话说，前者即是“生道”，后者即“棋道”。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王一生的塑造，阐释了“生道”与“棋道”的关系。但是，由于作者对文本的结尾进行过删改，两者的关系在删改前后呈现出了不同面貌，本文拟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探求 “生道”与“棋道”的内涵及其关系，以及这种关系随着情节发展、文本删改是否有所改变，并且寻求这部作为“寻根文学”经典的经典作品，其中的“根”究竟在何处。

一、情节发展中的“棋道”与“生道”之关系

      从情节发展的角度，小说文本可粗略地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分界点即那场“九局连环”的精彩鏖战。这是全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作者所精心刻画的一个情节。在这场鏖战前后，王一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道”与“棋道”的关系是不同的。

      这场鏖战前，王一生的“生道”是“棋道”的前提基础。作者通过王一生之口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这点，当小说中的“我”向王一生说自己“混一天算一天”时，他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而当“我”旁边的人问王一生“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也附和着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时，王一生表示了否定：他“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王一生并非那种超人式的天才，他首先是个俗人、凡人，他对于食物是“虔诚”、“精细”的。只有满足了“生道”，他才能显现出他的“棋道”。这点不仅通过王一生的言语得到了正面体现，在文本结构方面也有一个隐喻：在这场鏖战前的所有棋局都写得十分简略，而对于吃则描绘得活色生香、极为精彩。火车上王一生并没有施展出他的高潮棋法，而他凶恶的吃相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王一生对战脚卵的那场比赛，不论是小说中的人物抑或文本外的读者都看得云里雾里，倒是之前关于蛇肉的烹调与聚餐写得很生动。这些细微的文本结构无不在暗示着王一生身上“生道”对于“棋道”的优先性。

      而“棋道”对王一生来说，不过是“解不痛快”的途径罢了，它无法解决真正“生道”的问题。王一生在这点上受到了他母亲和捡烂纸的老头的影响，他们或用言语、或用经历告诉了王一生不可过分迷恋象棋，“下棋下得好，还当饭吃了？”这是底层民间实用理性观念的典型体现。当别人都在打趣脚卵藏了酱油膏，唯独王一生说脚卵“会过日子”。王小波戏谑地以“手淫”来比拟“下棋”[2]，这个比喻虽有戏谑刻薄之嫌，不过对于下棋基本内涵的把握是准确的，对王一生来说，下棋也便如同常人手淫般可以“解不痛快”而已，它表面的快乐以饥饿的大背景为陪衬。据潘鸣啸考察，当时知青生活普遍的图景是灰暗的：

      “如果农民已经生活在贫困之中，自己都吃不饱，那不用说知青若无父母的援助就根本没法维持生活。即使农民仅够生活，知青一般都不能自给自足。”[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小说前半段，王一生的“棋道”不得不让位于“生道”，后者更为根本，前者只是另一种“手淫”。

      而在这场鏖战中，王一生的“棋道”完成了对于“生道”的超越。前文已分析过，小说高潮之前，王一生每次下棋总是与吃联系在一起，无论在火车上抑或在农场，他自己也坦承不是那种为了下棋可以废寝忘食之人。而这次棋局则不同，从“一大早”到“太阳已经落下去”，再到“天已黑了”，王一生完全沉浸在棋赛中，无暇顾及食物。连喝水的时候都先顾及着棋局：

      “我指指水碗，他接过去，正要喝，一个局号报了棋步。他把碗高高地平端着，水纹丝儿不动。他看着碗边儿，回报了棋步，就把碗缓缓凑到嘴边儿。这时下一个局号又报了棋步，他把嘴定在碗边儿，半晌，回报了棋步，才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可怕，眼里有了泪花。”

      这是这场鏖战中唯一和“吃”有关的画面（甚至可以不算做吃），相比前文的吃，这段“吃”实在显得太苦了一些，不仅清苦，而且王一生吃得很痛苦。在这一段高潮中，作者的目光显然已经从作为“生存之道”的“吃”中抽离，转向了“棋道”，其笔力也更加集中在了对棋的描写——这段描写极为精彩，作者通过对弈者与观者的动作、神态、语言的刻画，对周围环境细致的描绘、以及融贯古今的联想等一系列表现艺术，将原本抽象的下棋写得栩栩如生。前面的几场棋局，作者都是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将笔墨集中在“吃”上，而这一段则集中笔力写棋局，用墨如泼，而对于“吃”则几乎不提，这个微妙的转变似乎正在暗示着通过这场鏖战，王一生的“棋道”成为了比“生道”更为重要、更为本质性的东西，“棋道”完成了对“生道”的超越。

二、小说结尾删改前后“棋道”与“生道”的不同关系

      笔者认为，小说结尾的删改对于理解“棋道”和“生道”的关系极其重要，两种结尾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意义截然不同，而对于“根”的阐释也是不同的。笔者将先分析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也是广为流传的删改后的结尾，再分析删改前的结尾。

      在删改后的结尾处，作者通过“我”的一段感慨肯定了王一生的这种超越：

      “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我”认识到了囿于“衣食”中的“人”也“还不太像人”，只有那种拥有“真人生”的才可真正算作“人”，而这个“真人生”正是指像王一生的“棋道”那种对于现实生活具有超越性的一种人生。在这里，“棋道”超越了以吃为代表的“生道”，成为了更接近生活本质的内容。

但是，根据李陀的回忆，《棋王》原本的结尾呈现出了另一个面貌：

      “‘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4]

      这个结尾被《上海文学》的编辑以“调太低”的缘故删改了，其中的原因这里不展开分析。很显然的一点是，这个结尾对于前文形成了彻底的解构，那场鏖战所征兆的“棋道”对于“生道”的超越，在这里被完全颠覆了，“生道”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这重表面上的解构，其实更加符合王一生的形象塑造。它承接了王一生最初对“棋道”和“生道”的看法，从小说开头，王一生就认为“生道”是优先于“棋道”的，而他最后那场九局大战所形成的表面上的超越，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超越，王一生并没有从主观思想中产生这种想法。他之所以能不吃饭而进行鏖战，只是他偶然性地“拼了”一次。在那场鏖战之后，他终究还是要回归他的生活哲学的——删改前的这个结尾正是预示着这种回归。他不再下棋了，只是因为下棋在他心中只是“解不痛快”的一种手段，而他曾经的“不痛快”，主要来自于生存之困顿。而一旦生存条件得以改善，能够“吃肉”，他不再“不痛快”了，放弃用来“解不痛快”的棋道，自然也是正常的。故笔者认为，这个结尾并不是《上海文学》编辑所说的“调太低”，相反，它更符合人物的形象。

      这种向日常生活“生道”的回归，在笔者看来，可以为“根”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面向。不同于在删改后版本中体现的“根”——删改后所谓的“根”，是道家形而上的“道”，它蕴含在“棋道”中。道家在中国传统中是及其重要的存在，鲁迅即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的著名论断。在文章中，这种“道”即体现为形而上的一些哲学观，如“气贯阴阳”、“刚柔相济”，以及“势”与“运”的关系等等。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抽象提炼。

      但抽象的智慧终究是抽象的，它必须要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才能彰显其意义，而修改前的结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根”提供了另一重丰富的解读。王一生对于日常生活的回归，暗示着中国民间的传统或许就蕴含在“吃”这样的日常生活行为中。这正是五四以来的启蒙者所忽视的生活维度（或许那位《上海文学》的编辑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觉得其格调低），鲁迅对此有过反思：

      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5]

      在小说中，“棋道”即是生活的“精华”，而“生道”则是生活的“枝叶”，忽视了生活的“枝叶”而谈“精华”，注定是虚无缥缈的。李泽厚在谈及中国哲学时曾提出“情本体”的观点，他对此有过阐释：

      “我正是要回归到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的中国传统……这个生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6]

      从形而上的“棋道”回归日常生活的“生道”，这正是《棋王》中“根”之真正蕴含。

三、结论及余论

      故笔者认为，吃对于王一生来说，意味着更为根本的“生道”，而棋只是“解不痛快”的途径罢了，即使其为“棋王”，又能奈生道何？虽然修改后的结尾似乎完成了“棋道”对“生道”的超越，但却并非作者本意，笔者也更倾向于修改前的版本。

      回归“生道”的王一生，正如其名字所体现地一样，似乎更能揭示“根”的内涵。作者通过王一生似乎在向鲁迅所呼应，王一生“铁铸”般黑而瘦的样子令人想起《理水》中跟随大禹治水的那帮人，同样是“黒瘦”、“铁铸的一样”，鲁迅称其为“中国的脊梁”。而像王一生这样，体现着中国传统之本根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何尝不是“中国的脊梁”呢？

[1]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阿城文集——棋王 树王 孩子王》，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2]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5

[3]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242

[4] 李陀，《1985》，转引自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01）：105

[5] 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 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01

[6]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 中国哲学登场》，北京，中华书局，2014: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