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小说《大河深处》文末关于“一个人的教堂”之描写为焦点，展开对小说主题的探讨，认为《大河深处》一文书写了三种抵达永恒的方式，即分别为宗教、自然与对个人历史的圆融，背后是作者在死亡意识之下对升华生命意义与价值所作的努力，体现了新生代作家不同于此前中国当代作家的处理历史、世界与自我之关系的方式。文本中含混暧昧的书写不能简单地归于年轻作家的稚嫩，它呈现的是一种有所克制的观照，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正是由于此，小说才会出现诸如陆翎盐寨结婚与老笃收钱这样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书写。

【关键词】大河深处、东来、“永恒”的写作尝试、个体历史书写

一、作为镜像的陆翎与“我”

小说《大河深处》见于东来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中，作为九零后自由写作者，东来的完整作品尚且不多，只写过些类型小说与杂志的连载、专栏，《大河深处》一书则由于她在豆瓣平台征文比赛的得奖而出版。小说表面上书写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主人公“我”由于几次邂逅一位名为陆翎的男人存在的痕迹，于是涉险穿林过河，费尽千辛万苦只为能够复原他曾经的生活。陆翎原是个受过教育的上海茶商，在偶然间遇到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此后遂放弃原来生活的一切，随传教士深入人迹罕至的云南山寨中过传教生活。“我”便是受陆翎留下的的零碎痕迹（照片、旧账本、传教士书中简略带过的一语）的引动而前往，在大山邮递员老笃的带领之下抵达盐寨。文末“我”进入了由陆翎亲手搭建，然现已破败不堪、仅容一人的小房间中，即作者所谓“一个人的教堂”，在那，感受到光从石头砌成的十字架中透过来。

“我低着头进去，石房里横着一条石凳，一切都靠双手凿出，因而凹凸不平，我甚至能想象出建造者大汗淋漓的模样，地面钻出细草，墙壁长满苔藓，空气霉旧，一抬头，暮光从石头错落的缝隙中透进来，构成一个光之十字架，将石屋照亮。这是一座教堂，只能容纳一个人的教堂，我用手摸着墙壁上凿子的粗糙的痕迹，在那张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很多年以前路翎就这么坐着，我走到了他设定好的终点。”
 

文本在正式进入这个语段的书写前，有一句话不容忽视，“老笃替我斫去爬藤，露出石头本来的红灰色和一个低矮狭窄的门，我要钻进去……”
 

关于“窄门”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太福音》的两段经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太7:14），“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7:15）。耶稣基督在七章中训诫信徒有两种路，救恩之门虽然向所有罪人敞开，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去，它需要信徒的努力（strive）。“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11:12），strive翻自希腊语动词agonízomai，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争战有关（路加福音22：44），如其所训，要进入窄门需要极大的热忱以挣扎奋斗，需要对内心信念（或信仰）惊人的坚毅，而小教堂“一切靠双手凿出”，被后来者由此透视“大汗淋漓的模样”，就是陆翎此生为被引到永生所作的strive。

只是这种strive留下的粗糙痕迹与“地面钻出细草，墙壁长满苔藓，空气霉旧”的画面相冲击，后者颇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味，既然万物顺其自然，天地没有干预其运转，那么信徒欲奋力迈向耶稣所指之窄门的行为便像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在“我”马上将这种“单恋”的苦楚、意义之自我加码的虚无化解了，在光的照射下，“我”再次印证内心受到的感召，于狭窄的环境里零星拼凑出陆翎存在的碎片，自认为“走到了他设定好的重点”。

这种感召颇有宿命论的意味，且贯穿整个文本，“我”所以出发去往盐寨全是由此（“总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手一直指引着我，……领向他，那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忽视就是亵渎”，“路翎变成我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一定有所目的，除了命中注定，找不到别的解释……”），也正是这种“感召”本身使得“我”得以有与陆翎连通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陆翎是“我”的一面镜子，区别只在于陆翎是受到神的感召（“听从心中唯一的神的召唤”，“要去过神指定他过的生活”）而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到里底吾村扎根传教，深入盐寨定居；而“我”则是受到一种个人历史的感召，去追随一个与己无关之人的生命痕迹。

如文中所展现的一般，作家也自述她写作的动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感到一种“冥冥之中”的牵引，但需要更进一步探寻的是在这种直觉写作之下，作家所体认到的感召背后潜藏的是什么？笔者认为作家的感召根本上来自于死亡意识之下对生命的尊重，死亡意识在包含着对死亡的焦虑、崇敬、恐惧、困惑的同时，也包含着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形而上的超越以及生命价值的深化。由于对死亡的抗拒，文本中有关永恒的追求贯穿始终。

在怒江老姆登教堂祈祷中的傈僳族基督徒

盐寨藏在大山深处，为何文本要名为“大河深处”而非“大山深处”？正因为相较之下，河水包含着一种圆融的价值观，它所指向的是整体性的超越，即个体历史共同汇成涌流，延续不绝、生生不息，终于作为一种人类全体而长久地存在。当“我”第一次邂逅赤乌江时，便感受到 “河水……带着巨大的力量翻涌……裹挟着天地间的某种神秘旨意倾斜而下”，这种神秘旨意就在于生命的涌动的整体性汇聚，它不是个人的，因而有巨大的能量；它包含着个人的全部历史，因而能够和另外的个体产生共鸣。

二、作为时间脱节者的老笃

无疑，《大河深处》首先是一部尝试抵达“永恒”的作品，要超越就必须摆脱时间的锁链，而在老笃身上便集中展示了时间这一维度的缺位。一方面，老笃的永恒来自自然的崇高，崇高中通过量的堆积而产生的无法把握之感，其实已很好地呈现在前述对赤乌江的简析上。老笃由于与大山的深刻纠葛而沾染上自然的崇高（“浑身冒着来自山野的沉默，非常巨大而凝重”，“老笃花费了半生的时间来和这片山林对话，彻底地融合，甚至于感染上它的凝重的沉默”），他已经被这山野完全接纳（体现在巨蛇的守护、指引和陪伴中），他之所以自觉脚下生根、无法离开，正是由于在这种对自然崇高的分有之下，他早已不是简单的个体生命，而与庞大、超越的整座大山，乃至整个自然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他其实是一个永远停留在流动生命中某个时间截面的人，以这种停滞剔除了时间的流动性以及流动中不可避免带来的死亡。他固着于年轻时为人接生过程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自此之后遁入罪感之中，不再走出大山；他又执着于听邓丽君的歌，以大山的孤绝为由来否定死亡的发生（“我们山里待久了，不用理会外面发生了什么，如果没人告诉我邓丽君死了，我会以为她永远活着”），可见其时大山、盐寨已自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这一环境由于时间感知的脱落而得以靠近永恒。

表面上看，关于进入这一永恒之地的动因，老笃的被动停留和陆翎、“我”形成对照，毕竟前者并非自觉受某种感召前行。然而老笃“被动”的起因——上山下乡的宏大历史背景与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交织，无疑指向宿命（正是无可避免的偶然构成了宿命）。老笃此后怀有愧疚，以邮递员一职回避人烟，事实上正显示出他对罪感的strive。如同陆翎由于自发的奋力而在小教堂中感受到神性力量，老笃因为突然降临的灾祸而赎罪，以至真正融入大山。后者其实也在迈入窄门，他的经历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班扬《天路历程》中对基督徒进入窄门描述时所作原注中的一句，“天堂大门为心碎的罪人敞开”，实际上老笃和陆翎乃至“我”在“被引向永恒”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青年作家东来在金理老师主讲“中国当代小说选读”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三、另一种历史观：个体生命之圆融

作家的感召背后是一种死亡意识下对永恒的追求，她所真正意图挽回的是个人历史的消逝，故而文中才反复出现“照片”的意象，“照片就有这个功能，将一瞬成为永恒”。而如何挽回？她并非如同在革命和政治化的生命伦理叙事中所做的那般，诉诸于一个宏大的历史目标，在那种情况下，宏大者作为追求对象与个体是分离的；而是意图使个体生命完整地、直接地嵌入某种具有整体意味的事物，与整体真实地共在而非受整体规则束缚，具体到陆翎和老笃身上，即分别是对神和自然的直接融入。

与他们不同，“我”抵达永恒的方式是对人类全体的进入，所谓“生生不息”，在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意识之下，默认其中每个个体之间的联结，于是也借此首肯了每个个体的意义。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就受到另一个人存在痕迹的感召，以至于跋山涉水去寻找生命的片段，去试图延缓个体历史彻底的淹没，便全在于这种对人类全体的认识中，它其实是一种伟大的人性。

这或许就是新一代的作家对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作家并非意图展开一种宏大叙事，而是想把握住流逝的个体历史。当老笃得知“我”前往盐寨的理由，并不觉得可笑，而是感慨“等我死了，会不会也有人像你这样跑过来找我，看看我到底怎样活过？”东来自述她的人物原型来自新闻和历史的边角料，当她看到“最后一个邮递员”的报道时，觉得应当让这个形象进入文本。无疑，这种“自觉应该写”背后有意义的自我加码，但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所激发的感情，在“最后一个邮递员”的参照之下，一种有关自己最终也将死亡的哀感产生了。

哀感之下带来了对生命延长乃至升华的意图，东来奋力书写一种个人历史，以至于从它身上体验到神圣性（具象为陆翎多次对“我”的感召）。正是由于这个出发点根本乃在于对个体历史的尊重，于是在叙事时也呈现出比较暧昧的形态，结局并不清晰明朗，陆翎人生历程的拼图并未完成。作家没有太多进入陆翎的生命，而是尽可能“原生态”（当然也是虚构的原生态）以至于只做了碎片式的保留，这之中始终保持的观照距离是对个体生命深度的肯定，含混的书写背后承认着亲历者有旁人之理性永远无法穿透的内核。

另一方面，这种诉诸于个体历史的叙事呈现又不像80、90年代的一批文学作品（尤其以韩东、朱文为代表）所展示出那般，是对此前一段历史的反拨，内含着对庙堂权力摆脱的兴趣，对体制的反叛，对历史严肃性的调侃和游戏化的消解。在它们身上展示的是脱嵌的过程，然这种颠覆、质疑、解构的同时却很容易把个体性无限放大，以至于走向无意义和虚无。

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上一代作家希望年轻人能够展示的处理世界的方式，一种自我的唤醒、独立，和巨大的整体性背景解绑（当然还只是第一步）。那么更属于当代的文学恰恰有相反的意味。我们应当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其缺憾不是源于压抑而是源于自由，边界的模糊、感觉的缺乏乃至权威的脆弱……作家要做的是在让个体重新融入整体的同时不至于被整体抹去。这种深刻的后现代危机，西方早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就经历了，赫尔曼•黑塞早期的作品遵循德国成长小说的路子，书写解绑的个人，到了《荒原狼》则展示了解绑之下的分裂感、精神危机、荒诞以至于一心求自决，文末给出 “幽默”的答案，已经见到重回社会的端倪，晚年最后一部著作《玻璃球游戏》更是直接将个人对社会全体的融入作为解答。

此前中国的当代文学中过多边缘性书写和异质性视角，实际上部分由于作家固着在巨大的创伤之中，对个体过分强调，以至于迟迟无法真正地达成对整体的回归。不过东来做出的选择也并非如同黑塞那般要求融入社会的驳杂，以至于有更强的社会实践、参与感；而是要求融入生命的整体，由此融入时间，通过伟大的人性，在记忆稀疏的留存中互相保留痕迹，将自我纳入其他人的记忆范畴以对抗个体短暂的停留。这种处理自我与外部、生命与时间的方式并非是实用主义的，通过社会参与完成；而是浪漫化的，默认人身上有所普遍的共通来完成，后者似乎成为一种宗教的变体，无疑，在神性湮灭之后，文学也确实部分地承接了宗教的职责。

在此之下对个体生命的呈现，无需纠结太多它的含混是否出自年轻作家对这类命题的难以把握，作家本人其实并不在意，她的写作方式是直觉写作，且自述写完没有再做修改，部分读者所设想的清晰处理方式本身就不是这个时代所理想的一种呈现生命的态度。老笃身上有一个时代转身的剪影，借它窥见已经沉没或正在沉没的历史，然而老笃毕竟只是芸芸中一个体，后来者仅够抓住一个尾巴。

四、崇高的非崇高前提——陆翎的第二次婚姻

最后，既然这个语段所进入的是陆翎的小教堂，笔者认为对陆翎生命仍有一点需要进行简单说明，即为何意图将生命奉献于传教、从此不再归家的陆翎在进入盐寨后另外娶妻生子？

笔者认为这或许和这个时代的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有关。在一个强调物质、消费的环境，必然伴随着对实感的、俗世的、此在的、紧贴地面的东西的强调。于是在潜意识里，作家已从更现实的层面而非纯粹的浪漫主义来理解终极价值的探求，即崇高的发生也有一个非崇高的前提，由此对宗教虔诚的信徒也有着自己的婚姻，融入自然的老笃依然会收下一千元放在鞋底。

这实际上是在为当代至少表面上呈现的一种全体无意义之局面加诸意义的符码。如果照样结婚生子的陆翎也能沐浴在十字架的光中，有着钱财之欲的老笃也能够与自然交流，那么潜台词其实是，看似庸庸碌碌、难以免俗的生存状态下仍不乏深刻所在。作家《大河深处》一书中的另外一篇《锦灰堆》便多少透露出这一点，“锦灰堆”的意象值得玩味，一堆表面燃烧殆尽的死寂之下，若是用东西去拨，仍能看到里头留存的火星，颇似梵高给弟弟提奥信中的一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在庸俗之下，我们仍然葆有进入“窄门”、抵达永恒的可能。

此外，个体对超越性进行探求的同时也应当保留对社会的参与，二者缺一不可。这亦与这个时代的特性有关，在二十世纪持续已久的荒诞、虚无的生命状态下，理应重新认识到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如同涂尔干早在《论自杀》中所反省审视的那般，自杀可能性与社会纽带的松散程度成正相关，原子化的社会面临着艰深的生存危机，到底来说，彻底的超拔是神而非人的作为，要首肯个人价值，理当首肯这种与社会无可避免的关联——盐寨里“出乎意料”的婚姻。

课后东来与学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