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沅琪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收音机”的来源、妙妙与“北京男人”的故事以及妙妙在此之后的经历，分析了“收音机”这一意象在《妙妙》中的意义。“收音机”不仅是妙妙了解“大城市”的渠道，也是她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缩影，还是妙妙故事中“现实”与“精神”撕裂的创口，为解释妙妙的处境和心境，以及引入其后的情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收音机” 现实 精神 撕裂感

在短篇小说《妙妙》中，作家王安忆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16岁少女“妙妙”不安于“头铺街”小城镇生活，在现实与精神的拉扯下，孤独而又纠结地成长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妙妙的生活随着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出现而转折、改变，甚至走向“堕落”。在这些男人里，第一个将妙妙推进这一段故事的是那个甚至没有姓名的“北京男人”，而“半导体收音机”正是这个男人留给妙妙的唯一实体化的印记。

“收音机”不仅是妙妙窥探“大城市”的窗口，也是将她困在回忆和误解里的锁。在得到收音机前，妙妙了解头铺街以外的所谓“现代化潮流”的方式是通过电影和电视，她羡慕影视节目里的青年男女，认为他们是最幸福的。在妙妙看来，想要离开头铺街并成为大城市的一员是无法实现的，她既不是懂得生意的男青年，又“在学习这条路上走不通”，也看不上出嫁这条道路^[1]。然而，北京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妙妙的人生轨迹，他的出现让妙妙觉得曾经在电视和电影里看到的故事好像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比起被伤害，妙妙更认为那是北京男人对自己的接纳，是大城市对自己的接纳，是她有别于头铺街小镇居民的体现。尽管北京男人的故事是短暂的，但“收音机”的存在让他带来的影响延续着，在北京男人出现并将妙妙的精神幻想与现实撕裂后，像一个久久不会愈合的发炎的创口，影响着妙妙之后的人生道路。

这种“现实”与“精神”的撕裂与妙妙的处境和心境有关。就现实而言，出生在70年的妙妙16岁时应该正处于我国社会变革剧烈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使得一些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和潮流的变革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加快了演变的过程，而对于头铺街这样一个封闭的内陆小镇而言，这样的与时代潮流浪尖脱离的撕裂感是显然的，而身处其中的妙妙，无疑是难以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与“北上广”接轨的。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妙妙，接收到的“现代化”信息是碎片化的，16岁的她甚至还没有构建出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就在这样碎片化的信息和外来的“北京男人”的影响下走向了错误的“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一种孤独的、偏激的精神上的自我认同甚至自我麻痹，需要不断地寻求他人的认同和对“非现代化”人的蔑视来维持。

小说文本对妙妙听“收音机”的描写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了这种撕裂感：

“这只收音机的频道很难调准，总是格吱格吱响着，发出模模糊糊的声音。妙妙就很专注地听着，极力要听清里边的每一句旋律和每一句对话，如有一句话没有听清，她便觉得受了损失，流露出焦躁的神情。夜里，她在被窝里抚摸着这个又小又旧的收音机，想着那人，想着那人在这里的情景，一天一天的，清楚得像在眼前。”^[1]

“收音机”吱吱呀呀、模糊不清地传递这“现代化的信息”，它就像那些来到妙妙身边又离开的男人们，给了妙妙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却又那么渺小而稍纵即逝；它也像头铺街的缩影，在头铺街，妙妙总能从蛛丝马迹中碎片化地捕捉现代化的痕迹，而透过这个收音机，现代化的信息也依然模糊不清。妙妙努力地捕捉着其中的每一句旋律和每一句话，但“现代化”却依旧看得见摸不着。而错过信息后妙妙表现出的焦躁，也与她之后生活的状态吻合——不论是孙团、小发、张业还是何志华，妙妙都在寻找、失去、受伤、自愈，直至何志华离开，妙妙病倒。“收音机”就像是这种撕裂感的载体，将这些纠结、迷茫和孤独化作一个创口，狰狞地存在于年少的妙妙的生活里。

尽管在小说的结尾，病愈后的妙妙最终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重新被小镇生活所接纳，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治愈者的故事”^[2]，这样的结局让人难以简单地以好坏或悲喜将其定义。这是一个立体的结局，一方面妙妙与自我和小镇环境的和解是令人欣慰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抗争失败”的结果又是令人惋惜的，就像妙妙最终没有从“收音机”沙哑的声音中找到“现代化”的道路一样。

“收音机”在小说里出现的篇幅并不多，但它的存在让妙妙抵抗“平庸”、追求“现代化”的处境和心境变得更为具体，同时也成为了将妙妙带入“北京男人”之后的故事的引路人。它是“北京男人”离开后为妙妙打开的一扇窥探“现代化”的小窗，这扇窗的背后，是一道深深的“精神”与“现实”撕裂的创口。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妙妙[J].上海文学,1991,(2):20-35

[2]金理.“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哦,香雪》与《妙妙》的对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07):14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