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自我的奋斗人生

高加林没有做错什么，我想他走后门没有错，相反，这是时代和个人能力所赋予他的正当性。针对走后门而言，第一是高加林通过正当途径去到县城可能性的微乎其微。故事发生背景是在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国家不再农村招工招干，乡镇企业尚未有较多的发展空间，而国有企业是分配状态。二是高加林如果拒绝了这一次“走后门”，那么日后马占胜、高明楼等人也许心有释然，也不再主动寻求帮助高加林。三是德才配位，高加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工作上也很负责。并且当时走后门风气尤胜。而针对婚姻而言，我们可能会假想高加林再 

那么高加林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我想他错在过分夸大了自我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对于高加林而言，这就表现在他在认识环境的时候缺乏根基的身份认同，在改造命运的时候又过度以自我为中心。

首先，高加林的奋斗的缺乏着根基，。个人没有根基我想在往前走的时候是及其容易倒下的他不像是张克南和黄亚萍有家庭的筹谋，他唯一能够做的其实是谨慎的克制的奋斗，然而伴随着高加林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变得更加的不接地气。高加林当上通讯干事后风光无限，即便他有所刻意的对自我行为进行收敛，但实际上可以说高加林把自己彻底的当做了县城的国家干部，如果说高加林的自我身份认同存在一个光谱，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划分，民办教师被三星抢走之后，高加林在一番挣扎后高加林的身份认同是靠近农民这一端的，当上了通讯干事之后他的身份认同逐渐在向着城市干部这一端偏移，和巧珍决裂与亚萍较好则进一步让他自我认定了自己干部的这一身份，而最后参加培训回来发现小县城原来也这么小更加坚定了他身份认同的转变，人生的戏剧性就在于当高加林彻底完成身份的转变后，他突然的又成为了农民。身份认同的转变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高加林错估了这种身份可持续性的存在来自于高加林的基点——谨慎的奋斗。在这一点上，高加林和妙妙很像，妙妙也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了完成和印证这种转变的身份认同，她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且最后结局也很荒凉。高加林和妙妙的行为都是很危险的，通俗一点来讲，他们没有退路，一旦倒下，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对于自己的原初身份，一个人所做的不是打击它、否认它，而是只有接受它，并保持着这种身份所带来的良好天性，才能够稳定的向前发力。

第二则是极度自我的奋斗，换言之则是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对于高加林这样血统农民而言是极其危险和可怕的。小说中高加林从头到尾的是“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希望自己可以毫无负担甩掉所有包袱往前走，他前后考虑、权衡利弊。和巧珍的恋爱是在农村生活孤独之时寻求的自我安慰，在巧珍的身上，高加林美化的自我得到了回馈。同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他对父母的责任有所承担，高加林是血统农民的独子但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内心中对父母老去的内心独白。如果真到了南京到了大都市高加林的父母应该怎么办呢？能够到南京吗？即便是到南京了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而又有谁来给自己父母养老呢？这一点还体现和黄亚萍的恋爱过程中，我最不解便是高加林才和巧珍分手就和黄亚萍高调的恋爱，开始了上海时兴的打扮、现代的恋爱方式。她们的恋爱伤害了四家人，克南难堪的处境、巧珍不堪的名声、高玉德无奈的应对他统统都没有理会。同学情谊、巧珍名声、父母尊严他是统统不讲究的。一个人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却不能完全忽略他人的感受，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带来的是共情能力的匮乏，他以为自己能够毫无负担往前走，可最后这恰恰成为了他最大的负担。

总结来讲，高加林正是在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时候既在自己的身份认同层面失去了根基，又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了共情能力而忽视了与他人的联结，对于高加林这种几乎只能依靠自我奋斗实现阶层上升的人而言，在接受自己的原初身份的基础上进行弱者的奋斗并重视自己与他人的联系才是可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