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了解古蜀文明、关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感受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推动考古大众化，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联合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于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上午举办“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通识教育研讨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相关学者、专家等分享对古蜀文明研究的成果以及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大学通识教育有效结合，激发高校大学生学习与研究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热情。
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姝向与会学者致辞。她指出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和考古发掘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也会给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和科学依据。
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研究巴蜀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今天的研讨会专家云集，一定会对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相关的问题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并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在学术报告和研讨环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长江学者霍巍教授结合三星堆早期发掘的档案资料做了“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的专题报告。
三星堆最初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引起注意，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与副馆长组建考古发掘队，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此次考古影响力并不大。1986年的考古大发现让三星堆文明“一醒惊天下”并引起国内外学界和公众的注意。
三星堆的奇异青铜像、神鸟、神树、神坛、金杖、高度发达的玉器、陶器都为中国青铜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文化元素，今天三星堆六个坑的发掘依然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及长江流域的文明有很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分享的题目为“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国家”。三星堆遗址大体可分为三期，期间经历了聚落毁灭、都城兴建还有宫殿、神庙、城墙的毁弃。从考古发掘的城墙、铜人像等信息，能够了解到三星堆的国家统治方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被统治阶级、宗教控制等情况。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孙华教授还讨论了三星堆文化与古蜀国的关系，他指出，讨论三星堆文化是否属于古蜀文化是考古学引入古蜀历史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学界可以结合考古路径和历史学研究路径，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做了题为“三星堆文化与艺术”的报告。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偶像式构图与情节式构图艺术形式，整个三星堆青铜制品，如果仅从单件作品看基本属于偶像式构图，但是这些单件的青铜制品之间是成组成群的组合关系。
第二部分以巴蜀文化中频繁出现的“英雄擒兽”的图案和铸刻这一母题图案的青铜器和巴蜀印章为讨论对象，指出如若在地图上把铸刻有“英雄擒兽”母题图案的青铜器或巴蜀印章的出土地点连接起来，其所呈现的路线就是今日学术界所称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他还分析了三星堆青铜器上未见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带翼兽的艺术形象。段教授认为不论偶像式构图或情节式构图，还是“英雄擒兽”母题图案，或是带翼兽图案，这些艺术形式均如此之早地出现在古蜀地区，表现出三星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内涵，也表露出与欧亚古代文明在艺术形式上的某种关系。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王辉研究员的议题为“汉代以前青藏高原东缘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
通过分析三星堆遗址的遗物在器形、图案等方面和其他文化区域遗物的联系，他指出，在青藏高原东缘，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一直存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流。北方和欧亚草原的器物、文化向南传播，所形成的通道既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又是民族迁徙的走廊，这条通路后也被称作藏渝走廊。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的孙丹阳介绍了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的情况和工作进展。他的汇报主要分工作缘起、工作概况、主要收获三个方面。
三星堆遗址自1927年首次发现以来，开展了15次考古调查、6次考古勘探、41次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8000平方米，约当遗址总面积的1/600。通过90年来的考古工作和相关研究，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保存情况、文化内涵、遗存面貌等基本清楚，并且在聚落、社会等领域也有一定认识。
遗址有三重城圈，1986年只抢救性发掘了一号、二号“祭祀坑”，并未对祭祀区进行全面了解，从2019年起，在此继续工作，并幸运地发现了新的六个坑位。目前已经基本明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遗址整体聚落结构的认识；三号坑、四号坑野外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其余四坑发掘工作有序开展，成果斐然。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秦小丽教授向与会学者和学生汇报了“三星堆与中国青铜时代”。
秦教授首先分析了青铜时代的几个阶段，并将三星堆文明至于青铜时代的研究视野中，指出除了尊与罍之外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与长江中游其他地区的青铜器呈现出较大差异，具有本地蜀文化的特点并吸纳了不同文化的因素。
她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几期之间的差异、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城址布局以及几个祭坑出土的铜器与金器，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比较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异同。
最后，秦小丽指出，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夏商王朝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因素加以创新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复合型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既与中原青铜文化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明形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本次会议不仅呈现了三星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同时也是对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结合的探索。
通识教育的作用之一是将最新的前沿研究介绍给大学生和公众。在三星堆问题上，我们可以借助学术热点呈现中国历史，透物见人，通过陶器等物件研究一般人的生活状态，并将这些信息介绍给通识教育的受众，让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