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
2021年度优秀教师”
为进一步推动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建设，激励教师投入通识课程教学，从2018年开始，通识教育中心每年评选“年度通识核心课程优秀教师”3名，授予获奖教师荣誉称号并给予每人5万元奖励，以表彰教师在通识课程教学中的贡献。
经通识核心课程委员会评选，历史学系韩昇教授，经济学院石磊教授，物理学系金晓峰教授获得“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2021年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022年1月7日，在2021年度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研讨会上举行了“年度优秀教师”颁奖仪式。三位获奖老师上台领奖，并分别带来精彩的报告，畅谈通识教育，分享教学经验。
2021年度通识核心课程
获奖教师颁奖词
/历史学系 韩昇教授 /
“韩昇教授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建设之初就担任核心课程的骨干教师成员，2006年至今，韩昇老师主讲的“东亚文明史”一直是复旦通识核心课程的标杆。作为知名历史学者，韩昇老师著述宏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通过韩老师的课程，一届又一届的复旦学子得以领略通识教育的独特魅力。韩昇老师也因此被誉为复旦通识核心课程的明星教师。”
——核心课程委员会
/ 经济学院 石磊教授 /
“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石磊教授主讲“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课程，将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有效衔接，在线修读人数累计达18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牵头组建并担任课程负责人的“经济与社会”课程，是核心课程实体教研室建设的杰出代表。石磊老师坚持从具体的中国问题出发，以专业的水准、平易的表达，帮助复旦学子理解和洞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大地提升了同学们的社会科学思维能力。”
——核心课程委员会
/ 物理学系 金晓峰教授 /
“金晓峰教授是复旦通识核心课程建设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主讲的“人文的物理学”课程，是复旦通识“文理交融”的典范。金晓峰老师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融会贯通，他对学术的热爱以及不断学习新知识的热情，给复旦学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人文的物理学”已然成为复旦学子们共同的烙印。本学期首次尝试“线下授课+线上直播”教学形式，累计在线学习人次超过2.5万。金晓峰老师为复旦通识的“跨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核心课程委员会
现刊发历史学系韩昇教授和经济学院石磊教授的讲话，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老师的获奖感言：
1
组织《东亚文明史》
通识课程的一点心得
“历史类通识课程不仅教授学生知识，还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的文明进程，帮助同学认识“中国”、认识自我。同时，教师也可以借助实物让同学们了解中华文明，比如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介绍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文物，在课堂之外鼓励学生到上海博物馆参观学习。通识课程不仅要在学科领域之间打通，而且也要在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实践之间打通，给学生以艺术感和理性思辨。”
韩昇：我没想到会获奖，所以今天确实是很激动。我应该是通识教育第一批开设核心课程的教师，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当初06年学校提出来开设通识课程，我是非常高兴、非常重视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大学的学生，最需要一个广阔的眼光，所以确实要“通”。有人说通识课的特点，所谓“通识，通识，通通不识”，也就是打破学科界限，从具体学科之上追求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去设计课程，历史系的老师不能只讲历史，中文系的老师不能只讲中文，把学科打通。按照这个思路，我设计的课程就是讲授《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有一点历史的引子，但是主要不讲历史。这个课程放在“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模块，重点是在“对话”。学生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我们什么都了不起，而是认识到“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构成对话。所以这门课程就是要从“对话”这个角度，来比较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各大文明之间，有什么异同点，从这点进入，把不同的方面打通。
这门课程开了几年以后，上升为3学分的课程，从原来的《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改名为《东亚文明史》。课程的历史背景是古代的四大文明与现代的三大文明区块，后者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以佛教、儒教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我们同西方文明相比较，就可以来凸现出东方文明的要素。而我们如何才能来和西方文明做比较，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这门课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神话。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塑造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人从哪里来？全世界有的神话告诉你，人是上帝制造出来的，上帝捏了个人出来。而中国的神话讲我们的始祖，《史记》开篇第一句就说，“黄帝，少典之子”。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诧异：他作为第一人，怎么会是“少典之子”？如果是这样，我们要讲第一人，为什么从黄帝开始讲，直接讲少典不就对了吗？所以我们的神话和西方神话完全不同。我们的始祖并不是上帝捏出来的，不是上帝制造了人，而且，他不具有神格。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始祖是人文始祖。正是在同西方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
在整个东方文明里，汉字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解开东方文明的钥匙。因为全人类最早的文字应该都是画图，比如埃及的楔形文字等。但是画图大概发展到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全世界不约而同地抛弃了画图，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唯独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着画图的道路，而且发展出了汉字这种象形文字的系统。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这个时候抛弃了画图？为什么中国人却在这个时候完善了图像的标记，并且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如此追问下去，就可以找到解开东方文明特点的钥匙。而且，汉字支撑着“说文解字”的文化意义。如果不懂汉字却要讲中国文明，那基本就是乱讲。汉字后面支撑着的儒家的教育体制与东方思想，包括科举、仁礼、中庸、集体主义等等原则。
还有佛教东传的例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能够很好地融入其中，甚至到后来，印度的佛教基本消失，而中国的佛教却崛起了，这也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思维模式。西方比较强调二元对立，但是佛教的世界观强调圆融与解脱。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基本的要素来认识中国，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我很希望这门课程能够通过对于中国的认识，来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而不是以为全世界都与我们一样。如果放到全世界的整个文明长河里来看，我倒觉得是中国与世界“脱轨”了，有许多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与世界是“不接轨”的。这样我们就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在哪里。我们可能会以为自己生下来的地方天经地义地就是中国，然而，“中国”最初就是指洛阳，这是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显示出来的。从那里一步一步地扩大为全域的中国，这个扩大的过程就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研究基因与历史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汉族”，那么汉族是一个生物品种吗？还是一个文化产物？如果是后者，那么汉族的形成恰好同中国全域形成同步。如果汉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来，那么汉族就一定是包容多元文化的。一旦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包容性，不能包容别的文化、平等地看待别的文化，我们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中国不应该走向狭隘与偏激，因为如果走到这一步，就等于我们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文明。所以我们要从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在这个认识之下我们再来看待古代，比如唐朝，看她是否基于这样一种世界眼光，来制定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的指导思想。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才会有之后的对外政策。因为后者作为工具用以达成前者的目的。
这门课程还涉及到，在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人、学术、思想与技术文化的传播。我们以往在讲文明传播的时候都比较轻易，好像一种思想就像火花、闪电一样，闪到哪里，哪里就亮了。实际上是亮不了的。我在课上用了日本的例子。日本从渔捞民族变成农业民族，不是说给了他们大米的种子，他们就会种植，然后变成农业民族。这是整个民族性格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日本的这一转变过程，是由上百万从中国大陆过去的移民来完成的。这个时期大约在3到9世纪。如果没有上百万的移民作为文明的载体，日本是不可能变为农业民族的。所以如果在文明的传播中没能抓住人这个纽带，那么很多事情就讲不通。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理解通识课程。我在课上介绍了日本的正仓院，这是中国以外收藏唐代文物最多、最丰富的地方。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关于正仓院的著作，除了我写的一本以外，竟然再没有其他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著作。其他唯一一本中国人写的著作，是傅芸子的书，但那本是其在日本用日文写的、写给日本读者的著作，以后我们才翻译了过来。这个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因为正仓院那里是中华文明的宝库，但是中国人竟然不知道，也漠不关心。如果把它的建筑、收藏的文物都展现出来，我们就能亲眼看到唐朝文明的辉煌。除了正仓院，没有第二个博物馆能够完全替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学生不仅在课堂上了解到这些实物，同时也能走出去。上海也有一个中国顶级的博物馆，那就是上海博物馆，学生也应该到那边去参观学习。所以说，通识课程不仅是要在学科领域之间打通，而且也要把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实践之间打通。要在这三个方面都打通，就要走出课堂，强调实践。并且我们也要给学生以艺术感和理性思辨。历史给哲学提供思辨素材，哲学思辨反过来深化历史认识。
我的课程升级到3学分以后，在教学实践上突出了几个方面。我在上课时希望有个非常活泼的课堂。我们的学生每个都很聪明，思想都很丰富，但是只要上课时候老师提问，同学却都鸦雀无声，因为每个人都怕讲错话。所以我建议可以推行一条：以后在课堂上都讲对的话，要扣分，因为你都对了，那就毕业吧。实际上，你有许多不懂和困惑，才到学校来上课。所以我希望学生在课堂上是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课堂才能够展开。我一直强调随时提问，师生课堂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的课程拒绝学生私下向我提问，凡是有私下向我提问的学生，我就让他到课堂上现场站起来提问，因为你的问题可能就是很多同学的问题，我不想仅仅解决某个人的问题。这样也是为了让整个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来提问，也是在刺激学生的独立思考。我的讨论课都要学生做PPT。我不擅长操作电脑软件，课件做的很难看，看到学生做的PPT佩服得不得了，他们确实做得很好。让学生做专题的课件，不只是美观，其实是要把他们调动起来。我讨论课的助教也都很好，去年获得了全校的优秀助教团队。要营造一个很好的助教团队，老师一定要和助教紧密地沟通，然后让助教去和学生做讨论。老师在幕后和助教沟通，而不直接和学生讨论，是因为只要老师来到讨论课现场，学生就不讲话了。我不到场、助教到场，学生便“肆无忌惮”地讲话。这样的讨论课才能让问题暴露出来，促进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同学们之间才会相互启发，使得思想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在讨论课上，助教能够回答的就回答，不能解答的就记下来给我，我在下节课的课堂上直接回应学生。中国的学生打从高中以来被应试教育束缚以后，要再解放他们实在不容易。
2
通识课，重在“通”，难也在“通”
——通识课教学七年的几点体会
“通识课并不易讲，教师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需要将专业知识以通识的形式传递给学生，并应对不同背景的同学所提出的挑战性的问题，这其实是对每一位教师的训练与提醒。通识课程的老师需要把专业内知识与相关专业知识打通，寻找和扩大交集；尽己所能，把东、西方理论打通；把科学理论基础与丰富多彩的实践打通；把专业知识体系与育人元素打通。”
石磊：这些年上通识课有一个体会：上好通识课其实很难，因为同学们读书学习的兴趣既在专业以内，又在专业以外。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面对的世界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个整体，而不是按细分专业设置的。自然如此，社会也如此。愈是从整体意义上去认知世界、认知事物、认知学科，这种整体性认知的需求也就愈是强烈。如果没有这个需求，那就是在一个非常偏狭的空间里理解和接受偏狭的知识信息，而且还不知真假对错。用这点知识信息考出高分是可能的，但有多大意义呢？难怪一直有所谓“高分低能”的担忧和议论。通识教育重在培养认知能力，不是要学生记住仅限于专业领域的离开课堂就可能忘却的知识信息。
第二个原因：我们其实都是带着因专业而残缺的知识结构进入学习和实践的。你很专业，但也很残缺；可能就因为专业而残缺。我们的认知对象是多侧面多层次多维度的，把一个侧面、一个层次、一个维度弄得很深很细很专，这在专业研究上可能是必要的，但更多甚至更重要的信息却不在专业以内。我们不能让复旦的学生带着太多的残缺离开校门。这就是我们通识课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一门或几门通识课所能承载的，但努力减少残缺总比抱残守缺要好得多。
怀揣着这个责任，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难讲。我具备不具备这个能力？首先我得怀疑一下自己。我们其实都不具备这种能力，需要再学习、再研究、再整合知识。上了通识课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认知多么浅薄，多么残缺不全。学生突然提出一个跟专业有关但不限于专业的挑战性的问题，老师怎么办？我由衷感谢学生给我一个暴露自己浅薄的机会。通识课是对我们每一个教师的训练和提醒。我们希望这种挑战多一点。学生的挑战愈多，他的能力就可能愈强，我们教师自己暴露残缺的机会也就愈多，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提醒自己，丰富自己。
如果这两个原因判断是可靠的，那么复旦以“重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理念为基础开展通识教育，在育人战略上就是非常有效的，它值得我们长期坚守和广泛信任。
第一，把相关知识领域“打通”。我举几个来自课程的简单的例子，看“打通”为何重要。中国选择了经济市场化之路，是因为市场是一个自稳定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自我平衡和自我修复的机制，这也是微观经济学通行的理论解释。但非专业的同学对此会感到迷茫——市场怎么是个自稳定系统？我尝试着先跳出经济学概念，举一个大家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两个人同样喝醉酒，一个人吐了，另一人强悍不吐，请问谁的肠胃相对健康？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多数人会答错。呕吐其实是生命体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自我修复、自我保护的自稳定机制，非常重要。自己呕吐却不需要外在药物或技术干预，从而避免二次伤害，这真值得庆幸！有一次我在课上讲解这个例子，并推演出生物免疫和创伤自癒机制，医学的同学下课告诉我：“老师，我们医学院的老师也是这么讲的。市场经济的自稳定机制我听懂了。”我告诉她：知识本来是相通的，把专业内和专业外打通，尊重科学和规律，很多现象就好理解了。
另一个例子，对“结构效应”的解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讲结构。其实“结构效应”这个词就如同“机制设计”这个词一样，最初诞生于机械物理学——齿轮箱里的几个齿轮通过传动装置，小齿轮带动中齿轮，中齿轮带动大齿轮，这是一个简单的系统运行机制和“结构效应”。经济学讲的“机制设计”，就是基于这种结构效应，设计出多因素相互关联（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动态运行机制，可以相互激发、相互制衡。所谓对称与非对称、平衡与非平衡、要素优化组合、专业化分工协作、社会和谐，三角形的稳定性，浅表型强地震之后为何不能再原址建永久性建筑，等等，都普遍存在这种“结构效应”。为了不失一般性，我根据系统学原理，把结构效应概括为“三个或三个以上要素所形成的组合关系、功能及其变动”；“机制优化设计”无非就是使多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趋向于功能最优。这样每个专业背景不同的同学就都听懂了，以此寻求认知体系的交集，并回归于专业领域思考其特殊表现。有了这个“打通”的过程，再讨论我国经济结构问题，比如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收入分配中的阶层关系、产业结构、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循环如何相互促进，等等，就很容易被理解了。如果刻意局限在经济学领域去讲结构问题，就丢掉了结构现象和机制运行的普遍性存在。
第二个“打通”是尽己所能，把东西方相关理论打通。这个真的太难了。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文献，但是天下文章你是读不完的，所以只能是尽己所能，读不完也要做，尽可能打通。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上都是不同的，总有制度、发展路径和政策上的差异。但人类文明总有一些共同的趋势性的因素，总存在一些共同价值，因此我们就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不是特定的个体和阶层，而是尊重共同追求自由发展、改善生活、和谐共生、安全进步的权利，尊重各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推进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和选择。
这可以延伸到很多领域。比如，课程中有关于产权的功用和交易费用理论的讨论。中国的学经济学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往往一谈到产权理论，首先是说科斯1937年发表的《厂商的性质》奠定了产权理论的基础。科斯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确实做出了更为系统的重要贡献，但这个理论的最早基础并不来自科斯，而是来自中国古代的慎子。《吕氏春秋》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矣。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集兔满市，众皆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而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这里的“定分”就是划分产权，明确责任。各人的权利界线在哪？人们各自在权利范围之内行事，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慎子在“百人逐兔”的故事中描述了两种相反的情况：产权不清，百人逐之；产权明晰，众皆不取。百人逐之争之分之弃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皆有可能，成本十分高昂，人人皆失；界分产权，“人虽鄙而不争”。这可以推广为制度或契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引申解释我国公有制为何要找到新的实现方式，为何以宪法和实体法、程序法保护一切公私财产，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们尊重西方经济学家的贡献，但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几千年前的经典与几千年后的长篇繁文，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解超越国界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了解才能打通。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因为不了解。
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领域具有“共同价值”的例子。经济学讲到分工与专业化，一般都会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分工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讨论。任何国家、地区和企业，只要选择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就毫无疑问进入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普遍交往的世界”，交易就是普遍的行为，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就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我们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恒大等著名企业近年来因盲目多元化而走向没落的案例，分析我国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政策资源都很有限的情况下，为何特别强调重点发展“专、精、特、新”这四类企业，鼓励每一个企业做好自己的主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每个企业都在特定的供应链链和产业链上，企业安全稳定高效，供应链、产业链就安全稳定高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企业和市场层面上就是针对此类问题的。
“新经济”这个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人把新经济相关的实践发展到了当下世界最好的地步。这个词最早是1999年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管理大会上比尔·盖茨提出来的，包括了新技术、新市场、新的工艺流程。这“三新”在中国已经延伸为：新兴产业，新业态，新运营模式，新服务体系和新基建，我们叫“五新”。“五新”既反映了中国发展的新目标，又反映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当中努力在寻求最大的交集，实际上都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产物，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的共同价值目标。全世界最新的东西中国也在做，你在中国看到最新的东西其实世界上也在做。比如，网络上有德国企业用智能化机械完成农作物生产、维护、收割、加工、仓储、运销、秸秆资源化处理的视屏，我国也有新经济企业用智能化物联网技术“种地”去了。现代化总是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共同推进的，尊重共同价值，将扩大合作和共同进步的空间。
第三个“打通”就是把科学的理论基础与丰富多彩的中国发展实践打通。国家特别强调创新发展，这个创新可以是多方面的，也有多方面的科学理论基础解释创新发展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课上我们给出非常简单的平面坐标：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企业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创新，企业从投资到退出，画一个时间跨度或长或短的抛物线而已，一个自然生命周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不希望它一个自然周期就结束。那么怎么办？需要创新。创新有不同的层次，不存在谁要不要创新的问题，只存在你如何创新，在什么层次上创新的问题。然而我们注意到很多企业为了避免风险损失，往往是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即在抛物线的极值上开始创新，其实这时候已经晚了，抛物线的极值上画一条切线，这条切线的斜率为零，即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创新已经完全没有意义。那么创新要从哪里开始？从一阶导数最大的地方开始，当第一个周期的销售额开始下降的时候，创新带来了销售额的增量。我们将这个创新带来增量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延续下去，把每次创新所带来销售额的最大值跟原点相连，会构成一条45度的线。45度线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因为45度的正切值是 1，1就是最大值。我们借助于这个最大值，建构了一个与横坐标围成的最大空间。这个空间对企业发展有什么意义？既是收益增长的空间，也是经营结构、要素结构、治理结构调整优化的空间。如果发现人力资源队伍不合理，可以调整；发现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可以调整；经营方向有问题，资金链有问题，都可以调整。调整的前提是这个空间必须足够大。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连续的创新才能够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幅图反映了创新的连续性和创新的阶段性的统一，这也有助于同学们理解国家为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企业为何必须自我超越，如何以持续创新维系长期发展。企业如此，国家和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