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开始，复旦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试点至今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了，其中包括成立复旦本科文理学院、书院建制、开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以及正在试点的四年书院制等改革尝试。公允地说，诸多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尤其是在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少具有积极意义的推动作用。但改革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有些是技术性的，但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思路尚需要进一步厘清。
学分制的利与弊
“学分制”目前作为大学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其标准化且便捷的优点，但其弊端在这些年来也非常突出，其导向即在于鼓励学生选课以学分的目标，即老师给分是否宽松，而不是考虑该课程本身的品质，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有帮助，是否与自己的学术兴趣吻合。学生选课方面的功利性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学的制度在不断鼓励这种倾向，那我们的教学管理者就应该有所反思。
从2006年开始，复旦通识核心课程（即“六模”课程）建设至今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有一些成效，但问题也不少：
首先，核心课程是在复旦原有的学分制管理建制下设立的，这些课程与教务处已有的文理平台课在学分上有着同样的分量，这只能鼓励大家一窝蜂去选那些难度较小、作业量较轻的课程，这迫使核心课程的老师降低标准、放松要求，甚至迎合学生的学分要求，而这恰恰与复旦通识教育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目前来看，“复旦学院”在整个复旦大学的定位并不明确，它与大学之间、与各个职业学院之间、与学校各职能部门（如教务处）之间的关系仍然很模糊。谈到复旦学院与各个职业学院之间的关系，目前复旦学院似乎是各个职业学院之间的跨（职业）学院建制，其开设的课程需要各职业学院教师提供，而这些教师的薪金、职称等均隶属于各职业学院，复旦学院并没有自身的建制性资源，这与美国大学本科学院建制（College）大相径庭。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未在实践中得到明确，如果像目前这样将复旦学院嫁接在各职业学院之间，必然使通识教育成为“撒胡椒面”式的人文素质讲习班，最终将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其课程的地位与文理平台课并没有多少区别，老师没有了劲头，学生丧失了兴头。
另外，目前复旦本科生一二年级的学分量过大，学生疲于应付，这只能使通识教育成为边缘性的东西，“复旦学院”开设核心课程前两年大家还比较认真，但是之后慢慢老师已经无能为力了。教师如果严格要求学生，增加课程学习量，学生要么纷纷退出，要么怨声载道，大部分教师怎么做便可想而知了。
学分化管理在全中国大学已经十分普遍，对于当今的大学生而言，前两年是拼学分和绩点，后两年则是凭借绩点去找实习工作或出国，这样一来，我们学生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匆忙、非常累，几乎没有享受学习的可能，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向、兴趣点、可能性都非常小。
通识核心课程的得与失
仔细观察复旦通识核心课程的目录，不难发现核心课程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方面的如下特点：即文科远超过理工科，这似乎与复旦学科结构有关，也与当初关于“通识教育”的认知有关。目前的六大模块课程主要基于如下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所谓“通识”，无非是文科学生了解一些理科知识，理科学生了解一些文科知识，该思路可大致概括为“扩大知识面”派。从这一思路出发，便产生了六模中将专业课通俗化的课程；另一思路主要来自从事哲学和文学学科的老师，要求突出核心课程的“经典性”：即应当围绕经典来讲，文、史、哲领域的某一经典文本直接作为教材，要求学生细读并讨论。第二种思路是我个人非常认同的，这些年也在不断实践，效果也很明显。
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和医学也可以模仿人文社科按照经典性开课，如医学院可以提供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千金方》，西医经典如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自然科学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等人的经典文本，可以请数学系、物理系的资深教授来讲。
这些年核心课程吸引力下降，还在于学校督导不够，而且核心课程没有一套特殊的进入和退出机制。
本科学院建制的改革与试点
复旦学院近几年正在试点四年书院制改革，这一举措显然是在模仿美国大学的College，即本科学院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美国大学的College建制和中国大学30年来形成的机制做较为深入的研究。复旦校方可以考虑为此成立专门的工作组（taskforce），对相关议题做深入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改进方案。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虽然现代中国大学在建制上当初效仿的是美国大学，但经过20世纪的发展变化，两者在建制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说来，美国的本科教育与专（职）业教育在建制上是分开的，本科四年教育集中在College内进行，四年之后学生可以选择进入不同的School即职业学院，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商学院、政府学院，都是不招收本科学生的，其教学更加注重实践操作，课程技术性很强，诸如公务员培训、MPA、MBA等都由这些School承担；而College是大学的核心，在其下设有不同的department即系科，其中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往往更加注重基础理论，如哈佛大学既有政府系，也有肯尼迪政府学院，虽然研究对象都与政府有关，但着重点还是差别很明显：前者偏重理论，后者则偏重实践。另外，我们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美国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其实不然。本科生在三年级就要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择研究方向，这直接关涉到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且会在学生毕业证书上特别注明。反观中国的大学，1990年代以降，各大学纷纷将原来的专业系科升格为职业学院，如今使Department隶属于School，职业学院成为大学的核心，Department在建制上成为“虚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混为一谈，原理科学与政策科学“一锅煮”，这必然使本科教育技术化，无法触及学生的心灵，也就失去了大学的灵魂。在笔者看来，这种“一锅煮”的建制不改，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将始终被置于整个大学建制的最边缘、大学教育神经的最末梢，其面临的危机在未来几年不但难有实质性改观，且有不断衰颓之势。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许多大学纷纷斥资打造所谓大学城、新校区，我们可以发现，进住这些校区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本科生，老校区往往成为研究生、办培训班的场所。这种做法非常糟糕。按理说，应该将本科生留在原来的校址，他们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才对。所幸的是复旦没有这么做。
基于此，复旦作为中国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先锋，复旦学院这一建制的改进必然要进一步深化。要确立复旦学院在大学建制中的地位，把基础性的学科转移到复旦学院里直接面对本科教育。我们要认识到，复旦通识教育改革不仅仅是本科生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它直接关涉到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精英大学的基本品质，其改革的成败将牵涉到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未来。尽管这一革新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但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否则，通识教育改革可能会陷入中国历次改革均无法走出的“始盛、中衰、继绝”的怪圈。（任军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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