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思潮的意义》与胡适立场

赵拓宇 17级自然科学试验班

[摘要]《新思潮的意义》标志着胡适文学改良思想从革命逐渐走向保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建设者，同时也受到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清末白话文改良运动的影响。这些思想促使其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但同时也是转向“整理国故”的缘由。《新思潮的意义》也反映了胡适“调和”“中庸”的人生观和、旧文学的偏爱和历史背景下政治与文学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胡适； 文学改良； 整理国故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文学革命中彻底动摇了封建礼教、旧文学的运动。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其立场变化有标志意义。从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到1919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并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过程中，胡适与其他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矛盾不断显现出来，以致最后分道扬镳。本文试以《新思潮的意义》为切入点，以《文学改良刍议》为对照分析胡适思想立场的前后变化、影响以及原因。

一、早年胡适与《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1910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但由于对农学毫无兴趣，于是于1915年9月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在哥大，师从夏德教授和杜威教授，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回国前，胡适把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寄与陈独秀，并发表在《新青年》上。1917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值蔡元培任校长的北大，学术繁荣，思想开放，胡适参与到《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中去，开始进行文学革命。
       《文学改良刍议》走出了历史性开创的一步，这个时期的胡适接受了西方实用主义的思想，着手改良旧文学，提出“须言之有物” “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2]的“八不主义”，并在此之后主动创作白话新诗集《尝试集》、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得到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声援。由此，一步步地把新文化运动的推向历史高潮。
       胡适早年的经历对于胡适的影响是十分关键、深远的，能够提出《文学改良刍议》的革命性主张，从思想方法看，是胡适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付诸实践；在文学主张上看，胡适的思想与清末改良主义密不可分；在历史发展上看，是宋元衰落的白话文学的再次推向发展的高潮。
       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来说几乎是直接的。接受实用主义之后的胡适，以实用主义的思想，完成了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回国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无不渗透着实用主义的气息；《文学改良刍议》提议“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后来胡适接手陈独秀主持的《评论周刊》，取消政治斗争文章与尖锐评论，连续两期全篇幅刊载“杜威演讲录”。胡适急切地希望用实用主义改造旧文学。
       胡适本身也受到了清末改良主义的巨大影响。胡适自己说过: “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先生的文章, 明白晓畅之中, 带着浓挚的热情, 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 不能不跟着他想。”[3]清末的文学改良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开始，到后期提倡文言合一；肯定白话小说以及戏剧的价值；积极进取，敢于颠覆旧形式[4]，为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作铺垫。但这也让胡适提议的创新性受到质疑，有文章指出，
       胡适曾经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但是,反对“言之无物”,最早可以见之于陆机的《文赋》“不摹仿古人”；“务去烂调套语”同唐代韩愈在《答李翔书》主张“陈言之务去”；明李势也主张“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4]
       胡适的创新性其实体现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形式革命，主张完全“白话”，并且以“五四”运动在学生、工人之中广泛开展起来作为后续。简单的文学改良发展为政治、文化变革、社会进步的运动后，影响力也大大加强。
       从可见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既包含了对于当下文学发展形式的充分理解，同时也是糅合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改良之后，以个人风格立场，为当下的文学发展开出“胡适的药方”；但胡适个人深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也是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其不能坚持“革命”、思想立场变化的原因。

二、《新思潮的意义》与“整理国故”
       《新思潮的意义》是1919年末，“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胡适在这样高涨的革命势头之下，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概括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提出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理国故”，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为主要手段，进行“再造文明”[5]。至此，胡适的文学立场从革命姿态的“全盘否定”走向了新的一个立场——理性姿态的“整理国故”。同时胡适的文章又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回归理性，不卑不亢，具有“中庸”色彩；其二，批判之处必有解决之道，践行“实用主义”。
       《新思潮的意义》开篇就提到“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 ,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5]，然后用“重新评审一切”作为新思潮运动的总纲，“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5]在文化（如礼教、训诂、习俗）等方面倡导，希望人们重新用实事求是，结合实际地理性地看待旧传统。不过，理性的“中庸”色彩一直是中国文化主流，仅以传统的思想，套上尼采“评审一切”的批判精神，单纯从这个方面说，是缺乏创新的。胡适的创新性体现在，若是要批判什么，必然给出一个方式方法，这也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反映。
       文中对于旧学术思想开了三个“药方”——“反对盲从”“反对调和”“整理国故”。
       最引人注目的主张是“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化运动以致文学研究的发展都影响深远，其从思想主张扩大为一场运动，在胡适的整合促动之下，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相继崛起，《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史语所集刊》等专门性国学刊物也陆续创办，并且或隐或显地均以“整理国故”为职志共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6]。
       “整理国故”并不完全等同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中须符合“评审一切”的杜威实验主义。为此文中还抨击了单纯讲求保存“国粹”，“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5]在实践上，胡适本人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提出“考证”作为红学的新主张，研究曹史，创立“考证派”。在史学、哲学等学科卓有成效，1948年李济评价：“近30年来，在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下，关于古器物学的工作，中国的学人已有不少的劳绩。”[11]
       “整理国故”推动了文学、国学发展的同时，必然存在其弊端，胡适看来，主要是容易钻“故纸堆”，“现在一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鲁迅用《所谓国学》、《望勿“纠正”》等进行批评，号召青年关心国家命运；在革命派看来，以及革命派把《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工具的做法来看，胡适的改良主义，开始走向“调和”，已经与革命分道扬镳了。
       但文中第二个令人注目的主张就是“反对调和”。意思就是对于传统旧文学要分出个非好即坏来，还提到
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5]
       然而胡适在明说“反对调和”的同时，也为自己一时的“革命立场”做了辩护。纵然胡适确乎有打倒“孔家店”、以文言文为“死的文学”的主张，但是“先不讲调和，只认定一个方向”的态度，为之后撤，回归理性，转变为“整理国故”的立场做了铺垫。一年之后，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反思“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翻存在的。”[12]由此，“革命”只是胡适整体的“文学理想”中非常时期的特殊手段。在攻克思想上“先讲调和就一步都不走”的壁垒之后，果断重新摆明自己“调和”“中庸”的态度，与前期激进的革命态势大为不同了。
       “调和”指妥协、折中，这与胡适本身的性格有太多的交点，即使是《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文学革命开端的文章中，也处处充满了调和，胡适毫不掩饰地承认旧文学的成就，“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2]，暗中对于旧文学的精粹充满赞赏，“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治头治脚’、‘洪水猛兽’……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2]。以及“胡适的晚年却又写起旧诗”“越到晚年, 他越是古义、诗、词出口成诵”[13]固然不能凭空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但是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者来说，胡适的主张，确乎是一种“改良”。
       这种“改良”，还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胡适 “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冒”，认为“狭义的共产主义者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10]同样反映胡适立场的文章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告诫“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8]，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明里暗里较劲，直接导致了《新青年》内部分歧显现，出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出现阵营划分。
       胡适始终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面前保持着理性的态度，坚持调和。对于马克思主义，虽不信仰，却也不批判污蔑；私交实则帮助马克思主义团体，两次营救陈独秀；背离马克思主义上，胡适坚持《新青年》应该从“政治宣传”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来，邀请杜威夫妇来华演讲宣传“实验主义”，这些使大批激进青年以胡适为领袖[9]。许多文人学者因此从革命斗争中离开，投入“整理国故”中。

三、胡适的文学与政治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革命运动和思想启蒙、学术改革同时进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与思想、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文学上文对胡适的文学立场的探讨，避不开胡适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免不了对于旧礼教、旧习俗的批判。
       胡适本人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是事与愿违，胡适成为思想界领袖后提出“好政治主义”宣扬其自由主义，并且在抗日时期出任驻美大使，可谓是“又谈又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吸引了革命的力量，引发了革命派的不满；胡适宣传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持中立立场，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派”。其与革命派文学分合，也正是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的分合，文学在那个年代表现出政治色彩和明显的阶级性。
       这样“以文学为工具”的观念，在《文学改良刍议》《新思潮的意义》中体现为教育世人、传播思想的工具。胡适虽然批判上不如鲁迅尖锐，不以文学作为揭露黑暗、阶级斗争的武器，但是依然“深信思想革命的伟力”[14]，把文学作为传播思想的利器。鼓励人们重新审视旧制度，旧习俗；即便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依然十分关心“人力车夫的生计”“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救正”“卖国卖官”问题。

四、总结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自始至终保持着理性、宽容的品格，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于实用主义的坚持，既成就了胡适在“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上的成就，也让其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但是历史的原因，让文学和政治联系紧密，胡适自由主义与宽容的品格让胡适内心深处力图避开避开政治，潜心学术，因此也遭受了非议和批评。
       胡适的文学改良观受到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清末的改良运动的影响很大。在纵观其一生的文学主张，五四时期的胡适，是最为激进的；但是胡适反对旧文学，提出革新, 却又不敢同它彻底决裂, 对历史悠久的旧文学, 他们总有几份偏爱。
       胡适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长期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评价。但是胡适先生的人格光辉深受景仰，其在文学运动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适是批判者也是建设者，其立场转变体现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救国道路上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赵梓陶. 语言学转向与胡适文学改良工具论的关系[J]. 文学教育, 2017(13):98-100.
2.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3. 胡 适. 四十自述[M].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4. 孙 晨. 试论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继承与创新[J]. 中国文学研究, 1986(2):55-62.
5. 胡 适. 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7(1).
6. 卢 毅. 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J]. 东方论坛, 2009(2):111-113.
7. 胡 适．胡适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97．
8. 李 谦. 五四时期的胡适与马克思主义[D]. 河北师范大学, 2009.
9. 胡 适．胡适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273．
10. 李 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A].考古琐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 胡 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N].晨报副刊.1920 5(4).
12. 黄明慧. 论胡适文学观及两重性[J]. 大连大学学报, 1995(4):461-465.
13. 杨 健. 鲁迅、胡适文学观之比较及其当代意义[D]. 青岛大学, 2007.
14. 顾春花. 论胡适的文学史思想[D]. 扬州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