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北京形象 ——以《四世同堂》为例

罗钰棋 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摘要：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老舍作品中或多或少流露出北京地方特色。他将自己对北京日常生活、风土人情、人物掌故的了解写入作品中，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的北京独有的形象。他的作品因而带有“京味儿”，同时也是老舍内心对北京情感的折射。他的长篇作品《四世同堂》选取北京西城的一条小胡同作为北京城的缩影，通过对抗战时期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经历的集中描写展现北京的文化生活与市民形象。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从北京城、北京文化、北京市民三个方面对老舍笔下的北京形象进行深入分析，第四个部分将分析老舍的北京记忆与体验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与价值判断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   四世同堂   北京形象   地域特色

       有着800多年都城历史的北京可以称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列强入侵、新文化思潮盛行、西方文明传入的背景下，与开放的港口城市“摩登都市”上海相比，北京更多地体现的是“古都风貌”，传递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老舍在他的《四世同堂》中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族入侵、新旧之交时期北京市民生活的日常风貌，深入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化和北京市民形象。他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北京古都生活的主观情感以及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肯定，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中的批判与反思。

一、北京城市风貌
       老舍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描写了北京城市的风俗特色与传统风貌：“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J].文史哲,1982(04):29-36+43. ]
       四合院、胡同是北京人传统的居住方式，是北京的典型建筑方式，老北京城就是由千万个纵横交错的胡同以及胡同里的四合院组成。《四世同堂》的故事便是从一条小羊圈胡同展开，在这条胡同里，有几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也有一户人家祖孙几代共同居住的四合院。胡同里生活着不同地位身份的各色人物，在这个群体性生活空间中展现了邻里之间的和睦与依存关系，如李四爷夫妇与胡同居民的和睦，胡同居民对钱家的尊敬态度；同时这个胡同里的不同人物基于对自身利弊的考虑又做出了不同的个体性选择。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传统的农民互助的思想与兴起的市民经济和个体意识相互作用，展现了北京胡同居民睦邻关系的群体性与考虑自身利益的个体性的胡同情感。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通过对人际交往、四时节令的描写展现北京的传统民俗。他写新年、端午、夏至、中秋等节令，婚礼、寿诞、丧葬、庙会等节庆，衣食住行等习惯，言行、做派、交际、礼节等风俗，无不弥漫着地道的北京味道。“在六十岁以后，生日与秋节的联合祝贺几乎成为他的宗教仪式——在这天，他须穿出最心爱的衣服；他须在事前预备好许多小红纸包，包好最近铸出的银角子，分给向他祝寿的小儿”[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社，2008:104.]这是祁老人做寿时的惯例，也是北京人的传统习俗。文中提及的北海、护国寺、德胜门、护城河、西山北山、积水潭、天桥、东安市场等地方正是北京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表现出一个平民的、生活的北京城市风貌。
       老舍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用北京地方俗语与白话对人物形象等进行描写。如钱默吟总说自己是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生动地表现出钱先生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神态。文中用“满脸跑眉毛”这句俗语形容冠家女儿，立刻就勾勒出冠家女儿爱耍心机的形象。文中“儿”话音的运用，也让文章充满了“京味儿”，如祁老人询问瑞全情况时的“小三儿呢”，文章开头祁老人刚得知日本人入侵北京时“八国联军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0.]这些富有“京味儿”的词语通俗幽默地展现了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神韵姿态，体现了北京城的文化特色。老舍正是用这些“俗”“白”的语言，形象地将北京城的日常生活风貌，北京人的思想性格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北京文化
       《四世同堂》中北京文化突出表现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下，北京市民有着以和为贵，乐于助人，克己忍让，注重家庭等良好品质。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淀也使北京成为“礼与秩序”文化的代表。比如，北京市民日常称谓里的“爷”，做生意时生意人说“照顾照顾！我的先生，财神爷！”，邻里间招呼时“李四爷今天得到消息较迟，含着歉意的问瑞宣招呼：‘街上怎样啦？祁大爷！’”，可见这种体现礼的“爷”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这种传统文化带来的另一面则是保守与封闭。一方面，北京处于内陆地区，不像沿海城市那么开放，易于接受外界文化；另一方面，北京悠久的国都历史造成了北京文化的优越感与不思进取性。传统文化的中庸与保守，转化为一种妥协，使得祁老人在曾孙子被日本小孩打后，虽然心疼却不敢让小顺儿还击，只叫他躲避。文化的封闭性让祁老人认为对付战争，只需“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四世同堂》通过写外族入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进一步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借钱默吟之口写道“我们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03.]在《四世同堂》中，北京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盛行。文中大赤包、冠晓荷、兰东阳、李空山、祁瑞丰等人见利忘义、欺上昧下，在“官本位”、“钱本位”思想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除了做官儿，什么也不会，‘官’便是他们的生命，从谁手中得官，他们便无暇考虑，也不便考虑”[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00.]“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89.]老舍通过对北京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揭露，指出了部分北京市民的苟且偷安、唯利是图和无民族意识，展现了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腐朽官场文化的唾弃。
       清初满族人进入北京，确立“八旗制度”，此后，北京成为满族长达两百多年的聚居地，而满族人也早已将北京作为故土。老舍作为满族出身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有对北京旗人文化的描写。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形象，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以及统治地位，旗人文化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礼俗文化，在普通北京市民中的体现就是要排场和好面子。文中祈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濡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另外，旗人文化还有悠闲享乐，追求精致生活的特点。《四世同堂》中写小文夫妇时提到了八旗文化：“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34.]小文夫妇不是旗人，只因袭了爵位而继承了旗人文化。可见这旗人文化也融入了普通北京汉人市民中。对于旗人文化，老舍一方面希望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一面进行传承，另一方面，旗人文化中的面子文化与享乐主义对国民性格产生的消极影响又要将其抛弃。
 

三、北京市民形象
       老舍的作品塑造了多种不同的北京市民形象，他描写最多的还是中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情境。《四世同堂》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形象便是以祁老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德熏陶下的老派北京市民形象。受传统北京文化的影响，老派北京人思想相对保守且封闭，遵循传统，守老规矩。祁老人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城时关心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八十大寿，自信地认为储备了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可以度过这场战争。他还自觉地维护儒家的伦理规范，始终带有大家长的权威，坚守“礼”的信条，认为只要讲礼数，日本人就不会为难他。“北京人因长期处于皇城根下，形成一种讲究礼仪，追求精细，温文而又懒散，谦和而又懦弱的文化心理结构，或曰之‘北平风度’。”[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8. ]在日本人的入侵让祁家面临家破人亡的处境之时，祁老人温和忍让的态度才开始发生转变，他开始痛恨日本人，怒斥并惩罚当了汉奸的祁瑞丰，最后，抱着死于饥饿的小妞儿的尸体要找日本人算账，他内心的民族意识在亲身经历的感染下开始觉醒。然而，一旦灾难过去，当他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后，又立刻回到了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他想着小顺儿以后可以安守太平，传宗接代，维持着四世同堂家庭的运转，在传统文化心理的支配下回归传统生活轨道。
       在老舍的作品中，蓝东阳、祁瑞丰、冠招弟这一类人大致可以归为唯利是图的洋派市民。在西方列强控制北京，西方文化不断向北京渗透时，一部分北京市民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然而，大部分的北京市民虽然声称自己已接受吸收了西方文明，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模仿其表面，而非深入西方文明的实质。这种西方文化的劣质吸收与中国传统“官本位”、“钱本位”等消极思想相互作用，在这些洋派市民身上体现的不是西方进步思想，而是道德沦丧与物欲横流。一些洋派市民假借西方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表面追求爱情，实则只想着肉欲。如祁瑞丰当上汉奸科长，便对所有的女同事产生了邪念；蓝东阳见到女人什么都不想，满脑子性欲。冠招弟虽然接受了“恋爱自由”的思想，却只是把爱情当做玩物，真正追求的是金钱和权势。她为了享乐与利益成为女特务，而最终因为贪图利益而死在祁瑞全手中。对于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老舍是持绝对的批判态度。这种打着“洋派”旗帜，而对西方文化只是粗浅地解读和利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相结合的行为，产生的只会是扭曲畸形的人物形象。
       《四世同堂》还刻画了不少具有现代意识的北京新派市民。在这些新派市民身上带有的体现民族未来希望的人的觉醒、反抗意识与国家民族的安危意识。其中，钱默吟从诗人转变为战士，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典型形象。在日本入侵北京之前，钱默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在家中喝茶、作画、浇花，足不出户，过着隐士的生活。然而，在战争开始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北平市民的责任感：“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地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3.]在儿子、妻子相继死去后，他走出家门，开始从事宣传与地下工作。他的改变与坚持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民族气节，是传统文化中闪光点的现代化的体现。冠高第作为觉醒的现代女性形象，虽然她在家中被有着丑恶嘴脸的父母和妹妹包围，但她仍有着内心的坚守和自己的选择。她了解日本人的凶狠，同情邻居的不幸遭遇，在父母以及妹妹都成为汉奸时，选择从事地下工作，参与抗日战争，在国难与家难的双重关头体现了女性难得的心胸与见识。在国难当头之时，新派市民自发抗争，他们理解“国不在，家安存”的理念，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四、北京与老舍
       老舍的文学创作是与他的北京故乡记忆紧密相连的。他杰出的几部作品《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二马》、《老张的哲学》、《正红旗下》等都是写北京城，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他曾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研究专集(上)[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109.]而《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正是老舍的出生地，就在护国寺北边，现在改名为小杨家胡同。胡絜青曾带着儿女去那里实地观察，“《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小羊圈胡同的地形、房屋建筑和周围的环境，与现在的小杨家胡同很相似。”[胡絜青.谈老舍,凡夫阿亭选编.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9:260.]《四世同堂》正是老舍北京记忆的一个载体，尽管《四世同堂》的抗日背景看似宏大与繁复，但老舍并没有过多地对历史事件的进程进行叙述，而是集中于写历史下鲜活的个人，展现普通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与选择。
       幽默是老舍作品中的一大特点，他的幽默风格一方面来源于他在英国伦敦做讲师时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狄更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北京人性格里的幽默因素。老舍的幽默风格受到老北京市井曲艺文化的影响。从相声等民间曲艺在北京的繁荣就可以看出北京市民对于幽默的喜爱。北京特色的幽默源于北京市民，满清末年旗人地位的没落，历史的荒诞更是加剧了这种幽默的讽刺性与自嘲性。文中写到，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有人给说相声的方六指点迷津，说“日本人相信《四书》，因为那是老东西。只要你每段相声里都有《四书》句子，日本人就必永远雇用你广播！”[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63.]于是方六每次都播报《四书》，果真符合日本人口味。但细细想来，日本人喜欢“老东西”，英国人富善先生也喜欢清朝遗风，老舍所想传递的意思是现代侵略者希望他们统治的人保有奴性，保持愚昧，俯首帖耳。在看似轻松幽默的叙述下，却藏着老舍对愚昧市民的深沉的悲愤。老舍这种“含泪苦笑”的幽默风格将悲剧内容藏在喜剧的外表下，正如国难之下的老北京人，语言虽通俗、逗乐，但思想却哀痛、深沉。
       老舍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对北京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这让他在写作时能够透彻地剖析北京文化，从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入手对北京文化进行描述及反思。他对于北京文化是矛盾的，正如文中瑞宣的心理描写“他真爱北京，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89.]，对于北京的文化，他又爱又否定。老舍一方面清楚老北京人落后的思想文化所暴露出的国民劣根性亟待改变，另一方面却又对北京文化和生活风貌怀有深切的审美认同感。他的作品反映北京风俗，也局限于北京现实的写作；他对北京市民中的民族劣根性进行揭露与批判，却还是受限于北京市民社会文化的约束，这种矛盾感也体现着北京文化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五、结语
       北京对老舍的影响是深刻的，而老舍用他的作品极力表现这一座北京城。他用地道的北京方言，通俗幽默的语言形式，刻画着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北京底层市民生活，书写着北京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为我们呈现了一副真实而又宏大的北京城市风貌。他对于北京文化的反思是矛盾而又真实的。《四世同堂》正是通过对北京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叙述，展现北京市民的欢笑与泪水，北京城的厚重与博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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