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视角和留学生视角下老舍和巴金作品的对比分析

曲濯霏 16级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摘要】巴金先生和老舍先生几乎是处于同时期的人，他们经历了同样风云变换的时代，五四运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两位作家得到作品既呈现出顺势而变的时代特点，又体现出两个作家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本文主要利用五四视角和留学生视角，从两位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包括国民性改造、传统家庭、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并结合两个人留学经历的影响来比较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中不同的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性。

【关键词】五四运动  传统文化  西方文明  留学生视角

一、两位作家不同的身份背景简介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并在其中度过了他的青年和少年时代，因此他真切的感受着封建礼教和家长专制的迫害，在他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和善良的人性都被扼杀在这样的家庭里。在五四运动时期时期，巴金兼收并蓄了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激烈的反对封建政治及道德专制，反对一切束缚，追求建立“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社会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想，并且这种人道主义的追求伴随了他一生的写作历程。
       而老舍与巴金不同，他出身于贫穷的满族家庭，出生不久就发生了庚子国变，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国亡家危，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他在底层感受到的不只是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还有友善、仁爱等正面因素。因此即使老舍也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是也并没有全盘西化的狂热，并且其作品中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将普通的市民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

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2.1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
       在当代作家中，巴金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受五四精神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有作家评论：巴金1949年以前的小说既不属于阶级话语， 又不属后来逐渐占据主流的救亡话语，而是地地道道的五四话语。[1]他自己也曾在写于 1978 年的《爝火集·序》中说 :“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我。” 可以说在五四运动中，巴金先生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其中，将饱满的情感诉诸笔下，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猛烈批判，并且巴金还吸收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主张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的社会制度，他激烈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个人命运、人性进行了剖析。激流三部曲就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典型代表，虽然此时巴金先生还未达到艺术上的成熟期，但是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得到了读者的认同。
       而老舍先生虽然同样经受了五四思潮的洗礼，但是却一直并未直接参与五四运动，这与他温和的性格和特殊的身份地位不无相关。他一直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静静地关注者这场当时风靡中国的运动，并且在创作上也从未像五四作家那样传达着激进的反封建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四思想对他不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只不过他进行了自己的冷静的抉择，事实上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强调：“五四运动给了我一双新眼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2]从这一时期开始，老舍的作品除了表达北京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反封建专制的主题外，还对国民性有了更多的探讨，例如《骆驼祥子》一书，描述了祥子是如何从一个勤劳上进的车夫却在社会的重重黑暗之下走向堕落的，深刻揭示了国民性的麻木和懦弱，具有思想启蒙意义。在这方面的写作上，和鲁迅先生有一定相似的倾向性，有研究者指出“祥子是前阿Q，阿Q是后祥子”[3]。

2.2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
       作为宗教的代用品，儒教主要以绝对的纲常伦理来掌控传统中国人的身心，这一点在巴金的家族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深刻。[4]巴金对儒教的批判通过各种人物的塑造展现的淋漓尽致，例如对家族尽心尽力，无条件孝顺的孝子觉新，他听从家族对他的一切安排从学业到工作乃至婚姻，即使不满也绝对的履行长辈的意见。又如汪文宣在失去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家庭、工作乃至生命之时还能坚持践行自己的原则，坚守儒教精神，既可敬又可悲可叹。“他们”一直在默默的牺牲，年轻的生命承受着儒教思想深深的毒害，从而深刻的揭示了儒教“吃人”的本质。巴金的家族小说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多么精致的创造和突破，而是它深刻地写出了儒教道德的 “吃人”机制，发人所未发。[5]在这一方面，巴金的作品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老舍先生出生于满族一个穷骑兵家庭,从小便生活在下层市民群中,而穷人社会往往更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处,市民的日常生活早已与儒家文化思想水乳交融。[6]并且老舍长期生活在儒家文化浓厚的北京城，在长期的熏陶之后，可以说在骨子里，他是认同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并且在老舍身上也可以看到 儒家文化的积极因子。但他也并没有一味的支持儒家文化，而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角度去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并对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腐朽没落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老舍先生有一种尝试在时代变迁时为传统文化谋一条适合出路的愿望。例如老舍写作《二马》的初衷，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试图从中找到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逐渐落后而成为受人歧视的弱国原因。[7]在其中可以感觉到他很客观的描写出了两种文化的优劣，既没有一味赞扬英国文化，也没有过度贬低中国文化，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想要找出一条适合的文化转型的路径显然是很难的。

2.3对传统家庭的态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自由平等思想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开始审视封建家庭的腐朽没落，并且这些新思想带给他们与旧家庭决裂的勇气和力量。这也反映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新思想对传统家庭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家庭范式趋向解构，前进与保守、新与旧两股势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
       巴金是对封建家族批判最为激烈的作家之一，主要体现在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对封建家庭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纠结的，他一方面憎恨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黑暗，对其进行了激流式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曾经体会过的家庭的温暖又让他深深的眷恋。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家庭势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当时巴金对旧伦理、旧道德、旧家庭进行的激烈批判，和彻底摆脱大家庭后的情感上的失落其实是一种渴望理想中的家庭而不得的一种复杂情绪的体现。总之，巴金虽然激烈地攻击和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可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和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8]
       而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更多的是演绎出了战争中的家国矛盾，家国矛盾的悲剧演绎是对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9]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爱国精神进行宣扬，其实是在宣扬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大家庭经历了战争的重创，经历了风雨飘摇后仍然保留下来，并且能够重建和延续，体现了传统伦理的强大影响力。而且文章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还是回归了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这个家庭重新的团聚了，充满温馨、和谐的家仍然是人们精神的皈依，并且这些“新”的人承担起改造旧家、创建新家的责任，为新家注入生机。与巴金先生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中除了对旧式家庭的批判，还寄托着作家对传统的“家”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思考，也饱含着作家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重构的期待。老舍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无情批判，他更注重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去探索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文化原因，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予以继承，腐朽部分又能进行理智的批判，他期待建立一种现代化的家庭和文化来拯救国家和个人。

2.4对国民性的批判
       巴金继承了鲁迅对吃人家族礼教的揭露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灭亡》第一章里与第十七章《杀头的盛典》中也有鲁迅意义上的“看客”描写，杜大心憎恶“吃草根、吃树皮 、吃土地、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10]但是巴金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多的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和忏悔上，尤其是其在文革之后所写的“忏悔录”——《随想集》，巴金在其中对整个民族从五四到文革时期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将自己和国民的心理毫不掩饰的直接剖析开，达到了一种自己和时代与民族一起忏悔反思的效果，作者在其中清醒而痛苦的反思反映出作者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良知，更加发人深省。
       老舍先生的作品大多发生在他熟悉的老北京，他通过塑造各种市民形象，通过对北京市民人性弱点的探讨，暗示出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可以粗略的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传统的老派市民形象，他们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拒绝接受一切新思想，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仍然只想着自己的大寿和四世同堂美好愿望的祁老太爷，可能是由于有大量的生活素材老舍对这一类市民形象的塑造可谓入木三分；一类是勇于接受新思想大胆变革投入社会变革之中的年轻市民，他们汲取了新思想的精华，做事干脆利落，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是作者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市民形象；还有一类就是在新与旧之间摇摆不定不断挣扎的“中间人”他们一方面想接收新思想但又无法完全摆脱束缚，无法完全觉醒；最后一类就是生活艰难的最底层小市民，他们往往有着安稳生活的愿望，但最终几乎都被社会逼上了绝路，例如祥子和《月牙儿》中的“我”等。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老舍对国民性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批判，其小说中的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但和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式的揭示相比，老舍擅于将个人的命运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考量，对人物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夹杂着同情。”[11]

三．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
3.1留学经验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陆续走出国门，留学国外。在国外的学习往往会提供给他们一种海外视角，更能体会到西洋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剧烈冲突，留学的经历对他们的知识体系和很多观念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两位作家年轻时的留学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打开了一扇崭新的文学之窗，留学时期的经历对他们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2留学生视角下的作品简析
       巴金在法国留学时，遇到著名的“萨珂、凡宰特事件”，这不仅直接激发了巴金的创作热情，也影响了巴金的人生选择。两人是来自意大利的美国工人，被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判处死。这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也鼓舞了在巴黎留学的巴金。这段留学经历不是让巴金对中西文明做出取舍，而是让他看清在物质发达、科技领先的现代西方社会非现代的一面，那就是对人的压榨与迫害，而不是对理想、正义、民主的维护。巴金看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断裂与内在性的矛盾与西方现代社会追求民主正义的呼声同步，巴金写出了《灭亡》，凡宰特事件成为诱发巴金创作的重要原因，并直接揭引发了他的创作欲望。[12]
       老舍先生在1924年去往英国并在那里住了五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时期，而此时英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了。两国国情的差异让他对两个民族及其文化都有了更完整的认识，老舍先生对中国国民的民族性进行了批判，反映出了中华文化的腐朽没落部分，但是在《二马》中同时也对英国民族的种族歧视、殖民意识和势利心理进行了揭露，在之后创作的一些市民形象中西交融或者冲突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不论是借鉴还是批判，老舍先生都是理智而清醒的，多年的国外经历让老舍先生在反思中国文化丑陋和落后时，能够以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视角为我们客观冷静的展现出来中外文明的差异性。

四．作品艺术风格差异略谈
4.1语言风格差异
       巴金先生前期的创作中，语言热烈、明快、朴素，一泻千里，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调表达了对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猛烈抨击，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而在后期语调却由热转冷，带有明显的压抑、萧瑟之感，更能营造出其作品中的悲剧之感，尤其是在《寒夜》之中的语言，让人有悲伤、忧郁之感。
       老舍先生的语言特色也十分明显，一方面带有老北京的深刻烙印，平白如话却又有精致之感，并且带有浓浓的京味儿；一方面受英国的狄更斯等作家的影响严肃中还带着幽默风趣。

4.2表达思想手段的差异
       巴金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多是描写家庭生活，并且有着很强的自传性，并且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出很多非常明显的地域现象，冲突大多发生在封建家庭之内，通过描写家庭的冲突和问题来反映整个社会的矛盾，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
       出于对北京城深深地热爱和眷恋，老舍先生的大多作品都是明显的围绕这北京城展开的，广泛地取材于市民生活，在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常多的北京特有的民俗现象，他塑造了北京城下典型的市民社会，从一系列民俗现象中审视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虽然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可能不够，但也是在所写的范围内描写出了一个生动的市民社会。

五．结语
       两位作家不同的身份背景和人生经历形成了他们对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他们在五四运动中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这些经历也对他们的作品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读者也有着不同的审美体验。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由于个人能力和阅读经验的限制，只选取了一些巴金先生和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进行了一些对比分析。通过这次分析，我对两位作家的作品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