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根

       陈《挽词》序的过人之处，是指出以纲纪之说为表征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具有“抽象理想的通性”，也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它是传统士子伦理上的人生规范。晚清以降的剧烈变动，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是文化思想的变迁。简而言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从此崩塌了。因此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但失落与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由痛苦而新生，为更多的知识人士所选择。既是未趋步新潮，也不必即死。但陈寅恪先生认为，像王国维是以文化託命之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精神。殉文化的说法显得很高尚但毕竟有嫌笼统。在《挽词并序》的正文中，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教素来重视人伦，其中以父子、夫妇、君臣为“人之大伦”，此即三纲之所涉。而由于在古代社会，相对于夫妇关系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更为不稳定，所以文献中的“大伦”常指向君臣，较早的如《论语》中记载的子路批评隐者废君臣之伦的话：“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节，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因此我觉得殉大论更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