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 “武帝之死”与《资治通鉴》的内外语境

历史学17300140003  曾磊

笔者此篇试图以“武帝之死”与西汉中后期政治转型问题为切入口，讨论《资治通鉴》的“内外语境”问题。就前一问题而言，不同史家有不同观点——田余庆认为武帝晚年发生了从尚功到修文的政策转向、因此才能使西汉最终既能发展秦制、又能不蹈亡秦覆辙、并使得宣帝顺利建立“守文”之局，西岛定生则指出武帝晚年虽已有了改悔早年有为政策的动向、但未付诸实践、这种动向的落实几经反复、直到宣帝诛灭霍氏家族并亲政以后才算基本完成，辛德勇甚至提出西汉武宣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从法治到文治的转向的意见。三家论述之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利用的史料不同——田氏主要使用《通鉴》，西岛和辛氏则更多利用《汉书》（辛氏甚至指责《通鉴》有意“制造”出一个晚年转向的武帝）。

笔者并不能在本文中辨明三家观点之是非，只想由此上溯《通鉴》与《汉书》等史著对相同事件的记述差异，并结合“内外语境”说做些分析。结论乃是，一方面，这种“语境”确实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这种“语境”也不能不被反思。

一．“制造”汉武帝

辛文以《通鉴》武帝亲禅石闾后罢方士的别记（癸巳，禅石闾…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打头。历代史家多以此为武帝发《轮台诏》而彻底改过的前奏，辛氏却不能不发出质疑——有逻辑上的，为求仙而亲禅石闾的武帝居然转瞬间就变脸反思神仙之虚妄甚至用极其激烈的语言自我谴责；有史料上的，“通检《史记》、《汉书》两书，以及诸如《盐铁论》这样直接议论武帝时期政事的著述，都见不到与上述泰山‘罪己’内容相同的记载”。由此，他不能不提出疑问——“仅见于《通鉴》而未见于《史记》、《汉书》等基本史籍记载的西汉史事，是否适宜用作论述西汉历史问题、尤其是像汉武帝悔过罪己这样重大历史问题的直接依据?” 

他的回答是不能。在他那里，首先，罢方士是假的；其次，《轮台诏》也不是什么罪己改过的标志，仅见于《汉书·西域传》而不见于《武帝本纪》的论轮台诏“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再者，“《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笔者案，路线分歧实为田氏意见）出自刘宋人王俭所著之荒诞小说集《汉武故事》”。司马光有意“制造”出晚年转向的武帝，是因为“汉武帝时期聚敛社会财富以征伐四夷的举措，和宋神宗的新政在行动方向上有相似性，因此使得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在整体上作了负面定位，并以之为历史教训，对宋神宗进行劝诫”。在劝谏警告之外，司马光也进一步为神宗指出了一条改悔之路——神宗只要能从变法转向教化，就能克服改革引起的危机。

不客气地说，辛氏这篇耗时五年做出的大文并不高明，先不论他把“制造”武帝的大锅一味扣在司马光一人头上是否合适（详下文），只说全文论述细节，硬伤就已不少。全文至少一半内容是在论述《汉武故事》的性质及其“疑似”作者王俭是如何把自己对南朝宋刘义隆刘劭父子相争事件的理解投入到对汉武帝和戾太子故事的叙述中，但一方面辛氏并无什么确凿证据证明王俭乃汉武故事作者（且辛氏对《通鉴》武帝晚年之悔相关记载出于《汉武故事》的判断只是针对其现存片段的推测）；另一方面他似乎被《论轮台诏》带偏了方向，武帝与戾太子的政治路线之争与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并非同一问题，辛氏最多只充分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论述则极不到位。但是，不能不承认辛文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通鉴·汉纪》“制造”汉武帝还只是种可能性，但它淡化了两汉中异常重要的外戚作用与天人思想是肯定的，且其利用的资料也并不比此前的汉史多，我们能够高评这一部分的记史价值呢？

二．“制造”司马光

也许《通鉴》对于汉史的记录确实有些问题，但是，一方面它本来的自我设定就是“稽古证今”和“有资于治道”而非宁可无思想也要追求实证主义（而且在有相似追求的史著中《通鉴》已经算相当求实了）；另一方面，至少它对“武帝晚年转向”的书写绝非向壁虚构。

胡文辉尖锐地指出，最早描写汉武帝晚年在政策上改弦易辙者正是班固！就辛文第一节所引的《汉书·西域传》而言，已可见这样的描述：“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食货志》中亦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西域传》末尾赞辞更直接点明：“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至少三次论述过“武帝晚年转向”问题，而辛氏偏偏只挞伐司马光之“制造汉武帝”。且“下哀痛之诏”的赞辞正是对辛氏《轮台诏》异见最有力的反证，而这段话不仅见于收录《轮台诏》的《西域传》里，而且见于田氏《论轮台诏》的开篇，辛氏偏偏不见泰山，不加引录，这无法以疏忽来解释。胡氏论述，他只能认为辛氏为了牵就其立论，有意回避了不利己见的关键文本。此外，胡氏还拈出不少例子说明在司马氏和田氏之前“武帝晚年转向”早已成为定说，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并不觉得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觉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马光的学术形象。”

谁“制造”谁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必讨论。只要书写，必有语境。而在辛氏那样追求严格实证的史家眼里，只要有“语境”，就构成一种“制造”。

三．余论——不可避免的“内外语境”

《通鉴》的政治倾向与西汉中晚期的政治转向两问题，很重要，但也很老。辛氏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之所以能在史学界里激起这样大的波澜，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提出问题、批评旧说的是他，或者，笔者可以说的更明白一些，在于许多史界人士认为辛氏这位“大咖”有意用此文攻击田氏甚至北大秦汉史研究的成果。

笔者自己倒不愿做这样的诛心之论，而想要用“内外语境”对辛文和《通鉴》记述“武帝之死”的立场做些说明。《通鉴》与辛文之内外语境可列表对比如下：

简而言之，有批判《通鉴》以“内外语境”扭曲“历史真实”倾向的辛文其实同样具有某种内外语境，甚至，其实辛文的“内外语境”同样有某种“扭曲”作用。就 “武帝转向”问题而言，武帝晚年发没发生过政治转向的实践是一回事，而他有没有在思想上发生过转向又是另外一回事，且辛氏论转向为“从尚功到守文”，那么转向、尚功和守文又该分别怎么界定呢？这并不是罗列出史料或说做“一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工作” 就能解决的问题，不然辛氏自己何必反复讲“信不信由你”和“不同的想法”呢？但由于辛氏研究的缘起就是说明所谓“史料学常识”，所以他必须咬死（或者说他真的确信）“武帝转向”只是个实证问题。

总而言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当下的情景引起，用当下的语言表达，故而叙述历史的史著总会形成一定的内外语境，只不过有的明确而有的模糊、有的能在史料阐释与个人关注中达到平衡而有的则不能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辛氏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更“真实”的“真实”做法并不可取，而姜氏试图用《通鉴》之微言大义否定《通鉴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补》之更纯粹史学追求的做法也有欠妥之处。

《通鉴》的“内外语境”，一方面扭曲了某些“历史真实”，一方面又在“历史真实”之外找到了一种更大的真实——某种“历史规律”；一方面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未脱离其历史理想。其“语境”是这样微妙，有必要再深入其中做些研究，也有必要跳到外面去看些东西。

西岛定生：《武帝之死》，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85-617页。西岛关于“武帝之死”的讨论涉及从武帝之死到宣帝即位的长时段与昭宣二帝皇位继承、内外朝对立及其政策差异等诸多问题，本文所指称的“武帝之死”即西岛讨论的包含丰富内容的“武帝之死”。

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55页。

《武帝之死》，第588、594-596、607、614、617页。体现武帝晚年改悔有为政策的皇权体制化倾向与恤民政策，历经桑弘羊坚守富国强兵之法家政策与宣帝即位初年欲借肯定武帝功业以伸张权威的波折，最终在宣帝真正掌握政权后落实。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9页。其实辛氏和田氏（《论轮台诏》，第56页）对文治和王霸之道的定义不同，故而两人对武帝晚年是否转向文治和王道的认知也不同。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5页。

《资治通鉴》卷22，汉武帝征和四年壬辰（别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8页。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6-8页。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9页。

田氏《论轮台诏》中把“尚功”与“修文”理解为武帝与卫太子间的政治路线冲突（进一步可以说是武帝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武帝在理性上虽然认识到了转向修文的必要性、并为此任用卫太子，但感性上并不真正相信坚持尚功政策会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也对主张修文政策的卫太子始终怀有一些反感、最终引发巫蛊之祸与武帝末年的政治社会动荡，武帝由此才彻底改过迁善、转向修文。田氏此种意见由解读《通鉴》而来，且田氏由此指责《汉书》等把武帝与卫太子分歧解读为由卫后失宠引起、眼光过于狭隘，不如《通鉴》有见地。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17、19、39页。

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3-34页。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39页。辛氏从目录学知识出发分析《汉武故事》作者，指出《汉武故事》一书在存世典籍目录当中，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乃书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未题撰人；后北宋人晁载之在《续谈助》跋中述及此书，谓唐人张柬之言昔“王检造《汉武故事》”；南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言“《汉武故事》王俭造”。两者相对，似乎《续谈助》误将“俭”作“检”；今人余嘉锡亦认为张柬之所说“自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由此，辛氏认可王俭作《汉武故事》之说。

胡文辉：《制造司马光》，《澎湃新闻》2016年3月14日，私家历史。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第28-30页。徐冲在《“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中《从“外戚传”到“皇后传”》一章中专门讨论过两汉对外戚权力作为王权支撑的正当性的认可及两汉以后对这种权力的逐步否定；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继往开来的<史记>》一章则讨论了天人思想在汉代全方位的渗透（甚至《史记》之“通天人之际”也是天人思想的一种反映）。由这两个角度出发，笔者不能认同姜氏对汉武帝封舅无关紧要甚至可能并非出自武帝本人意愿的判断及对《通鉴》抽掉天人感应说的轻描淡写，因为这实在是关乎《通鉴·汉纪》是否真正反映出西汉时代精神与历史真实的大事。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35页。

虽然《通鉴考异》对汉代史事记录确实做过一番严密考订而几乎具有永恒价值，但由于《通鉴》考异后择选史料的第一标准并非求真，所以《通鉴·汉纪》中也确实有部分记录用严格眼光来看经不起推敲。持这种严格态度的史家完全可以弃《通鉴》而取《考异》。

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1-242页。朱氏指出《通鉴》编纂的一大特色就是“实”，这表现在其广泛采择史料、富有怀疑证明精神而最终能忠于历史真实。

《汉书》卷96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912-3914页。

《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二十四上》，第1138页。

《汉书·西域传》，第3929页。

胡氏指出田氏先揭此条，等于说明其立说的史源首在《汉书》，而非如辛氏所指的在《通鉴》。

《制造司马光》。

游逸飞：《制造辛德勇》，《澎湃新闻》2018年1月8日，私家历史。北大素有以《通鉴》治中古史的传统，辛氏对《通鉴》对两汉及其前的历史的记载的可靠性的批判，无异于对北大秦汉史（甚至一部分战国史）研究可靠性的批判。

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11页。姜氏认为，司马光力求保持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的统一， 这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 而内在语境的形成， 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 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因此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

 辛德勇：《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澎湃新闻》2015年9月24日，私家历史；《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第8页。辛氏表示希望用“制造汉武帝”的案例表述黄永年“《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的“史料学常识”，且指出反思“制造汉武帝”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是他将来所计划写的与史事构建问题相关的专题文集《结构与解构》的起点。

 于淑娟：《访谈辛德勇：从尚功到守文，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2015年5月8日，私家历史。

《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

 《制造辛德勇》。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第120页。《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