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资治通鉴》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

周俊汝 18级历史系 18307080048

引言

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成书历时19年，而王安石变法则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构成了《通鉴》编纂的现实背景。司马光作为变法反对派的领袖，其与王安石所对立的政治经济观念必定会蕴含在其对历史的书写中，也进而使得《资治通鉴》与王安石变法产生了微妙的关联。本文试通过浅要分析《资治通鉴》的几处文本，指出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一些问题上的观念对立，同时对《资治通鉴》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作简要梳理。

一、   王安石变法概况

北宋中期，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家内部“冗官冗兵冗费”的情况愈发严重，而由此导致的积贫积弱，则使得北宋在与辽的军事对抗中频频失利，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作出一系列改革，意欲富国强兵。但变法遭到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两派党争激烈。最终变法以王安石罢相、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发起“元祐更化”等事件为标志而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历史16年。《资治通鉴》的编纂则从1066年始，至1084年最终完成。由此可见二者的时间线是高度重合的，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贯彻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始终。司马光作为王安石变法的首要反对者，其在《资治通鉴》中所流露出的观念倾向势必会与王安石产生一定的冲突，司马光也极有可能试图通过《资治通鉴》的编纂来含蓄地抨击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接下来将通过具体的文本对此问题开展分析。

二、   《资治通鉴》文本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观念的对立

1. 经济观念

（1）《资治通鉴》所体现的司马光的部分经济观点

  在此，笔者选择了《资治通鉴·唐纪》中的三段材料。材料一、二为唐德宗时期著名政治家陆贽关于“两税法”所进呈的六条奏议中的两条，《资治通鉴》将其较详尽地收录。材料三则为司马光针对唐德宗聚敛而以“臣光曰”而发表的直接的议论。三则材料都展现出了司马光较为重要的一些经济观念，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一：

  凡國之賦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糓而已……然則糓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所徴非所業，所業非所徴，遂或増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増一減耗損已多。

  这则材料所聚焦的问题是征收实物还是征收货币。陆贽的观点在此非常鲜明：支持征收实物。他认为“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即国家的赋税制度必须与百姓的实际生产水平相一致。而北宋时期，尽管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仍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征收实物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陆贽进一步指出，“糓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强调百姓只能生产粮谷，而钱币则是由官方铸造官方发行。如果强行向百姓征收货币，则会导致“所徴非所業”的情况，百姓因而被迫需用粮谷交换货币，引起不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官府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可能会出于自身需要而压低谷价，使得百姓不得不贱卖粮谷以换取足够的钱货，这将最终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材料二：

  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虚在節與不節耳。

  在这一则材料中，陆贽指出了天地财富的有限：“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财富不会无尽地增长，而是会有一个定数。用当下的眼光看，这与当时农业社会经济增速较缓慢的现实是匹配。由此，陆贽认为“用之盈虚在節與不節耳”，指出国家财政是否能平稳健康周转，关键不在开源而在“节流”。如果国君懂得合理地分配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支出，那么便会像商汤一样“用七十里而有餘”。

  材料三：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

  这一段材料较为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整体经济观： 对于君王而言“天下之财皆其有也。”，因此君王无需与百姓争利，而是应当给予百姓自己的经济发展空间，将赋税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司马光反对君王进行财富的聚敛，认为 “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敛财不是君王应首要考虑的问题。

  通过三段材料的分析，司马光一些重要的经济观点已比较明晰：支持征收实物税、强调节用、反对聚敛。司马光的经济观念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为保守；同时其经济观念中也流露出了“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接下来再看王安石变法，便可较清晰地看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经济问题上的对立观念。此处以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为例。

（2）由募役法体现的司马光王安石的经济观念对立

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于熙宁四年颁布，改差役为募役。在此之前，按照规定是由上三等户轮流充任州县差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下等户中较富裕的百姓也会充任职役，并且出现了部分民众因担任差役而导致破产的情况。由此，变法派提出改差役为募役，即政府按照户等或家产向百姓征收役钱，用于雇人应役。

募役法提出后引起的争议较大。支持方认为其有效抑制了兼并势力，缓解了社会矛盾，并最终有利于农民。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指出：“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人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 募役法之前，商人和特权阶层无需承担职役，但新法实施后，这两个群体都需要缴纳相当一部分的役钱，势力受到一定抑制，社会贫富差距得到一定的缩小，最终有利于民。

但募役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弊端。弊端之一便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下户也被征收了钱财。募役法的法令“半年之间, 改动者数四”，并且在第二次改动中“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可见下户也逐渐被纳入征收役钱的行列中，这无疑加重了其经济负担。这一弊端遭到了司马光一派的强烈攻击，毕竟法令的再三改动很难不令人怀疑募役法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敛财而不是改善民生，这与司马光的经济观念是对立的。

募役法的弊端之二是纳钱之弊。法令实施过程中，役税往往以货币形式征收，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所征非所业”的问题。变法派大臣章惇在为新法辩护时，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光对于募役法纳钱之弊的批评极为要切：

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 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拓而已，谷贱已自伤农, 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此二事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要切之言。

关于王安石“纳钱”的动机，学界见解不一。王曾瑜先生认为王安石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与百姓间的不平等交换，来为政府聚敛财富；叶坦女士则指出王安石纳钱还与其对于商品经济“恶其盛又恶其衰”的复杂态度有关。但无论如何，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纳钱还是纳实物这一点上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二者的思考角度不同：司马光更关注于征收形式给百姓带来的可能弊端（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王安石则更注重于征收形式对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唐鉴》编纂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鉴》的编纂中，在有限的篇幅下仍大段引用陆贽的奏章，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经济观念；同时更是通过“臣光曰”直接给出了反对聚敛的立场，很明显将矛头指向了新法。这一编纂方式，使得《资治通鉴》成为了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阵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治通鉴》是受王安石变法刺激的产物，以下关于《资治通鉴》中政治观念的分析，可以证明其内部语境是始终统一、自成体系的，不以王安石变法的举措为转移。

2. 政治观念

在《资治通鉴·周纪》中，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议论：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这一段材料体现的是司马光的秩序观念。他非常注重上下等级之分，认为不同身份的人各安其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此强烈反对对于原有秩序的破坏。司马光将国家比为一座建筑物，“民众是地基，高级大臣是大梁，其他官员是屋顶”，人君若想保证国家的昌盛，只可在原有基础上及时地维修房屋，而不能破坏其结构进行重构。而这一点则与王安石的观念对立。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这一机构打破了过去的官制——即由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权，而使财政政策的制定独立于三司运转，使得宰相有了过问财政的权力。与此同时，王安石大量提拔任用和其政见一致的年轻官员，注重才能和效率，而不看资历、声望，做出了很大的革新。但这一举措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觧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

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

他认为秩序的颠覆，会使得“大臣”和“小臣”无法安其位做其事，进而纲纪混乱“万事隳颓”。

在对于秩序的认识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分歧较大，前者主张维持原有的秩序，后者则认为只要秩序的变革是于过去圣人的意图所契合的，那么这样的变革便一定是合理且有效的。而这一分歧也是二者关于变法态度对立的最基本原因。

这里还需指出，《周纪》的编纂时间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但文本中所体现的秩序观念，依然明显地与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对立。可见《资治通鉴》并不是受到王安石变法刺激的产物，而是司马光一贯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三、   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治通鉴》文本体现了一系列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观念分歧。这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政治经济思想的同时，也使得我们能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性质以及其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有更深的认识。

《资治通鉴》固然是一部史书，但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包含着编纂者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王安石变法是《资治通鉴》编纂的现实背景，《通鉴》中确实含有隐性批判变法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受变法刺激的产物，《通鉴》是以司马光一整套政治经济思想作支撑的，自成体系。尽管王安石变法可能会使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更着重强调自己的一些观点，但这些观念本身的产生和变法并无关系，而是与司马光的出身、经历、性格等有关。

《资治通鉴》文本背后的意涵和其与王安石变法的微妙联系，也促使笔者更进一步去思考“历史”的真正含义与目的。历史是主观与客观的交织，这决定了一味地“求实”并非历史学的终极追求，但为了现实目的而对史实进行肆意重构也是不尊重基本事实的表现。关于这二者间复杂的权衡取舍问题，笔者希望能在日后逐渐构建出自己的答案。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唐紀五十，四部叢刊景宋刻本第2646页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唐紀五十，四部叢刊景宋刻本第2646页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紀四十九，四部叢刊景宋刻本第2628页

马端临：《文獻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清浙江書局本第210页。

黄淮 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206页。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548页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

叶坦：《司马光与王安石经济思想异同论》，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平准学刊》第四辑，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紀一，四部叢刊景宋刻本，第1页

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131页

黄淮 杨士奇编：《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五，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41页

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