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智 18307080009 历史学类

一、              前言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后世不可无”的大书，其来必定有自。唐末五代时期，“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人掌控政权导致国家涣散、分裂割据。宋统治者惩唐末五代之弊，从顶层制度的设计上抑武兴文，试图以此将国家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并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使全社会形成忠君的伦理观。又身体力行亲自崇文，开展文化制度建设，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治的社会环境。

文治的环境推动了儒学的复兴，特别是理学的萌芽，早期理学与史学进行互动，为《资治通鉴》强烈的伦理观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国家的局部统一促进了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丰富了《资治通鉴》的编写材料。而皇帝对文明昌盛之世的向往则推动了宋初一系列大型类书的编纂。其中格外重要的是《册府元龟》一书，它为《资治通鉴》提供了体例和内容上的参考和经验积累。皇帝本人对文化的重视、提升自己统治修养的迫切需求和对安置旧臣的现实需要又催生了经筵讲读制度。在经筵讲读的过程中，官员有机会借着为皇帝讲解经史、阐发经史要义的机会与皇帝探讨政治问题，从而使史书的现实导向性更加明显，同时也有利于《资治通鉴》政治思想向最高统治核心的传播。本文就从早期理学对《资治通鉴》思想的影响、文献的积累与编纂和经筵讲读制度三个角度探讨《资治通鉴》写作的文化背景。

二、              早期理学对《资治通鉴》思想的影响

在司马光的时代，胡瑗、孙复和石介三先生已经进行了理学的开创，儒家伦理正在被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孙复的“文为道用”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所谓“明体达用”，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儒家伦理道德，在实践中治理国家。而“文为道用”，则是要求文章为儒家伦理（也就是道）服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馀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3

可以看出，司马光把写史看成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渠道，在史书编写中体现出强烈的伦理教化思想和使命感，这正与早期理学的观念相契合。而他把“道”看成学的目的，就更明显地体现出理学“以扬道为终极目标”思想的影响。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载程颐作程颢墓志有言：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4

同卷又载程颐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5

与前引司马光之语绝类。实际上，理学的著名人物二程兄弟与司马光关系密切，司马光曾荐程颐为官，其原因则是“言必忠信，动遵礼法”。6司马光还曾上书“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而程颢也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2值得注意的是，程颢把司马光同邵雍、张载这样的理学家并列，体现出理学对司马光的影响。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征之罪乎？”曰：“何罪？”3

从“正统”的观点看，唐太宗、肃宗都是篡位之主，被程颐、司马光共同加以批判。而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臣属，竟然在事变后辅佐杀太子的李世民，被程颐看作是有罪之人。但司马光因魏征辅佐唐太宗造盛世有功，认为魏征无罪。这段话常被用来说明程颐和司马光的思想差异。但若换个角度看，它也说明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是与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产生过交流的。另外，司马光和程颐都批判唐太宗、肃宗的行为，说明他们的根本立场都是维护名分纲常的儒家正统立场，只不过在维护名分纲常时司马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总之，早期理学影响了司马光的个人观念，从而增强了《资治通鉴》的伦理教化色彩和扬道的使命感，成为《资治通鉴》编纂的重要背景。

三、文献的积累与编纂对《资治通鉴》编写的推动作用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参考了许多资料的，据粗略估计参考文献达三百多种。这么多的文献，凭司马光一人之力是难以搜集的。

《资治通鉴》附司马光《进书表》：

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4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提供《资治通鉴》的编纂资料的官方藏书楼中，三馆是宋原来固有的，而龙图阁、天章阁、秘阁这些新建的藏书楼中许多图书都是宋代发动官方力量汇聚而成的。受文治思想的指导，同时也出于皇帝个人对文化的喜爱，自宋代开国之后太祖、太宗、仁宗等诸皇帝均悉心求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载宋仁宗诏书：

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订篇目，听政之暇，无费览观。……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每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5

这段话概括了仁宗及之前诸皇帝求取、整理书籍的事迹。这些求书政策极大丰富了宋代官方藏书，为《资治通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实际上，在修《资治通鉴》前，官方已利用这些藏书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多套大型类书。它们都属于文献汇编，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积累了一定经验。其中对《资治通鉴》编纂影响最大的当属《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初命名均为《历代君臣事迹》，这说明它们在编纂目的和内容上有相似性。它们的目的都是通过总结历史帮助当代施政，即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6也都搜罗了大量不同出处的关于国计民生的资料作为编书材料。王德保先生说：“从编撰方法而言，《通鉴》显然受了《元龟》的影响。二书皆以资料长编的方式收集材料，尽量将前代文献所载有关事类收集起来。”7虽然《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在选材范围上、编排格式上还有诸多不同，但可以说，《册府元龟》还是为《资治通鉴》提供了目的上、内容上和编纂方法上的重要参考。

四、         经筵讲读制度对《资治通鉴》现实针对性的增强

所谓经筵讲读，是在宋代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它的设立是皇帝本人对文化的重视、对文明昌盛之世的向往以及安置旧臣的现实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下，经筵官在经筵为皇帝讲解经书和历史，力图提升皇帝的道德修养和理政能力，培养一代明君。到后来，受士大夫阶层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影响，经筵又成为大臣借机与皇帝议论政治的重要场合。

《资治通鉴》有一大部分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作的，由于借古讽今的现实需要，带有一定的反对革新的色彩。而且在司马光担任经筵官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的进行，由于自身反变革的保守观念，经筵侍读常常成为司马光借讲《资治通鉴》批评变法、劝皇帝改弦更张的重要时机。

《宋史·列传第九十五》：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显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一语点明了司马光讲史的重要目的：奉劝宋神宗停止变法，恢复以前的制度。司马光的经筵侍读经历也让他得以在《资治通鉴》的继续编写中更加凸出史书的现实针对性。姜鹏老师说：“而经筵讲读制度的存在，与自己曾借助经筵场合以史论政的经历，应该是司马光愿意将自己的政治观念寄托在历史诠释中的重要经验基础。”2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皇帝是文治政策的重要推动者，而皇帝也在与官员探讨经史的互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经史中相关思想（或者说官员借经史表达出的个人政治诉求）的影响。我们看到，司马光常常借讲解《资治通鉴》之机向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宣传反对变法的保守思想。虽然在起初“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3但后来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说明宋神宗至少认可了其中所蕴含的一部分政治主张，而宋神宗后来在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动摇不能说同司马光借经筵讲读进行的宣传没有一点关联。

五、 小结

宋代文治的背景推动了思想的繁荣，特别是理学的兴起，造成了社会道统观和名分纲常观念的强化。由于司马光本人强烈的道德自觉意识，也因为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过程中与理学家的密切交流，这些观念突出显示在《资治通鉴》的文本中，增强了它的伦理色彩。而统治阶层对文化的重视推动了以官方力量求取、整理书籍的行为，这为《资治通鉴》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官方对一系列大型类书（特别是《册府元龟》）的编纂也为《资治通鉴》提供了目的、内容、体例上的借鉴。在制度层面上，经筵讲读制度作为一种对皇帝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制度，为司马光借《资治通鉴》的讲读左右统治者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时机，而经筵讲读经历也反过来为《资治通鉴》的编写提高了现实针对性。理学的兴起、文献的积累与编纂、经筵讲读制度，这三者构成了本文所讨论的《资治通鉴》写作的文化背景。

[1]1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77页

2《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页

3《资治通鉴》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8页

4《宋史》卷427，《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17页

5《宋史》卷427，《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颐传》，第12718页

6《宋史》卷427，《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颐传》，第12719页

[2]1 《宋史》卷427，《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颐传》，第12715页

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1页

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19页

4《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5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640页

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第28页

7王德保：《〈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第31卷第3期，2000年7月，第70页

[3]《宋史》卷336，《列传第九十五·司马光传》，第10764页

2姜鹏：《经筵讲读与史学义理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19-120页

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