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一帆 16349086137

中国历代王朝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诠释，即其对于王朝正统的讨论，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结束，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其王朝的由来是否“奉天承运”成为当朝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稳定的关键。自秦汉至宋朝，王朝证明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来自于战国末期兴起的“五德转移”政治学说，旨在强调王朝继承的来源是否合法。“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自宋以降，随着北宋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正统之辨，即使或多或少有所分歧，但在大方向上开始彻底否认“五德转移说“的理论体系，并把“受命以德”作为证明政权正统的合法根据，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把道德准则作为评定正统的重要标准。正如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总结道：“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说，其理论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记其年次，定其正闰......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揭‘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二义。”而当我们仔细追溯中国正统论的演化过程和历代学者的争论，正统论在中国史学中的意义和地位也变得更加客观和明朗。

一、五德终始说的背景

关于五德终始说的起源，历史上大多的说法都认可是源自于战国末期邹衍结合阴阳学说主张的一种解释王朝正统的历史观点。迄今为止，已知《史记》记载的邹衍著作皆已散佚，然而根据李善注引《七略》中记载：“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此为邹说仅存之遗文。”以此可知，邹衍主张的五德相胜说次序为土、木、金、火、水，详细的说，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邹衍主张的这种五德终始学说，是有历史条件的。经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从战国开始，诸侯争霸，周朝的政权更是对自己的领土没有实际的控制权。但是与此同时，即使周围的诸侯国再怎么强大，周天子拥有唯一的正统地位。这个时候，对于诸侯国地方政权来说，一个对于政权正统性的合理阐释证明就变得极为需要。因为诸侯间的兼并是在同等地位上的争霸，而周天子始终有着超然的地位，这是诸侯国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争取不到的地位。蒋重跃以齐国为例指出，面对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权”（指周），“齐国在与秦等大国争雄兼并的同时，却表示要取代毫无实际意义的周，惟一的解释就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到了秦汉时期，秦朝作为一个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五德相胜说作为诠释政权合法来源的依据，以周朝为火德，秦朝为水德，水克火，所以秦朝以水德统一中国。以及汉朝虽然作为第二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其开国皇帝刘邦是布衣出生，“在血统和社会地位上毫无凭借”，所以更加地提供了汉朝五德相胜说流行的舞台。根据《汉书·郊祀志》，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

这段文字阐述了西汉初期五德相胜说逐渐成为官方承认其政权正统的标准，以汉武帝太初改制为止，依据邹衍五德相胜说正式确立了汉朝为土德。

根据邹衍的五德相胜说，汉朝继秦朝水德应为土德，因为土克水。但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提出了五德运转学说另一个版本，即为五德相生说。刘向父子的五德相生说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五德相生说从伏羲木德开始，区别于邹衍的从黄帝土德开始；二，五德相生说把王朝的更迭看作为禅让式的“相生”代替战国末期自汉以来的“相胜”说。对比起来，“相胜说可为征伐式的政权更迭提供理论支持，却不适合禅让式的王朝更替。”从“相胜说”到“相生说的”演变，可以侧面说明五德转移说在正统论中，根据政治理论的需要，顺应历史变化做出的的改变；三，相生说认为秦朝不是处于正统地位，所以把秦朝和远古的共工对比，一样地作为“闰水位”在木（周）火（汉）之间，认为汉朝是属火德。班固在《郊祀志》中同样提到刘向父子的观点：“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这一方面也引发了五德终始说中关于正闰的讨论，“后代五德正闰，即由此而起也。”

二、宋代五德说的衰败与正统之辨兴起

北宋初年，围绕着宋朝的德运，“五德终始”学说的争论仍然在朝廷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宋朝是否是受后周禅让，承后周木德所以属火德。宋朝第一任皇帝赵匡胤初登皇位的时候，定宋朝德运属火德。“然诸儒时有异议，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赵垂庆上言，本朝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这时宋儒仍然以五德终始说为根据尝试对于宋朝政权的正统作出合理的解释，“苦心求索本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以与‘五德转移’的天意相契合。”

从北宋中期开始，五德终始说开始逐渐的失去它原有的影响力。“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使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根据欧阳修晚年所著《正统论》，他对于正统的看法大大区别于五德终始的理论体系：“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修对于正统的阐述明显脱离了基于五德终始的“奉天承运”的政治说法。

对于在五德终始学说的存在的正闰的争论，欧阳修提出以“绝统”的说法来解释中国分裂割据时期的政权状况，而不是把五运转移牵强附会在混乱时期的王朝更迭。后辈司马光同时也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提到：“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这说明在司马光看来，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不应该纠结于是否都契合在五德终始的位置上。对于政权的正统性，更应该关注的地方在于这个政权是否“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换句话说，北宋中期开始的一些儒家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了光凭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五德相生相胜学说缺乏实际的意义，这充分反应了这个时期一些宋儒精英思想的一种自我反省精神。学者刘浦江评价道，“它（正统之辨）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 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

三、正统之辨在史学中的分歧及后世影响

宋代正统之辨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主题争论，而不同的儒家学者看法往往也会有分歧。比如最主要的争论之一，在于三国时期正统政权的归属。在三国时期的正统问题上，宋代通常在魏、蜀政权之间的选择存在着分歧。《四库提要》提到：“《通鉴》帝魏；朱子修《纲目》，改帝蜀，讲义家以为申明大义，上继《春秋》。”这分别说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朱熹的《通鉴纲目》所认同的不同三国正统政权，同时这里也牵涉到了宋代正统之辨关于道德认同的部分。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三国时期时，在年号选用的问题上，采用曹魏、而不是蜀汉的年号。“推其要旨，只是据事迹时，放弃正闰，不论道德及自上相授受等问题，此种意见，实有取欧公‘推迹不没其实’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这里以“不论道德”的叙史观念，并不纠结于前代热衷的王朝正闰的争论，并向读者特别阐明了他以曹魏政权的年号作为记史的年号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曹魏是正统政权，而只是强调了《资治通鉴》中以史实为重点的编撰原则，方便记事。而在《朱子语类》中记载：“问《纲目》主义，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遂欲起意成书。”很明显，朱熹认为三国时期应当以蜀汉为正统。而相比较于蜀汉，曹魏政权来源于篡夺汉室皇位，这种包含道德批评的标准使得朱熹希望通过以蜀汉为正统的方式强调“有道德以为正”的观点，也反面强调了曹魏政权没有合理的正统性，并将这种思想通过《纲目》传达给后世，用历史来规范后世的道德标准。

的确，经过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到了朱熹的时代，关于王朝正统的诠释已经成为了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即使欧阳修和朱熹的正统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分歧，但无论是否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证明王朝政权的合法性的方式已经从五德终始的理论体系转移到对于正统问题的思辨上来。同时，朱熹吸取欧阳修的正统论，“根据正统确定的政治秩序与这种秩序下的伦常要求”，对具体正统问题的分别更加细化区分，并且越来越多的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进行评判。而正统之辨的影响传至后代，更由明代方孝孺演化出了基于道德哲学上的“正统”与“变统”的区别。“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 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 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

四、从政治目的看正统论

对于正统论在中国王朝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也能看到一些在历代正统之辨背后的政治目的。对于最主要的正统之辨的主题之一，即魏、蜀政权的正统归属，西晋的陈寿与东晋的习凿齿在历史上分别主张魏正统和蜀正统的观点。对此，近代梁启超曾在《论正统》中提到：“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虽然梁启超的观点由于当时时代的原因，可能对于陈寿与习凿齿之间分歧的原因判断地过于绝对和偏见，但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可以在正统之辨之外，对其的政治作用加以分析。在研究历代正统之辨的同时，要想到历史上每个政权对于正统政权的证明，往往和正统论最初出现时的目的一样，就是要维持政权的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政权正统性的讨论在政治中才有价值，才有可能被  历朝不同的统治者所采用。而历代的学者在讨论正统性的同时，很有可能会被他所处朝代的背景和历史情况所影响，这也部分的解释了对于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为什么不同时期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证明，有些甚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对于这种诠释政权正统性的学说体系来说，它的出现和运用往往也伴随着相应的历史原因。就如在第一节中阐述到，战国末期五德终始学说兴起，与当时分裂割据的诸侯国急于追求政权合法性有关，而后秦汉大一统帝国都有着需要迅速稳定政权的各自理由。在后代，五德终始说也经常被用来为官方稳定政权、镇压地方势力、起义军反抗中央帝国的理论依据。南宋后期，由德运演化出来的国运祭祀活动也大肆盛行，在面对内忧外患，这些国运祭祀活动反而比之前更加积极和频繁，用来稳定王朝统治。即使在元末明初的时期，“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 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某些本质确实和后代的正统之辨没有区别，是作为一种思想工具被历朝历代各种人物利用，达成各自的政治目的。

宋代正统之辨的兴起，也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成立宋朝，而五代又是混乱割据的时代。这种历史背景使得正统之辨下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变得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宋朝初年，朱温的后梁本来被称为“伪梁”，不被官方认可。但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在其中为后梁正名，这也不得不让人思考他的目的。清代王夫之以此给出自己的总结：“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因为为后梁正名，就为五代正名，而宋代承接五代，为五代正名同时也就是为了正名宋代政权的正统性。近代梁启超也说道：“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当我们结合这些当时的历史原因和史实，正统论在历史上的角色变得更加清晰和完善，至少从不同的角度，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有更深入的了解。

[1]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9页。

[2]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8页。这是作者形容北宋中期兴起的思想活动。

[3]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第74-75 页。

[4] 李善在注引《七略》中提到的话。

[5]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第17页。

[6] 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58页。

[7] 根据蒋重跃的《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对五德终始说在汉朝的持续影响。

[8] 班固：《汉书·郊祀志》，第五下。

[9] 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61页。

[10]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第17页。

[11]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第35页。

[12] 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 年第3 期，第92页。

[13]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8页。

[14] 欧阳修:《正统论》(上)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6 , 四部丛刊本。

[1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见世祖文皇帝黄初二年。

[16]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8页。

[1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史评类，《通鉴问疑》·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18]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第43页。

[19] 《朱子语类》卷105·朱子二，“通鉴纲目”。

[20] 转自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提到朱子的观点。

[21] 赵金刚：《朱子的“正统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2]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9页。

[23]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第3集,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24] 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 年第3 期，第98页。作者谈论五德终始学说衍生出的祭祀活动的兴起。

[25]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88页。

[26]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上，一。

[27]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第3集,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