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7090134 陈舒萌

一、           宋朝历史背景

1. 文人政治、重文轻武

宋太祖通过城乔兵变建立宋朝，因此对于掌握军权的武将十分忌讳，南北统一后就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件，之后也制定了一系列约束武将权力的制度，尝试让文武将相互制衡。皇帝将轻武的价值取向延伸到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价值导向氛围。中国政府在意政权的合法性，而很多兵变的政权都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而五代十国的战乱让中国政治对军人政变有了更加深层次的敏感。因此，为了杜绝其他武官效仿宋太祖进行兵变，同时也为了得到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宋朝政权的承认，宋朝的文人政治显得十分合乎情理。

宋朝放松了对士人集团的限制，营造出相对开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士人集团力量不断壮大，也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士人集团的壮大也在不断削弱皇权。在文人政治的影响下，宋朝朝中臣子大多自幼饱读圣贤之书，有相当清楚的价值观念，具有较强的原则性。“文谏死，武战死”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清议”的传统，且知识分子大多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除此以外，太祖曾经对侍臣们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反应其倡导武臣读书的思想，期望武臣“通治道”，而非仅仅善兵机、通谋略。

关于宋太祖训：宋叶梦得《避暑漫抄》曾记载道：祖碑上刻字“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朝历代皇帝都较遵循祖训，不杀士大夫与上疏言事人，鼓励大臣谏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广开言路，听取合理建议，促进皇帝做出更好决策，因此营造了良好的文治氛围，知识分子敢于运用自己的学识对时局做出评判、对政务给出建议。

2. 经筵制度

经筵讲读，是在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它成熟起来以后又和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发生强烈互动。这一制度开始于太宗时期，初步形成于真宗朝，到仁宗时，已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对皇帝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皇帝在规定时间到经筵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这一制度预期君主能通过对经典范式与历史经验的学习，不仅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并且能从中获取正确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因此，讲读官往往借诠释经史的机会，在道德修为与时事处理、政策制定等各方面，对君主进行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引导，甚至直接发表政见，以图影响最高决策。

太宗在促进大规模编纂书的同时，也身体力行积极读书（太宗读书、苍鹤来觐），这些可看作是太宗在推动文人政治发展、试图通过获得更多文人的支持从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尝试。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廿九）日任命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翰林侍读吕文仲。太宗也重视后代的文化教育，曾设立皇子侍读、诸王府侍讲等职位请专人来促进后代的文化教育。“太宗为诸王设置侍讲官，是希望他们能在这些儒雅之士的指导下，做到学、行结合，不仅能作文治的表率，也能继承他成为新一代文治政策的推动者”。

太宗对于经典史学的重视其实也体现出他对推动文治实现的努力。而真宗让这批儒学之臣凭借自身知识积累与学术水平，不仅提供现实政治的咨询建议，还让他们参与政治实践，突破了太宗时期对于御书院陪侍诸臣的身份界定。儒臣由名副其实的“侍读”之臣，逐渐转型为“师儒”之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置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制度，在之后逐渐转化为经筵制度。

经筵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因为宋代君臣坚信帝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处理政务的能力和经史研读的成就相关。经筵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皇帝在处理国家事务与制定国策时有道可循。宋朝注重儒学，儒家思想与经典被认为是学习治国能力、培养德性最重要的源泉。从帝王读书到经筵制度的衍生，与此同时，儒家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力也得到伸张。

3. 儒学新发展

儒学发展到宋代，在不断吸收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哲理化、思辨化，进而由汉唐学演变为宋学，主要表现为训诂学到义理学的转化：以自身的体验来把孔孟精神从儒学原典中直接寻找“大义”，而不必通过汉唐传著疏义的媒介。

4. 社会要求

司马光生于北宋中叶。国内出现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具体而言为阶级矛盾，起因是土地兼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激化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除此之外，北宋的“三冗”同样是巨大的隐患。“三冗”具体为冗官、冗兵和冗费。这个现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支。外患往往与内忧同时出现，此时的“国际”存在日益危险的民族矛盾，北方的辽国与西方的夏国对宋王朝造成巨大威胁。

5. 其他条件

用于解释《资治通鉴》产生于北宋、并且很快广泛传播的原因：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科举规模的扩发，科技发明和藏书事业的兴盛，统治者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广泛开展的学术活动（宋人重视前朝文化遗产，政府组织力量对宋以前的著作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传播等，且宋人学古不泥古，具有很大创造性。史学繁荣对政治文化的作用相当突出，宋太宗在开国重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时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且北宋前后出现四次兴学热潮，各类官办学校在各地纷纷兴建，书院与私学也大量出现。宋太宗也将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

二、           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一生经历，可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真宗天禧三年至仁宗景祐四年(1019—1037年)，即二十岁以前，是青少年读书求学时期。司马光自幼爱读史书，“先生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司马光早年跟随当官的父亲司马池游历各地，且从小就因其见识、聪慧过人而得到很多人的赏识，他的社会知识非常丰富。

第二个时期从仁宗宝元元年至仁宗嘉禧八年(1038--1063年)，即从二十岁至四十五岁。宝元元年，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后父母相继去世，司马光服丧五年，闭户读书，著《十哲论》、《四豪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等及史评十八首。其中许多议论成了后来《通鉴》“臣光曰”的内容。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

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服除，任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改直秘阁，判礼部，任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第三个时期为英宗治平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4—1067年)。这期间司马光的修史活动，可以看成是全面开展编修《资治通鉴》的准备时期。司马光作《历年图》五卷，又作《通志》八卷。在仕途上，司马光在多次谏言无果后最终对谏官一职失望，于治平二年上奏“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同意解除其谏官职位。

治平三年，由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制《序》，俾日进读。”

第四个时期由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1068--1085年)，是《资治通鉴》全书编撰时期。神宗即位后希望改革，认为王安石的激进、大胆的改革方案符合自己的想法，遂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主持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且于熙宁四年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而被罢官后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神宗晚年病笃，尚关心司马光修《通鉴》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书成，加资政殿学士。

第五个时期，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资治通鉴》成于神宗元丰七年。元祐元年哲宗命范祖禹、司马康重新校定，十月校毕，送杭州雕版。元祐七年(1092年)全书印成，“立于学官，与六籍并行”。

苏轼评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宋史》中如此形容司马光为官的政绩：“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由此可见，司马光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待人接物真诚用心，个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文章深刻而道理自显。考虑问题从大局出发而不顾私利，治理地方的方法行之有效，百姓交口称赞。

三、           《资治通鉴》编修背景

1. 编修的不同阶段

袁伯诚认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3-1063）开始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编写成纲目式的《历年图》以及《通志》八卷，着手属草汉两部分。该阶段称酝酿准备阶段或私家撰修阶段。第二阶段，从治平三年（1066）四月到元丰七年（1084）全书完成，共19年，是正式开局编修阶段，或称之为法定官修阶段。整个编修过程前后共用了四十余年。

从准备阶段来看，司马光编写了一部写一部从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起至后周显德末的编年通史，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起迄、年月系统划分、事实排比的具体纲目，名曰《历年图》。当时的司马光应该已经对于之后《通志》或说《资治通鉴》的创作有了较为精密的计划，而观“经进本”《历年图》与《资治通鉴》，其起迄年代完全相同，并且排列了与《通鉴》相同的年代；所排列的事目也与《通鉴》大体相同。在《历年图》中有“臣光曰”的评论三十四条，同样能够在《通鉴》找到或增或减的相同内容；且其编修观点、笔法与指导思想也基本一致。从上述几乎可断定，《历年图》就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之前所制定的一个大致的计划，它为后来《通鉴》的编订提供了大纲与依据。

在之后的设局编修阶段，司马光依据诏令选取编修助手，他将当时史学界的一流史学家引入书局协助编修，分别为刘攽、刘恕、范祖禹和司马康（较晚入局，校阅文字）。此中刘攽、刘恕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贬逐，于局外进行《通鉴》的编修，与上述司马光生平具有相似性。而后的编修阶段就不属于历史背景，在此不再论述。

另一种分段方法为按照司马光当时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进行分类，前后分为开封时期与洛阳时期。开封时期写了前七十八卷，由于资料少，编撰较易，因此即使政务繁杂，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争斗，司马光都能够在不足五年的时间内完成。洛阳时期写了后二百十六卷，资料很多，唐代纪与五代纪的编写很困难。虽然当时有安静的环境保证其专心写作，还是花了长达十四年的时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自己也写道：“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臣今骸骨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於此书。”足以见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的辛苦。

2. 编修目的

总体而言可分为“为君”与“为民”两个方面。就“为君”方面而言，在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提及“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偏，况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长不自却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论，精粗不杂。”希望神宗“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在《司马光传》中也有提及：“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在《续通鉴长编》卷二百八中：“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由此可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为通过编写历史，达到“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教训，为当今政治服务。这样的目的在前述北宋整体重视文治、注重历史的背景下不足为奇。

举《资治通鉴》开篇第一个故事与评论而言。在《资治通鉴》开篇之中，司马光提及了三家灭智伯的故事，开篇第一句便为“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紧接着便是司马光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上例中，司马光认为周威烈王对于赵、韩、魏错误的僭越行为进行了承认与褒奖，而这样的承认会鼓励人们去做更多的错误的事情，以至于最后加速权力的下滑。如此，司马光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陈述与评论（即“臣光曰”），力图向君主阐明历史经验教训，以规劝其避免重蹈覆辙，为君主的执政提供建议意见。

而就“为民”而言，主要是为了青年士子的学习。鉴于青年士子“历年莫能竟其篇第，举世不暇举其大略”与“厌烦趋易”的文化动态，希望能够编写出一部供使人学习的简明通史。

3. 编修体例

先从中国古代编纂体例讲起。刘知几将唐以前史书归结为六家，分别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上述六家分别对应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史纪传体、断代纪传体。由于从秦汉到唐初，史界主流是编年体和纪传断代史两种体例，其他四家流传不广，因此刘知几将其又统归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二类。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汉书》为代表。

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将同一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编排在一起，所以脉络清楚，一目了然，容易看出事件中的联系。且对一国彝族的兴衰治乱的缘由和经过叙述较详尽。纪传体既以人物为中心，查找历代名人的生平事迹就比较方便，对各种典章制度也有专篇记述。且前后相续、代有其作，保存了上自皇帝、下迄五代约三千多年的丰富史料。

在魏晋南北朝中纪传体史书地位渐高，史学以纪传体为正宗，当时的编年体史书并不能被列为是国史定本。在班固的《汉书》完成后，断代史成为传统风气，史学家大多着力于本代或是上代的断代史。正如“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宁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骨吏之薄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片，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汉代以后史学家不知通变、因循古法，仍然是继承前朝纪传体的古法。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史书体例都应该有所变化反映差异，如果保持不变，则会成为跟科举制影响类似的、束缚史书内容的桎梏。

《史记》使用的编年体纪传体为空前创举。才有用的纪传体有其深刻的社会变化原因，反映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奴隶制过渡到秦汉的封建制这一大变革。

《汉书》的断代体例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一个朝代的兴亡盛衰，能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矛盾运动提供力证，所以在史学上具有重要价值。

编年体史书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出现最早，而通史纪传体以《史记》为巅峰。之后的诸史如《南史》《北史》等，意在改断代为会通，但体例不严谨，撰录颇费烦，没有什么创造性，“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因之“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以致亡佚不传。

在《史通·六家》中有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面对北宋的社会变动与政治变动，“以史自负”的司马光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同样也发现了前代著作的弊病，权衡利弊下决心用编年体完成一部简明的通史著作。司马光认为“治乱同源，古今同体”（《司马温公文集·进通志表》），因此骐骥通过对古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有益的治国方略建议。

因此，《通鉴》在体例方面以《左传》为矩范，但更加严谨完善，且有所创造发明。如下：1. 重视时间观念，增强编年体例的严密性和史事的可靠性。2. 叙事方面兼收编年与纪传二体的长处。3. 对历代的制度沿革和运用作重点记叙，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历史进程。4. 《史记》之后，许多纪传体史书往往附录立传任务的文章，如奏议、词赋之类。5. 《通鉴》的编纂体例，不仅取法于历代实录。6. 司马光在《通鉴》中，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了一百一十四篇史评，选录前人的实论九十五篇，共计二百零九篇，表明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与观点。

司马光总结前朝史记编纂成果与不足，并且对已有编纂体例进行创新改造，实为史书编纂体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笔。

附：编修各纪完成时间：

前汉纪三十卷：治平四年（1067）四月十三日的一年内

后汉纪三十卷、魏纪十卷：熙宁三年九月以前

晋纪前三十卷：熙宁四年到八年之间

晋纪后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熙宁八年闰四月到元丰元年的四年间。

唐纪八十一卷、五代纪二十九卷：元丰四年到元丰七年之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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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蓉：《宋代文人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意义》，载《黑龙江史志》 , 2013 (17) :82

[3] 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载《史学月刊》，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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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韩勇：《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 王锦贵著：《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

[8]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四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第71页

[9] 苏轼：《东坡全集·卷九十·司马温公行状》

[10]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11] 袁伯诚：《<资治通鉴>编修考证》，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 1981 (2) :77-90

[12] 王曾瑜：《从<资治通鉴>的编写看司马光的编辑作风》，载《编辑学刊》 , 1999 (1) :41-42

[13] 王锦贵著：《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

[14]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至一十二），中华书局，1956(1):1

[15] 冯惠民著：《司马光和<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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