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治通鉴》与《史记》之间的不同

毛潇彤  行政管理  17307090158

【摘要】

历史的讲述者并不是纯客观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很多方面都有着具体的不同。总体而言，《史记》更像是文学家写出的史书，无愧于“无韵之离骚”；而《资治通鉴》中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郁。

【关键词】

《资治通鉴》；《史记》；秦始皇

【正文】

从体裁看，《史记》是纪传体，以人为中心来进行写作，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对事件的记叙方式也有所不同；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但是我认为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区别是《史记》以人为中心进行写作，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和每个人不同的音容相貌，而《资治通鉴》 的写作目的是“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所以所选择的史实偏重上层社会及政治军事大事。我将立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有关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的记载，分析两者记事上的不同，讨论出现这些不同的原因，并且探讨什么才是更好的史书。

一、增补

首先，《资治通鉴》中存在《史记》中没有被记载的内容，比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嫪毐之乱的描写上主要是侧重于对情节的描绘，对齐人茅焦的描写只有一句简单的“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而在《资治通鉴》中则对茅焦和秦始皇中爆发的言语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且凸显了茅焦进谏时的视死如归。

同时，在记载秦王“焚书”一事的始终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没有关于孔子八世孙孔鲋的描写，只有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简要地概括了孔鲋的生平。而在《资治通鉴·三十四年戊子》中则详细地记载了孔鲋当时的言行：“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可以明显的看出，孔鲋对秦朝统治的态度是“非吾友”，自嘲自己做的是没有用的学问，对秦朝的统治保持着安全距离，在乱世中夹壁藏书以求自保。但之后又入世协助陈涉起反对秦朝的统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录“孔鲋藏书”的始末，颇像政治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有着对其生不逢时，未得明君的同情。

二、删减

同时，《资治通鉴》也删减了《史记》中记载的部分历史情节。比如《史记》中活灵活现地记载了卢生说服秦始皇不让住处让人知道的时候对得道之人的描写“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在《资治通鉴》中虽然保留了这一事件，但是言语记载却远没有这么详细。

在“坑儒”事件爆发前，司马迁详细记述了侯生和卢生相讥议的内容，而司马光则是一笔带过。司马迁记述的侯生和卢生谈论始皇的言语间充满了对始皇的不满和讽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但是这样的对话未免过于详细，好像作者就在当场一样，反而真实性存疑。

那是否因为司马迁对秦始皇统治心有所不满，所以才借“侯生和卢生”之口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司马光的对秦始皇的记载更为客观呢？毕竟在《秦始皇本纪》最后，司马迁不仅引用了大段的贾谊的《过秦论》，而且司马迁自己对秦始皇的评价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对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功绩的解释是“古之无王者久矣”。

三、对《史记》中不同说法的选择

但是通过两司马对另外一件历史悬案——“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判断，大致可以推翻以上推测。

在《史记》中存在着对这一谜案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秦始皇本纪》中明明白白记述着“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但是在《吕不韦列传》中却有着“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的说法。

更为吊诡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史记》仍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在《吕不韦列传》的后半段，记载着“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断，子楚夫人如果是赵国豪强家的女儿，又怎么会是吕不韦家的歌姬，还与吕不韦有私呢？更何况，即使是在“私生子说”中也有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赵姬嫁给子楚后“至大期时”，也就是过了一年才生下了秦王嬴政。如果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孩子，这种记述明显是违背常识的。

但是在《资治通鉴》中，却承认了这一漏洞百出的论断——“吕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父死子继的传统由来已久，权力传承的正统性被人十分看重。那么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秦始皇生父之谜采取“私生子说”，是否是对秦始皇当年的统治方式不满，而利用古人对“正统”的看重，来瓦解秦王权威呢？现在史学上有一个推论：《资治通鉴》对秦始皇是私生子的描写是照抄《汉书》中的说法。在《汉书》中，班固的确毫不客气的称呼秦始皇为“吕政”，但是班固对秦始皇的评价并未如司马迁般极端，而是“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而司马光对秦始皇的评价有着很简洁的三个字“毒天下”；同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也提到始皇“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可以看出司马光对秦始皇的评价并不高，并且司马光认为汉武帝比秦始皇强的地方在于“孝武能尊先王之道”。可见司马光对“秦皇汉武”两位的评价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司马光认为秦始皇作为“守成之君”时很多地方不如汉武帝。所以我仍怀疑司马光在记叙历史时并不是完全照抄《汉书》，而是怀有对秦始皇统治的个人情绪才选择了这一不利于始皇统治正统性的说法。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有关秦始皇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司马光和司马迁对史实的记载并没有很大的出入，不同的主要是记述的偏重和得出的结论。我发现《史记》的文学性非常强，故事情节圆满，每个人都栩栩如生，而《资治通鉴》则是着眼于政治，记录下帝王的言行以及可能会影响帝王言行的人的行为逻辑，并且在“恰当”的时间，突出个别直言进谏的臣子的个人美好品质。司马光这样选择史料的目的大概是希望后世人可以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可以以人为鉴，继续恪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四、什么是更好的史书？

首先，这两本史书不存在高下之别，更多的是“左右之分”。

一是我们可以窥见这两本“正史”中都包含着两司马的个人主观情绪和政治倾向。只不过《史记》中对历史的感情表达更浓烈，而《资治通鉴》中情感表达更为克制。二是，《史记》作为“无韵之离骚”，其文学性不言而喻，记述历史的笔法也为后人不断模仿；而《资治通鉴》也被称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在崇尚“以史为鉴”的古代，《资治通鉴》对于规范帝王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有着较大的意义。所以，《史记》更像是文学家的史书，《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史书，但是未有上下之别，这两本史书都是非常优秀的史书。

其次，从现代史学的角度，两本史书似乎都少了些许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带有作者主观情绪的史书值不值得读呢？我认为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太史公；从《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司马光。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作为一个标杆，带给后世史学家的一个影响大概就是他们倾尽自己的心血融入对历史的记叙中，我们透过他们笔下的历史看到历史中的他们。对于司马迁和司马光而言，后世的褒贬也多出自于对这两本煌煌巨著的理解。但这两位人物仍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言行逻辑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所以从《史记》中，我们能读出的还有汉武帝时期的史观，从《资治通鉴》中，我们能读出司马光的政治观和宋代气象。

最后，有人批判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时存在格局问题。但是历史是万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评判的。有些人认为，司马光对规则的维护超越了规则本身，显得较为迂腐而不懂得变通。还有的人认为司马光对于秩序的维护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封建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说法其实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这些批判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在不同的维度看待同一个事物，从而得出结论批判他人。我们站在一个相对民主、相对法制完善的高度，批判封建社会士大夫对于秩序的维护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是过分极端了。我的理解是，封建社会中的规则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维护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统治者在征求了大部分被统治者的同意下达成的某种共识，目的是对于错误行为的纠偏。在稳定的社会规则运行下，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着较为清楚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人们会判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套规则的运行逻辑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便是好的，它可能不符合现代的社会背景，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应该被批判。就好比，当下社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是令人感动的；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旧社会，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残酷，但是更符合人性。站在司马光的历史高度，司马光的格局其实是高于同时代的很多文人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译文为“齐国人茅焦劝告秦王说：“秦国正在以经营天下为己任，而大王有迁徙母太后的名声，恐怕各国诸侯听到这件事，由此引起背叛秦国。”秦王就去雍地迎接太后，回到咸阳，又重新居住在甘泉。

[2] 原文出自《资治通鉴·九年癸亥》：“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

[3] 原文出自《史记·儒林列传》

[4] 原文出自《资治通鉴·三十四年戊子》，译文是“我做的尽是没有用的学问，秦朝不是我的朋友。我现在需要等待的是对这些书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人来了，我也没有什么忧患了。”

[5] 原文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事件之后使得秦始皇格外避讳自己的行踪被人所知。并且因为自己评价丞相李斯的话被泄露，杀死了当时身边所有的侍从。

[6] 原文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7] 太史公对贾谊《过秦论》的评价是“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这一推断基于的历史规律可以算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百姓在经历战国时期的长时间动乱之后向往安宁，暗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很强的历史偶然性。

[10] 原文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11] 原文出自《资治通鉴·五十八年甲辰》

[12] 原文出自《秦纪论》，班固所做了一篇散文，此文论述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写出了秦灭的必然，引《过秦论》驳斥《史记》中贾谊与司马迁相关观点。

[13] 原文出自《资治通鉴·三十七年辛卯》，原文为“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14] 原文出自《资治通鉴·后元二年甲午》

[15] 原文为“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