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辰 16300680037 16级金融学

正统自《春秋》以来始终是重要史学观念。正统论一方面着眼于帝王受命承续的合法性，因而属于政治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正统之确立，为编年之先务”，由于事关纪年，又是编年体史书不可回避的实务问题。及至宋代，随着儒学复兴，以儒家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新的正统观念开始对过去奉天承运的正统论观念发起冲击。然而，尽管正统理论开始摆脱五德终始说的桎梏并得到系统的阐发，上述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实际治史时，正统理论往往显示出自身的不完善而难以得到贯彻；同时，史家也难以纯从史实入手而完全摈除其影响。

学界对司马光正统观念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认为司马光出于正统观念的重视，而对正统予夺非常慎重，例如陈芳明先生的《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其二认为司马光不认同乃至反叛传统正统观念，此观念见于柳诒征《国史要义》第四章，而张全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则从纪念、君权神授、春秋笔法、民族观念四方面作了具体阐释，影响较大。笔者搜集的文献中，持后一类观点的占主导。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观点都存在一定局限性，而拟从政治理论与治史实务两个侧面出发，分析司马光对待正统态度的二重性。又因欧阳修关于正统的论说较为丰富、理论（尤其是绝统说）受到司马光的认同，且在治史时对正统论显示出了与司马光相似的二重态度，故引以为参照。

（一）            

1.1欧阳修作为政治理论的正统论

根据《居士集》第十六卷的说明可以得知，欧阳修所作《正统论》的初本是分七篇的（《原正统论》、《明正统论》，加上《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和《梁论》，下文合称七论），后来呈于宋仁宗时删订成了三篇（《正统论绪论》以及《正统论上、下》，下文合称三篇）。

学界探讨欧阳修正统论内容，常着眼于最终定稿的三篇。其中，王记录先生的《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具有代表性。文中指出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主要分两部分。其一，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其二，首创绝统说，认为正统并非相承不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

在具体阐释“正”与“一”两个标准时，王记录先生称：“所谓正，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笔者认为此处对“一”的阐释有待商榷。欧阳修原文说的是“合天下于一”，要义只在于疆域是否完整统一。若非要将“一”的标准引申理解为“评判功业”，那么欧阳修后面讲遇到不正与不一的情况，应当细究王朝功业，便是不通之论：如果不一已经意味着功业不被承认，还有什么继续考察“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的必要呢？笔者认为，欧阳修作为政治理论明确提出的历史价值标准应理解为“得其正”和领土统一两点。所谓“较其德与迹”的说法确实存在与欧阳修论述中，但并非对“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的标准的准确解释，而是在此标准不完全成立且不被认为是绝统的年代中，更为宽泛的王朝地位判断标准。下文将具体论证，“推其迹而论之”实际上是欧阳修在其治史实践中常常会采取的态度。

1.2正统七论中的内部张力：“不没其实”作为判断的另一标准

注意到，两版正统论所划定的前朝正统并不一致：《明正统论》认为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魏晋而绝”，“复正其统曰：隋唐梁后唐晋汉周”，共计十六朝；三篇则从中删去了曹魏和五代。刘连开先生推究其取舍的原因，指出将未能统一天下的曹魏与五代列为正统，是与后来三篇立论相悖的，故三篇予以删改。但该说法存在问题，因为在前后两版正统论中，主要立论即判断正统与否的标准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对比看，《明正统论》说：“东周魏五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而《正统论下》则认为魏、五代“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魏、五代有没有合天下于一。再看《魏论》：

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此直较其迹尔。……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

七论之所以认为魏“卒能合天下于一”，理由在于“晋尝统天下”，而晋承魏而来。而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较其迹”，即考察比较具体历史事实的做法。欧阳修于此明确指出，在“兴者以力”，“正”、“统”的标准存在疑义的朝代，“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此直较其迹”这样从事实功业出发的评价标准也是有效的。由是，在欧阳修正统理论与对实际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法间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冲突并非写作七论时的偶然瑕疵，而是长期存在。理由有二：其一，三篇虽对争议较大的魏五代予以罢黜，但对于虽统一天下但仍处于模糊地带的秦、晋、隋等，仍多少采取了“推其迹而论之”的态度。其二，《正统论》本是由宋初对五代之统如何继承问题而发，后来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对五代正统的处理却是循了七论（“不黜梁为伪”），将五代之君皆列为本纪。

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已意识到张力的存在，并写作《或问》，试图予以弥合。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于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

究其大意，是借孔子为自己辩护，指称圣人孔子亦对史书中的正统和理论上界定的正统区别对待；另外，使“不伪”区别于正统，将“不伪”设定成了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凭“较其迹”而决定的一种中间状态。这实际上都是对上述二元标准的承认与印证。然而，这两层标准彼此间并非不存在冲突矛盾，分析具体问题时究竟采取哪种标准，欧阳修未能给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

2.1.司马光关于治史实务的正统观念：

司马光对正统的直接论述见于《资治通鉴》六十九卷后的《论正闰》、《记历年图后》以及《答郭纯长官书》，其中共通的要旨之一在于：回避对正统理论作具体阐释，强调自己对年号的取舍仅出于纪年必需，而无尊此薄彼、试图辨别正闰的意图。例如：

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答郭纯长官书》）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先，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朱、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论正闰》）

这并非什么激进的观点；事实上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已提出将正统与纪年分离（“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此外，《论正闰》还特别指出“华夷仁暴”、“自上相授”、“居中夏”或“有道德”四种正统判定标准的不足。有学者据此认为司马光对正闰之说持批评态度，“对正统论者迎头痛击”，则不免有过度理解之嫌。笔者认为，司马光之所以批判现有正统理论的瑕疵，要义仍在于为自己治史时回避正统之辩的做法张目；并且，尽管温公反复声言自己仅从治史实务出发、不问正闰，但由下文分析可知，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正统观念，且在实际治史中并未完全规避其影响。

2.2.正统政治理论在司马光作品中的踪迹：

首先应明确，司马光对传统正统理论的总体态度是回避而非反叛。由于司马光不曾完整、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正统理论，一些学者便将其置于“正统论反对者”的位置上加以叙述。然而，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二的《策问五道》中，司马光写道：“夫正朔者，帝王之盛节，国家之大事，而古今异论纷纷不决，愿吾子辨其得失，名究其说，使后来学者知其所从。”可见，司马光尽管反对某些具体的正统理论，却不认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就压倒正统；正统学说仍然是“帝王之盛节，国家之大事”，应得到充分的研究。

其次注意到，《论正闰》等文献尽管表明“正闰之际，非所敢知”，并提出了一套作为替代的解决方法，即“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但其文本内部并非就对正统不置一词。正统政治理论实际上可认为是一种抽象道德标准，即使在论述时试图回避、不加讨论，也并不意味着自身立场是中性而不带倾向的。之所以选择某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暗示其正统思想。例如，司马光指出，“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而可用“天子之制以临之”的王朝，至少应“混壹九州，传祚于后”。这一方面与欧阳修“合天下于一”的标准相合，一方面又排除了王莽与武则天。又如，对于“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从而“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于割据混乱之世，对各国均以列国之制平等处之，而不从中勉强选择一国承统（如对三国君主之死均称“殂”而不称“崩”），实际上与欧阳修“绝统”说的处理方式相近。这点在《答郭纯长官书》中得到了直接的承认：

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有时而绝，斯则善矣。

这些都表明，司马光对某些正统理论是持有理解、支持的态度的，亦即这些理论与司马光自身的正统观念相印证契合。

此外，笔者认为，司马光在治史时并未完全循其自称的中立态度。以对待蜀汉的态度为例，蜀汉与曹魏在《通鉴》中得到的 叙述显然并非“彼此均敌，无所抑扬”；文本外的证据如《答郭纯长官书》：“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已暗含不予认同之意；而《资治通鉴》中更直书诸葛亮“入寇”，引起后世诸多争议质疑（温和的质疑如刘恕《通鉴问疑》，主张蜀汉类同东晋，应绍正统；激烈的批评如胡致堂《读史管见》）。

（三）

3.1结论

诚如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所总结的：“其重实而轻名，但以史实为鉴戒，不惜减轻道德观念者，欧阳修、司马光是也。”虽然二人对正统论看似持极不同的态度——欧阳修积极为之立论著述，而司马光则总愿回避对正统的具体讨论，两人实际治史时处理正统问题的方式乃至其正统观念都有诸多相通之处；而尤为关键的是，二者对正统问题均持一种二元的态度。归根结底，封建历史记录并无一个超脱的立场，故总难以避免使政治与学术混杂。而这种混杂所带来的两种历史评价标准的冲突，欧阳修、司马光都试图弥合而未能成功。

参考文献：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M]. 司马光,四库丛刊初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資治通鑑. 7.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九,汉灵帝中平五年戊辰起魏文帝黄初三年壬寅止[M]. 司马光. 中华书局

[3]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 饶宗颐. 上海远东出版社

[4]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J]. 刘连开. 史学史研究. 2001(04)

[5]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J]. 孙方明.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01)

[6]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J]. 张全明.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8(02)

[7]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M]. 陈芳明. 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 第三章

[8]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J]. 王记录, 闫明恕. 贵州社会科学.1996(01)

[1]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M]. 陈芳明. 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 第三章

[2]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J]. 孙方明.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01)

[3]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J]. 王记录, 闫明恕. 贵州社会科学. 1996(01)

[4]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J]. 刘连开. 史学史研究. 2001(04)

[5] 同上

[6] 正统论七首. 《魏论》.欧阳修

[7]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J]. 张全明.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8(02)

[8] 《资治通鉴》卷69《论正闰》

[9] 同上

[10]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十一章《宋元明以来本正统观念改撰之史书》

[11]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