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編修背景

陳嘉宜  漢語言文學 

为消弭藩镇割据和武人政治的时代遗患，宋初統治者大力推行文治，對文治人才的依賴推動了儒士群體培養和選拔機制的完善。在表彰文教的思路指引下，皇权逐渐被经筵驯化，士大夫階層的身份自覺意識與政治訴求逐步彰顯，成熟的士大夫政治與儒學社會得以建立。這構成了《資治通鑒》編修團隊修史目的、政治理念的社會來源與時代背景。除此之外，司马光本人豐富的史學素養和政治經驗，及其特殊的仕途經歷，亦成為《資治通鑒》編修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從《資治通鑒》編修的時代背景以及司馬光本人的史學志向和生平經歷兩個角度分析該書的編修背景，即回答姜鵬老師提出的兩個問題：為什麼《資治通鑒》產生在宋朝？為什麼這本書是由司馬光作為核心人員編修完成的？並在此基礎上補充說明熙寧新政這一政治事件對《資治通鑒》的編修產生的衝擊。由於篇幅限制，姜鵬老師在網課視頻中詳細論述的一些背景因素將簡略概括，不再贅述。

一 《資治通鑒》編修的時代背景

• 宋初軍政調整：結束武人政治
• 秩序觀念的缺席：武人幹政局面

唐安史之亂後，各地節度使擁兵自強，造成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再加之因貧富不均而起的農民起義的打擊，社會秩序大亂，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局勢，逐漸喪失昔日權威。由強藩大鎮入主中央蛻變而來的中央禁軍兵力逐漸強大，足以左右中原政局，原本軍事上內輕外重、尾大不掉的現象進一步發展為“廢置天子，變易朝廷”[1]的动乱局面。及至唐亡，最高權力中心坍塌，君主出身的正統性和天命說也隨之遭遇極大挑戰，以強力者為尊的亂世哲學興盛。

上承於唐的五代十國時期，掌握軍隊和財源的軍閥們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僅以五代而論，短短五十四年（公元907年-960年）間就出现了五朝、八姓、十三君，從五代开国君主出身之混雜就足可见当时政治局勢和秩序之亂：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塘和後漢劉知遠三位君主皆為沙陀族胡人，廢唐而自立、開創五代的後梁君主朱溫最早則是參加黃巢起義的流寇，後周世祖郭威則也是起於行伍，從下層軍士累遷至高位。《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的一段話基本能夠反映當時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亂局[2]：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復睹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邪？”

當秩序觀念的缺席成為常態，以暴力作為基礎的政權則必然會被更強的暴力政權推翻。故五代各朝雖然基本都曾掌控中原與關中地區，但是卻從未像唐朝一樣成為所有藩鎮認可的共主。這導致了五代十國時期武人專政局面的產生，軍閥之間征戰不休，政權更替頻繁。

2. “杯酒释兵权”的深層解讀

陳橋驛兵變後，登上皇位的趙匡胤無疑會對當時武人政治權力生成的無章無序感到擔憂。韓非子有言：“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3]功高則震主，权大则不测，這是皇權政治下極為基本的常識。尽管身居主位，但武將亂國的潛在威脅卻仍然存在，靠兵變上台的宋太祖自然不會不懂得其中利害。據史書記載，宋太祖於即位之初便大設酒宴，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輕而易舉地解除了將領兵權，及時有效地預防了掌控兵權的禁軍將帥發動政變、重演“黃袍加身”故事。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的典故。

關於“杯酒”一事的真實性，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就為部分學者所懷疑[4]。誠然，欲消弭自中唐延續至今的藩鎮割據和武人政治的遺患，必然是一個非常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僅憑“杯酒”奪取兵權只不過是一種戲劇化的簡單描述，其本身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此後，宋初統治者還在軍事制度方面進行了多項改革，並逐步加強中央政府對財政的管控、增強禁軍力量，最終徹底將武人驅逐出政治舞臺中心。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杯酒釋兵權”這一戲劇化的歷史表述背後所體現的，絕不僅僅是兇險的政治鬥爭中權力的轉移與重新分配[5]，更是對唐末至今武人政治的警惕與防範。統治者通過徹底剷除軍閥、消滅武人掌權的可能性，從而站在更為長遠的立場上對北宋新王朝的政治格局進行調整與重新設計，促成宋初政局的稳定，避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諸將不早解兵柄，則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6]

在此基礎上，後世學者亦將“杯酒釋兵權”看作為“文盛武衰”的轉機，是文武兩勢變易的樞紐。例如《宋史》卷四三九《贊論》曰：“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元代史學名家袁桷亦雲：“杯酒釋兵權，此啟運立基之機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7]二者立論的角度雖各有不同，但均道出了“杯酒”一事的深意所在。

3. 外部局勢：澶淵之盟

在整肅內政的同時，北宋也開始著手統一中國，由於南方諸國地小國弱，這一進程進展較為順利。建隆三年至太平興國四年（962-979年），北宋以先易後難、先南後北方略，舉兵平定了南方割據政權。

但是在北方，宋朝至始至終都存在一個強大的外部威脅，即曾經滅亡後晉的契丹人建立的遼國。公元1005年，宋遼停戰和議、訂立“澶淵之盟”，約為兄弟之邦，雙方互不侵犯。雖然“澶淵之盟”常被認為是極具屈辱性的合約，但由於後來建國的西夏地處邊陲，且國力又相對較弱，故此次結盟後，北宋邊疆危機大體解除，得以將精力集中於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為文治社會的興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 宋初文治導向的確立：從科舉制的成熟說起

為鞏固統治需要，防止割據局面再現，宋太祖在改革禁軍領導權後，全面收繳節度使等藩鎮的吏權、兵權、財權。在驅逐武人勢力、確立新的政治秩序這一進程中，出現了對文治人才的大量需求，其原因有二：

其一，在掃除藩鎮，即強化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權力擴大的中央政府函需增加人手；

其二，由於節度使等舊的地方權力主體被架空，他們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亟需文臣和京朝官來填補，因此中央政府還面臨著向地方輸送大量文治人才以取代武人的現實需要。

由此可見，北宋之初的軍政改革，迫使宋太祖及其後繼者重視對文治人才在更深層度、更廣範圍上的選拔和任用，從此造就了宋代政治對文官的高度依賴。宋朝由此確立以文治為導向的國家管理模式，將文官作為官僚團體的主體，維繫和運轉整個國家機器。

在政治上依賴文治人才之後，勢必建立起制度化的、健全的儒士群體的培養和選拔機制，這就促使了科舉制在宋代的蓬勃發展。宋代君主希望能夠通過科舉考試，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才能之士。正如宋太宗所言，“聯欲博求俊才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8]宋代對科舉制的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規模擴大化。宋代科舉取士人數激增，規模之大、入選之廣為曆朝所罕見。例如《宋太宗實錄》就曾記載，由於中央必須承擔剷除武人勢力後空缺的人事任命的責任，宋太宗在禮部入選的基礎上還會對入選名額有所擴大。根據學者張希清統計與考證的結果，北宋貢舉共開科考試81榜，有具體記載的正奏名進士19595人、諸科16366人，合計為35961人；特奏名進士、諸科合計共16035人；再考慮到資料尚有殘缺，張希清估算北宋貢舉取士規模總計在60000人左右，平均每年取士約345人。相較於唐代每科放榜僅幾十人的規模，宋代的取士之多可謂“空前絕後”[9]。

其二，制度公正化。在擴大科舉取士規模的同時，宋代更加重視對科舉選拔過程的制度化建設，尤其嚴防徇私舞弊，且注重對寒門子弟的選拔，力求最廣泛、最公正地將可用之才延攬至政府。[10]這是宋代科舉制度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

其三，宰執正途化。唐代考生進士登科後，並不能直接進入仕途，還需經過吏部銓試，才能被授予官職。而吏部挑選標準是非常寬泛的“身、言、書、判”，具有極大的彈性，例如韓愈考中進士後曾三經吏部銓試而未被選中。此外，由於唐代門閥仍然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然被認為是正途，但常受到門閥貴族排擠，難至高位。縱覽整個唐代，出身科舉而位至宰相者，可謂寥寥無幾。

而宋代則對科舉入仕者恩寵倍加，重用科舉出身的正途官員，使科舉成為最榮耀的入仕途徑。這首先體現在直接授官，凡經殿試合格者，即予授官；其次是易至高位，自太宗朝起，公卿漸為進士高第者所壟斷。[11]

故此，自宋初起，隋唐建立的科舉制度正式成為選拔官員最重要的途徑。而以此為推動力，亦逐漸形成了與科舉制的發展相適應的龐大的官學教育系統，以及在政府鼓勵下極為興盛的書院、族塾義學等私學教育。尤其以族塾義學為例，為教化族人和通過科舉應試提高本宗族的社會影響力、競爭力，以宗族為核心推動力的族塾義學在各地廣泛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不但承擔了眾多兒童的啟蒙教育，而且有的還發展成為當時的地方教育中心和學術文化中心”。[12]

因而可以說，宋代官學、書院及私塾的發展，為官僚階層、庶族地主、甚至貧寒群體等社會各階層子弟提供了較為完備的學習通道，在整個社會構築了較為完善的教育體系，進而與選官制度上下銜接，以科舉制為核心，官學教育、私學教育並舉，建立起龐大而有序的、健全的、體系化的士大夫及儒士群體的生成機制。在此基礎上，民眾“朝為田捨漢，暮登天子堂”的利益導向，以及活字印刷術等先進的技術支持，都促進了宋朝自上而下高度重視文教的濃郁氛圍，從而為文治政治建立起更為深厚和普遍的社會基礎。

• 文治政治視域下士大夫政治的成熟

與此同時，為確立文治政治的典範，統治者也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一方面，宋初帝王集合文人士大夫編纂大部類書，總結與傳播中國古代的知識經驗。例如宋太宗時期“編小說而成《廣記》，纂百氏而著《御覽》，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書而撰《神醫》”、宋真宗時期編修《冊府元龜》等。在編修類書的過程中，統治者亦逐步培養起對“以史為鑒”歷史觀的認同[13]；另一方面，“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為了樹立全社會良好的文教風氣，統治者甚至躬自讀書以為臣民表率。例如《宋太宗實錄》裡就載有太宗讀書引“苍鹤来朝”的頗具典範意味的神化故事，藉以倡導文治文教思想。

在表彰讀書的思路指引下，宋代漸漸衍生出旨在對帝王進行儒家經典、道德觀念教育的經筵制度。在這一過程中，士大夫階層的身份自覺意識與政治訴求得以逐步彰顯。

1. 士大夫階層的身份認同和自覺意識

士大夫由科舉而入仕，在改變自身和家族命運的同時，也懷有關懷社會、關懷國家的強烈願望和使命感。這和他們十年寒窗苦讀的學習內容有關：儘管科舉考試的內容常有偏重於詩賦或者經義、策論的變化，但是無論何種考核形式，熟讀和深刻理解儒家經義及其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而儒學是一種治世之學，它的形成與發展和政治體系的運行息息相關。正如劉小楓所說，中國傳統政治是“教化性政制”，自漢代儒學嵌入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之後，以士大夫為首的儒士群體“以周公或孔子和其他先聖為精神楷模，倡以德教立國的政制理念。”[14]

而到了宋代，儒學與治術之間顯然建立起越來越強的呼應關係。教授儒學的官學和私學的昌盛，源源不斷地生成大規模的宋代儒士群體，這些儒士群體又依靠其政治、社會影響力將儒學理念持續不斷地根植、浸潤於政治和社會中，從而促成了宋代儒學社會的成熟。當接受儒學教育的士大夫群體被賦予了更高的政治權力和地位時，其政治功能則更為突出，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教化萬民的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也愈發強烈，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動性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前的漢、唐和後面的元、明、清。”[15]而不再僅僅是舞文弄墨的文士。

所以，宋代士大夫不但以文化主體自居，更因為宋代文治制度的實施而具有高度的政治主體意識，並在經筵制度中，將首要的教化對象直指皇權本身。他們利用經筵場合對帝王進行儒家經典教育，藉此使帝王具有與士大夫共同的知識基礎和價值取向，從而加強儒家士大夫與帝王之間相互認可的紐帶。此時便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皇權本來希望通過文治手段馴化治下臣民，而經筵制度卻在時勢的配合下，將皇權本身變成了馴化對象。士大夫憑藉其“師儒”的象征性身份意義與儒家道德規範力，逐步成為帝國事務更為主動的參與者。這樣的制度安排亦為宋代帝王與士大夫共治的政治文化打下基礎。[16]

2. 士大夫階層政治訴求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五代亂世及當時政治現實的影響，宋代皇權的權威在實際觀念上已然有所降低。學者王瑞來在《論宋代皇權》一文中就指出，由於去宋不遠，五代強者為王的歷史為宋代的君主和士大夫們耳熟能詳，以至於上至君主、下至群臣，皇權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在人們的觀念中都發生了“一些微妙的、潛在的變化”[17]。即便是在君主獨裁體制下，皇權的絕對權威與現實之間也仍然會有落差。且在宋代前中期推行文治的複雜進程中，大量被遴選入政府的文官在治國理政方面表現出了相當的能力與熱情，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的作用和影響力逐漸增強，也產生了更多政治訴求，他們在通過經筵教育讓帝王接受、乃至屈服於儒家道德權威的同時，亦在爭奪士大夫作為皇權唯一合法代理人的地位[18]。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宋代君主大致都能認清自身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在確保其最高決策權的前提之下，不再隨意決斷國家大事，而是選擇約束自身的部分君權來促成文治政府的合理化運作，從而共同實現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見，通過宋初文治導向的確立，士大夫政治逐漸發展完善而成熟，宋朝逐步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宋仁宗曾對這種政治局面有過相當積極的論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從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19]至宋神宗時期，士大夫上升為政治主體，與皇帝共同探討和制定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即“國是”[20]，並成為執行和維護“國是”的主導力量。故學者柳詒徵曾提出論斷：“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主、强藩之祸。”[21]

而司馬光正是出於其作為科舉士大夫和帝國士大夫[22]的特殊的身份自覺與階層利益，通過史書的編纂對帝王進行教化。以上論述得以解釋司馬光本人編史目的和政治理念的社會來源，同時也是考察《資治通鑒》之編修時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

二 司馬光本人的史學志向和生平經歷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當考慮到司馬光本人的史學志向和生平經歷和《資治通鑒》的編修之間的密切關聯。

• 史學志趣

據《宋史·司馬光傳》和《进<资治通鉴>表》記載，司馬光幼年時便培養出濃厚的史學志趣，從此耕讀不輟，積累了豐厚的史學素養[23]：

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書不釋手，至不知饑渴寒暑。（《宋史·司馬光傳》）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进<资治通鉴>表》）

前文曾提及，在《資治通鑒》的編修之前，宋朝政府已有整理编纂书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政治文化传统，統治者日益重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並形成閱讀、討論歷史的穩定傳統。其中宋真宗時期的大部類書《冊府元龜》則可被視作《資》成書的鋪墊。通過《冊府元龜》的原名（《歷代君臣事跡》），及其“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24]的嚴格的取材標準，可以看出宋初統治者對“以史為鑒”歷史觀的認同，政治家們希望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以提升自身的治國理政能力。

故宋初君臣倡導文治、對“以史為鑒”深信不疑的政治文化背景，也為《資治通鑒》此類致力於帝王經邦治國的史書提供了良好的編修環境。由此便不難理解，當時身為士大夫的司馬光為何會寧願耗費近廿年光陰枯坐編史而非進行其他選擇來踐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資治通鑒》在被宋神宗賜名之前，其原名亦為《歷代君臣事跡》，這足以表明司馬氏欲通過史書的編纂指導帝王理政的政治考量。

• 皇權支持：《資治通鑒》成為官修項目

司马光于仁宗后期便開始撰寫《历年图》（即後來《资治通鉴》的提綱），並在此基礎上完成《资治通鉴》前八卷初稿《通志》。但是，由於《資治通鑒》內容面廣量大，無論是從人力、財力，還是家中書籍的儲備量來看，僅憑司馬光一人絕無可能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故在完成前八卷初稿之後，修史任務再也難以為繼。幸運的是，由於在勸服無子嗣的仁宗另選繼承人、助英宗順利即位一事上發揮了積極的政治作用，司馬光得到新君的信賴與重用，《資治通鑒》的編修獲准成為官修項目，從此得到皇權在政治、財力、檔案材料等多方面的支持。宋英宗給予司馬光直接從“館閣英才”中選拔修史助手的特權，並由朝廷出資給予俸祿、僱傭抄寫手、提供筆墨紙硯等。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允許司馬光及其團隊借閱龍圖閣、天章閣等珍藏的大量宮廷藏書。這為《資治通鑒》的編修提供了數目雄厚而可信度高的史料檔案。

例如，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但由於司馬光及其團隊得以接觸到宮廷藏書中五代时期遺留下來的大量原始材料，修史任務因此得以順利進行，《資治通鑒》中對唐朝歷史的嚴密記錄甚至成為整部書最大的亮點。

而在君臣一心的情形之下，《資治通鑒》明確的目的性和功能導向性則更為凸顯，將編修目的和讀者對象直指皇權本身。不同的史观往往决定不同的史料选择、剪裁方式，因此這必然導致《資治通鑒》“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5]的嚴苛的取材標準，以及“删削冗长，举撮机要”[26]的精簡的文字風格。

• 特殊的仕途經歷

宋英宗去世後，繼位者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熙寧新政。司馬光作為反對王安石變法陣營的精神領袖，其政治主張未被宋神宗採納，最終離開京都開封閒居洛陽十五年，可謂仕途不幸。但自古文章憎命達，從今人的角度來看此事可謂大幸：由於與宋英宗緊密的君臣關係，司馬光在政鬥失敗後，並未收到當權者的打擊報復，而謫居洛陽帶來的大量閒暇時光，卻恰恰使其得以全力投身於《資治通鑒》的精心編纂。正如姜鵬老師在網課視頻上所講的：“想要成為《資治通鑒》的作者，要符合非常苛刻的前提條件：他必須是懂政治而有閒暇時間的大學者，且在政治鬥爭失敗、仕途失意以後還不受打擊。”[27]豐富的史學素養和政治經驗，加之以特殊的仕途經歷，《資治通鑒》在司馬光及其團隊筆下應運而生。正是由於司馬光的經歷不可複製，所以《資治通鑒》這本書不可複製。

三 補充：熙寧新政對《資治通鑒》編修的衝擊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作為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進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寧新政無疑對《資治通鑒》的編修產生了一系列重要影響。

從《資治通鑒》的編修進展來看，由於在與改革派的政治鬥爭中遭遇失敗，司馬光及其團隊被迫流散各地，《資》編修進程一度中斷；而從《資治通鑒》的內容來看，儘管《資治通鑒》所編纂的皆為歷代故事，但任何一種史實的闡述，皆會投射和传递著史者自身的史观和價值評判，司馬光在講述歷史的時候，必然會有自己的立場和目的。誠然，《資治通鑒》前八卷基本完成於新法正式推行之前，且司馬光有自己一貫的施政理念，所以熙寧變法與《資治通鑒》的編修及其思想之間必然不存在因果關聯。但無可否認的是，在遠離開封編修《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司馬光並非與世隔絕，而是密切關注著朝廷的政治動向，在現實的具體政治環境的刺激下，他無疑會將自己的施政理念更為明顯地滲透到對史書的編纂之中。例如《資治通鑒》第一百二十五卷，司馬光對元嘉二十四年朝廷上一場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大力著墨，通過批判大钱货币制度的推行，藉此表達對王安石财政政策的反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司馬光正是以《资治通鉴》为历史依据和理论武器，与朝廷保守派士大夫里外呼应，阐发政见，反对变法，故其雖身在洛陽，但卻仍然以修書這一特殊的方式參與到政治當中，在朝堂上施展其影響力。這亦是《資治通鑒》不可忽略的編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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