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文治导向与经筵缘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姜  鹏

 

 

[摘  要]：宋太宗为了彻底结束五代以来武人割据的政治格局，建立统一的君主独裁政体，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浓厚文治导向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以身作则，表彰读书。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宋代渐渐衍生出旨在对帝王进行儒家经典、道德观念教育的经筵制度。有趣的是，这一体现君主独裁要求的文治导向，最终使帝王本身也成为文治驯化的对象。

[关键词]：宋代； 文治； 经筵

[作  者]：姜鹏（1978—），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 200433

 

一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成功戡定北汉，在发动对辽战争之前，宋初的统一战争暂告一段落。如何维护统一战争带来的成果，使国家长治久安，转而成为接续时期的政治主题。为防止地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宋太宗在继续削弱武人力量、加强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步伐坚定。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传说，至今仍能引起学者的争论兴趣。但从中、长时段的历史逻辑来看，褫夺武人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确立君主独裁体制，是当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所作的选择，而要从军事、民政、财政、司法等各方面，全面收夺武人权力，则有赖于一个系统、稳固的文官管理体制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太宗时期一系列具有浓厚“文治”倾向的治国策略，不得不成为研究的重点。[①]

太宗导向文治的具体政策有多种，构成复杂的相互支持体系。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陡然大幅增加进士录取名额，而雍熙二年（985）一年进士录取进士数即超过太祖十九年间录取总额，这背后其实蕴含着太宗亟需一大批文职官僚协助他在君主独裁体制下管理地方事务、运行职能部门的要求。[②] 直至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仍以“郡县阙官甚多” 为虑，而于科举常试外亲自遴选遗才。[③] 与此相呼应，完善各级教育制度、提倡读书为荣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此一要求的必要配合。要求与文化事业了无关系的武人也读书，或许是证明太宗急切希望化行文治比较极端、却也是比较好的例子。[④]

在着人大规模编辑类书的同时，宋太宗躬自读书，并表现得非常勤奋，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李昉等编成《太平总类》壹千卷，太宗降诏，令有司日进三卷，打算从十二月一日起，用一年左右时间把这部大书读完，书名也因此改作《太平御览》。当宰臣宋琪提醒他“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罢倦”时，太宗却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⑤] 于是有了太宗读书、苍鹤来觐的故事。[⑥] 太宗在命李昉等继续编辑《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外，也时刻留心馆阁藏书的完备。[⑦] 这些都是太宗想通过己身力行来推动文治的明证。

就在决定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同一天，即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廿九）日，太宗任命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翰林侍读——吕文仲。[⑧]

吕文仲（？—1007），字子臧，歙州新安（今属安徽黄山市）人。南唐进士，长于文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的编修，他都曾参与。[⑨] 但除此之外，吕氏并未在宋代历史上留下过重要的痕迹。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廿九日作出从十二月始日读《太平御览》三卷的决定，并于同日任命吕文仲为侍读官。鉴于隔日即为十二月初一，开读《太平御览》，我们可以推测，对吕文仲的任命，可能与读《太平御览》有直接关系。[⑩] 另据《宋史·吴淑传》记载，太宗时出经史碑刻及《文选》诸赋令文仲与吴淑、杜镐等诵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至道元年（995），太宗尝草书经史三十纸，命翰林侍读吕文仲一一读之。[⑪] 从这些记录来看，吕文仲等人的职责似乎就落实在一个“读”字上。在太宗每日读书三卷的过程中，作为翰林侍读的吕文仲，是否亦曾通过诵读文字来充当太宗的耳食工具，以减少太宗亲自目览的疲惫？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吕文仲这位侍读官，是名副其实的“陪读”。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日理万机的勤政帝王，太宗能在读书这件事上言出必践并持之以恒，其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也着实令人佩服。次年，即太平兴国九年深秋的一天，太宗对大臣说：“自去年冬末，日读《御览》三卷，未尝废阙，有故即追补之，已读八百余卷矣。”[⑫]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宰臣率领百官为太宗上尊号的表章里，也有称赞太宗“遇乙夜以观书”的词句。[⑬] 可见太宗读书勤勉确为事实，而非虚饰敷衍。

太宗除身为表率外，也很早开始注意几个儿子的文化教育。太平兴国四年，就曾设置皇子侍读。[⑭] 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阁，太宗为诸子设置了一批王府官员，其中有诸王府侍讲一员。《续资治通鉴长编》系此事于该年三月己巳，则诸王府侍讲的设立，亦尚早于翰林侍读。[⑮] 又据《宋史·姚坦传》，当时聘用的这名侍讲官，就是经学史上颇具影响的邢昺（932—1010）。雍熙四年（987），依然担任诸王府侍讲的邢昺向太宗进献《分门礼选》二十卷，太宗对其中的《文王世子篇》非常感兴趣，问宦官卫绍钦：“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卫绍钦回答：“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毎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因而十分高兴，重赏邢昺。[⑯] 可见太宗为诸王设置侍讲官，是希望他们能在这些儒雅之士的指导下，做到学、行结合，不仅能作文治的表率，也能继承他成为新一代文治政策的推动者。[⑰]

但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太宗读书，与他处理帝国其他事务一样，读什么、怎么读，一切皆出自宸断。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提倡读书，本来就是他企划的治国方略之一。翰林侍读吕文仲“陪读”式的职责和身份特征，正好说明了宋太宗作为一名独裁意志强烈的强势帝王，在通过表率读书来推进文治这件事上，希望始终积极保持自己的主导和中心地位。[⑱] 对于真宗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无论是与诸兄弟在内廷时期，还是出阁开府以至升储，勤于读书，是他和他的兄弟们接受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他们父亲定国雄略的一部分。太宗擢拔一批学行端良之士辅佐诸子，并强调他们对诸子的督导责任， 在学习内容与方法上，增添了由专门经师讲授儒家经典，这些都为侍讲读的官员从简单的“陪读”转型为“师儒”，打下了伏笔。[⑲]

真宗对于儒家经典高度而持续的学习热情，无论其来自天生禀赋，还是源于父亲的熏陶，抑或是对父亲文治方略的理解、配合与领悟，都没有影响他登极后对父亲生前定下的这一方向性策略加以继承。但个体与环境的多重变化，导致这一继承过程不得不出现变异。[⑳] 最大的差异即在于，皇帝对自身学习的绝对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参与这一学习过程，并肩负教谕责任的儒家士大夫逐渐取得了更多主动权。

 

 

二

 

真宗于继位后第三年，咸平二年（999）七月，正式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21] 并命杨徽之（921—1000）、夏侯峤（933—1004）、[22] 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同时在秘阁设直庐，三位侍读学士轮值，侍讲学士长上，以备召对咨询。[23] 真宗这一措置可谓草创经筵的发轫之举，这四人也因此成为宋代第一批讲读学士。唯此四人的身份结构及其担任讲读学士后的职能，颇值得分析。

受命的四人中，吕文仲为先朝侍读旧臣，邢昺曾长期担任诸王府侍讲，而杨徽之和夏侯峤则为真宗潜邸旧人。但当时的舆论，却倾向于认为，真宗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安置时已七十九岁高龄、欲以老病为由解职的杨徽之。

在杨徽之的从孙杨亿为他撰写的行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俄以衰疾求解近职，拜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数月，上优奖耆德，图任旧人，且欲亲近老成，讲论经义，遂诏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公为翰林侍读学士，秘书监如故。与户部侍郎夏侯公峤、国子祭酒邢公昺、工部郎中吕公文仲并命焉。[24]

两宋之际叶梦得撰《石林燕语》，也谈到咸平二年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事：

        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之，并授（吕）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侍讲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25]

《宋史·杨徽之传》也有类似说法：

    （咸平）二年春，（徽之）以衰疾求解近职，改兵部，仍兼秘书监。入谢，命坐，劳之曰：“图书之府，清静无事，俾卿得以养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

杨徽之的身份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真宗升储之初的情况。

淳化五年（994），时为寿王的真宗出任开封府尹，太宗为之征辟僚属五人，杨徽之与毕士安（938—1005）同为判官，乔维岳（925—1001）、杨砺（931—999）、夏侯峤三人则为推官。[26] 宋代皇子尹京，一般都是升储的预热，府中日常政务多由判官与推官处理。而这五人，实际就是太宗为他的继承人精心挑选的辅佐。次年，即至道元年（995），真宗果然被册立为太子。[27] 杨徽之、毕士安分任左右庶子，乔维岳、杨砺为左右谕德，夏侯峤则任太子中舍。这五人中，杨砺与夏侯峤两人，端拱初真宗尚为襄王时，他们已分别是襄王府记室参军和翊善。毕士安虽是从知颖州的外任上调回，但早在雍熙二年（985）太宗为诸子大择王府僚属时，毕士安既曾受命为翼王府记室参军。这三人的任命，因他们曾任王府僚官的经历而容易理解，且杨砺、夏侯峤一直追随真宗。乔维岳是宋初有名的干吏，淳化五年恰因考课京朝官而召回，被太宗看中，委以辅佐少主之任。[28]

唯有杨徽之，早年因“构飞语”为张洎所诉，贬为镇安行军司马，至此忽然被“驿召”还京，不仅委以重任，更为皇储五大辅弼之首。其间授受之因貌似难晓，且徽之时年已七十四岁。而真宗设置翰林侍读、侍读学士又恰恰是为了安置这位杨徽之。

这一现象背后是否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仔细分析真宗这五位早期重要僚佐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他四人虽然也都有学行可称述，如史称乔维岳“治三《传》”，杨砺应举唱名第一，毕士安、夏侯峤亦以词艺称，但真正以纯粹的儒者享诗文大名于时的，唯有杨徽之。太宗久闻他的诗名，因索取他的诗作。一句“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博得太宗激赏，于是籍精于风雅而被任命为《文苑英华》的诗类总编。雍熙间，杨徽之献《雍熙词》，太宗甚至赓韵赐和。《宋史》本传详细记载了杨徽之的馆阁履历。就文业而言，这些经历皆远非其他四人可及。[29]杨徽之还是一位藏书家，因身后无子嗣，藏书归于外孙宋绶。[30] 宋绶的儿子宋敏求，也因此有机会成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献校勘学家。[31] 这套藏书，直到熙丰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仍被借重。[32] 此外，杨亿十一岁以神童之名被太宗召试辞赋，并授进士，从而逐渐成长为宋初文坛领袖，其能有如此机遇，恐怕与杨徽之也不无关系。[33] 这些都证明，杨徽之与其他四人相比，是更具典型性的“儒臣”。

但笔者以为，这些特征还不是体现杨徽之特殊性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杨徽之是较早在宋初正式提出以儒术治国的人。苏颂所撰《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载：

    国初，加朝散大夫，出监唐州方城县商税。值故人奉使廉访鹞俗，公见之，因言主上（按，指太祖）应天顺人，海宇宁一，宜崇尚儒术，以厚民俗。使者还，具白其语，颇拂上旨，左降凤翔府天兴令。……端拱初，由兵部郎中拜左谏议，出知许州。入判史馆，加修撰兼判昭文馆集贤院。因次对上言：“方今取士，多以文词，罕用经术。望诏太学，增博士员，选通经专门之学，擢以本官，分教胄子，以广风化。”太宗深嘉纳之。

又，《宋史》本传则云：

端拱初，拜左谏议大夫，出知许州。入判史馆事，加修撰。因次对上言，曰：“自陛下嗣统鸿图，阐扬文治，废坠修举，儒学向臻。乃至周岩野以聘隐沦，盛科举以来才彦，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迁，明经业者罕殊用。向非振举，曷劝专勤；师法不传，祖述安在。且京师四方之会，太学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阙其员，非所以崇教化、奖人才，繇内及外之道也。伏望浚发明诏，博求通经之士，简之朝着，拔之草莱，增置员数，分教胄子。随其所业，授以本官，廪稍且优，旌别斯在。淹贯之士，既蒙厚赏，则天下善类之所劝矣。无使唐汉专称得人。”太宗嘉纳之。

杨徽之在太祖时，就提出崇尚儒术的建议，不但未被采纳，反因拂逆圣意而被降职。太宗时，又旧话重提，得到君王的认同。这自然与太祖与太宗两朝政治主题不一致有关。[34] 利用杨徽之的儒学，辅佐继承者在自己身后继续有效地推行文治政策，是否已在太宗的设计之中？不得而知。但通过以上分析，或许能部分解释太宗为何“驿召”杨徽之回京，并委以辅佐重任的意旨。

太宗的真实想法，虽然无法完全推测。但当杨徽之提出解职请求，真宗特意为他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后，杨徽之似乎的确发挥了以儒学辅佐治术的作用。前文已经提及，真宗在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时，仍命杨徽之兼领秘书监，而在秘阁内设直庐，命四位讲读学士轮值，以备召对。从有关数据的记载来看，这些召对的确曾起到实际作用。据说，真宗对于召对非常认真，时常讨论至深夜方罢。讨论的内容，范祖禹《帝学》称，是为了探赜编简，涣释古圣奥意。[35] 而杨亿为杨徽之所作《行状》则云：“公侍讲金华，分直麟阁，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苏颂《神道碑》也有相似说法：“每清问访谈，从容言天下事，多至移刻。造辟之论，世莫得而闻也。”

范祖禹的《帝学》，意在导引当时的小皇帝哲宗留心学问，故征引前朝旧事，陈述有所侧重。相比之下，杨、苏为杨徽之所树碑传，更值得我们注意。这对君臣既然假秘阁召对的机会“论天下事甚众”，那么讨论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却又因杨徽之“温树不言”的慎密态度不得而知。这些“造辟之论”反因“世莫得而闻”，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杨徽之既是潜邸随龙之人，又兼具耆儒硕学身份，君臣召对之际，谈论内容远远溢出简册解析之外，所谓“天下之事”甚至可能涉及国家大政机密，实属可能。但鉴于杨徽之“执经待问”的身份性特征，召对中对于治术、政务的探讨，多离不开对经典文本索隐探微式的延伸、发挥，亦颇合理路。

终真宗朝，共任命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九人。除前举四人外，尚有毕士安、潘慎修（937—1005）、吕佑之（947—1007）、郭贽（935—1010）、张知白（？—1028）五人。咸平三年（1000）杨徽之卒，不久毕士安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36] 景德元年（1004）夏侯峤卒，同年潘慎修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次年，潘慎修又卒，景德三年任命了吕佑之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四年八月邢昺出知曹州，同年十月任命郭贽为翰林侍讲学士。[37] 这四人的任命，都是很明显的补缺。其中毕士安亦为真宗藩府旧僚，已如前述。潘慎修尝于太宗朝直秘阁，因善弈，为太宗所知，故其身份特征与吕文仲类似，而潘慎修在真宗朝就职翰林侍读学士，却是解记注之职后对儒雅之士的优任，任职理由又与杨徽之相似。郭贽是除邢昺外，真宗朝除授的唯一一位侍讲学士。真宗未出阁时，郭贽既已为诸皇子讲经，资历颇老。唯吕佑之，除屡任馆阁外，讲读事迹不明。张知白则是天禧二年（1018）从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的任上罢为刑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是真宗朝唯一一位不任实职的翰林侍读学士。[38]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身份结构作一个解析。九人中，张知白以杂学士出藩，可以不论。其他八人，杨徽之、夏侯峤、毕士安是真宗东宫旧僚；邢昺、郭贽为经学之士，早年皆曾为皇子、诸王讲经，而邢昺虽不在建储后的五大辅弼之列，但因其长年为真宗及诸王说经，真宗也将他作重要僚属看待；[39] 吕文仲、潘慎修，为先朝文学旧臣；吕佑之除亦为文学之士外，身份特征不明显。

咸平三年（1000）杨徽之去世后，夏侯峤接替杨徽之担任秘书监一职。秘阁直庐的顾问功能似仍在延续。景德元年（1004）五月，夏侯峤也因暴得风眩而去世。两个月后，毕士安由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迁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未逾月而与寇准并相。[40] 寇准为人刚戾，史称真宗之所以先拜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正是想在擢拔寇准之前，用一位宿德之士来镇镇他。毕士安为此抚座感叹“夏侯峻极（峤字）在，吾岂当据此高位”。[41] 由此可见，对于夏侯峤和毕士安，真宗并非仅仅托为顾问，更会在时机成熟或环境需要的时候，把他们推到前台，委以重任。

相关史籍为咸平二年（999）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立，作了如下总结：

初，太宗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职，择老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亦如之。设直庐于秘阁……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42]

所变化的应该不仅仅是班秩和禄赐。综合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与太宗时期以一技之长轮值御书院的吕文仲、王着、潘慎修等人相比，真宗是将在秘阁直庐轮对的这批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视为一个高级顾问团队，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是真宗在藩邸时的“师儒”旧臣。无论是吕文仲的文学，王着的书法，还是潘慎修的棋艺，所要契合的都是太宗的个人爱好。虽然太宗对这些文化情趣浓厚的爱好的表彰，背后仍然体现着他导向文治的初衷。而真宗让这批儒学之臣凭借自身学术修为，不仅为现实政治提供咨询建议，还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介入政治实践，这显然突破了太宗时期对于御书院陪侍诸臣的身份界定。这正是前文已经提及的，儒臣由名副其实的“侍读”之臣，逐渐转型为“师儒”之臣。

更重要的是，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置，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制度。构成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杨徽之、夏侯峤、毕士安等，是早年藩邸重要辅弼在真宗继位后的身份转换与延伸。我们在现有史料中，几乎找不出担任翰林侍读学士之职的杨徽之等有陪侍读书的记载，这却反而凸现出该制度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这批辅弼儒臣以自己的学识为真宗的治国实践提供咨询。相比之下，翰林侍讲学士邢昺与真宗的关系较杨徽之等略显疏远，说经的职责也较为明确、单一，这也可能是终两宋之世，侍读始终排名于侍讲前的原因。

虽然制度的内容和目的，在真宗朝仍主要局限在儒臣的顾问功能，与以经史教化帝王的经筵制度仍有一段距离。但它的存在无疑为制度过渡提供了可能。

 

 

三

 

对于太宗皇帝来说，书本知识除了作为策略工具外，是否果真具备指导实践的意义？或者说，他愿不愿意用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指导实践？有这样一起事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态度。雍熙二年（985）闰九月乙未，曾下过这样一道诏书：

岭峤之外，封域且殊，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污俗。朕尝览传记，备知其土风、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昔汉之任延理九真郡，遂变遐陋之地，而成礼让之俗。是知时无古今，人无远近，问化之如何耳。岂有弗率者乎？应邕、容、桂、广诸州，婚嫁、丧葬、衣服制度，并杀人以祭鬼，疾病不求医药，及僧置妻孥等事，并委本属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43]

从诏书内容来看，太宗对岭南邕容诸州礼俗仪轨未膺王化而感到遗憾，因此下诏命各地长吏加以教导。而对这一地区风俗的认知，太宗则称来自于对相关传记的阅读。并引东汉初年任延导九真骆越之俗于王化的故事为经验依据。[44] 据史臣披露，宋太宗正是阅读了范旻所撰的《邕管记》，得知岭外风俗夷陋，才下了这道诏书。[45]

《邕管记》的作者范旻是宋初宰相范质之子。太祖平岭南，命范旻知邕州。邕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范旻下令禁止，并割奉市药以活病者。[46] 《邕管记》即为范旻理邕时笔记。[47] 没有证据表明太宗对岭南地区的礼俗有亲身感受，这道诏书的启示完全来自于范旻的著述。只是我们无法确定，太宗阅读这部书是无意中偶然触及，还是出于对自己没有亲身经验可据的地区、领域的管理需求，有目的地阅读一批相关书目。总之，这部与治理特殊区域当代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书，被太宗用来作了指导政治实践的依据。

熟悉宋初统治策略者，还应该对太宗崇尚黄老术有深刻的印象。太宗曾多次与执政大臣讨论如何运用黄老术治理国家。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四年（993）闰十月丙午条载：

    上曰：“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溃，民扰之则乱。……”[48]

又淳化三年（992），太宗亲策进士科赋题“卮言日出”，典出《庄子·寓言篇》。

而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宗一天与宰相谈及新译佛经，说道：“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虽小道，亦有可观。”[49] 佛教和黄老在宋太宗的思维世界里并没有显现出强烈的互斥。从“有裨政治”四个字，我们可以探得太宗汲取知识的原则和目的。

这些例证让我们知道两件事。首先，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书本知识，有可能干预太宗的政治实践。其次，太宗在的治国理念，从知识结构层面上分析，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并未因对某种学说的特别崇奉而排它。这两条可以总结为，一切可信任的知识来源，都有可能成为太宗制定实际政策的依据。

通观宋史，虽然非儒家的治道论说，在太宗以后仍时被提及，但这种意识形态高度的包容性，却与儒学复兴同步反向，越来越萎缩。真宗虽然崇奉道教，热衷蘸斋，但在他的思维世界里，个人信仰与治国策略的制定依据，是截然分开的。经过从皇子时期直至登位以后，与儒臣的频繁接触，又专门设立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备顾问，以探讨治术，真宗时期，儒学与治术之间建立起越来越强的呼应关系。

从咸平五年（1002）因邢昺讲《左氏春秋》毕，赐宗室、侍讲侍读学士、王府官宴于崇政殿的记录来看，似乎在咸平二年（999）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来，儒士为皇帝讲经的活动有新一轮的展开，尽管这次讲经的起始时日无法确知。邢昺直到他晚年，似乎也依然记得当初太宗皇帝因他为诸王发明君臣父子之道，而对他所作的嘉奖。景德四年（1007），邢昺以工部尚书出知曹州。入辞日，真宗为设宴崇和殿。邢昺却指着大殿壁间《尚书》、《礼记图》中的《中庸篇》对真宗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而被真宗嘉纳。[50] 这件事的发生并不偶然。此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邢昺在为真宗讲解儒家经典时始终保持着“据传疏敷绎之外，多引时事为喻”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在真宗时常表现出的鼓励态度中得到强化。[51]

真宗在继承帝位后回忆，他在东宫时，曾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大约都有四遍。[52] 而据介绍邢昺事迹的相关资料来看，真宗在登极以前学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长编》云：“昺在东宫及内廷，侍上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二，《诗》、《左氏春秋》各一。”[53] 仅从帝王需勤勉读书，躬为文治表率这点来看，真宗的确没有让他父亲失望，所谓“惟学读书最为好事，朕遵行之未尝失坠”，容非虚浮之辞。[54]

真宗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兴趣并未限足于邢昺的讲说。在正式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之前，咸平元年（998）既曾召崔颐正至后苑讲《尚书·大禹谟》。咸平二年幸国子监时，又尝召学官崔偓佺讲《大禹谟》。[55]

此外，真宗也并没有忘记以勤习经典、尊亲儒士来要求宗室成员。一次他召皇弟宁王元偓等到龙图阁观书，教导元偓等说：“宫中常听书习射，最胜他事。”当元偓以正请诸王府侍讲张颖说《尚书》为答，并陈典谟之意时，真宗感到非常高兴。继而又担心元偓等怠慢专经之士，更加督导。[56]

真宗所表现出的这些学习儒家经典热情，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作为继承乃父遗志。尽管真宗仍然崇奉道教、热衷蘸仪，但经过长期的训练，对于儒术治国的信任已经内化为他思维模式的一部分。在真宗的思维世界里，私人信仰与公共决策依据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

至此，帝王通过儒学之臣的讲解来了解经典这一学习形式，已初具规模。而学习的目的，也锁定在通过增厚帝王学养来提高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并且，真宗以任用儒士、加强对皇子德、学教育的方式，将这一思想传递给继体之君，最终让这一后来被称作为“经筵”的制度确立，并籍此将皇帝本人纳入文治规范轨道。

大中祥符九年（1016），仁宗七岁，爵称仍为寿春郡王。真宗任命在德行与学术两方面都有崇高声望的张士逊和崔遵度为寿春郡王友，意在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德修与学问对年幼的仁宗多加督导。随即建成“资善堂”，专供仁宗读书。[57] 真宗将这个新建的殿阁命名为“资善堂”，颇有深意。雍熙二年（985），包括真宗本人在内的诸王出阁，太宗曾对当时选拔的王府官说：“诸子生长深宫，资良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道”。[58] “资善堂”的命名出典当即源于此。通过这个命名，真宗在表达了对先君教诲缅怀的同时，也希望他的继承人能在良士的赞导下，传递忠孝之道。帝王的德性，被认为是统治、管理国家最有效的工具。而此间对于良士作用的倚仗，无疑是承认了儒者所具备的道德承载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帮助。

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仁宗开始在资善堂接受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最初诵读的经典是《孝经》和《论语》。此后还学习了《春秋》。当仁宗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后，真宗还亲自撰写过《劝学吟》、《元良述》、《六艺箴》等赐给他，勉励他学习。在崔遵度去世后，又任命著名经士冯元担任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冯元真正的任务是指导太子学习儒家经典。[59]

真宗晚年体弱，在让刘皇后协助处理政务之余，也开始培养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资善堂又成为年仅十余岁的太子学习历练政务的场所。[60]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命宰臣“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61] 则意味着人们认为，皇太子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和涵养德性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他是否有能力接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在这里，学的进展与术的施为被挂上了钩。

基缘于此，当年方十四的仁宗登上皇帝宝座后，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继续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德性，以期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掌握处置政务、管理国家的能力：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利瓦伊、晏殊与焉。初，召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体貌必庄，上亦为悚然改听。[62]

为了加大力度培训小皇帝，原先隔日听读的计划，被修改成日日听读。“经筵”这个词作为制度性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此时。

   

综前所述，为了应对文治要求，宋初帝王经历了躬自读书以为文教表率，到自身不得不被纳入严格的文教体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儒者学士从书童式的陪读，逐渐过渡为具有“师儒”身份的学问、道德诠释优先权的具有者。而作为文教工具的儒家思想与经典则被认为是学习治国能力、培养德性最重要的源泉。至仁宗朝经筵制度的成熟、发展，便是这一过程的结硕。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展开讨论此后经筵制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学术的关系。[63] 但帝王必须通过学习经典、历史，以提升德性、掌握治国能力的思维，经过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文治实践，已成定格，以至于“帝王之德莫大于务学”成为帝王本人与主流精英均接受的先验观念。[64]

前文开篇既已指出，宋太宗力倡文治的动力，来自于削伐武人地方割据、建立君主独裁政体的需求。但从帝王读书到经筵制度的衍生，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儒家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力的伸张，这却昭示出一个有趣的悖论：本打算用文治手段驯化治下帝国的帝王，本身也成为这一价值观的驯化对象。而士大夫却籍着“师儒”的象征性身份意义与儒家道德规范力，逐步成为帝国事务更为主动的参与者。同时，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培养出帝王与士大夫认同儒家道德观的价值取向，也成为帝王与士大夫的相互认可的纽带，为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文化打下基础。由此而产生的君主独裁政体和儒家道德规范之间的紧张，容另文撰述。

 

 

 

 

Abstract

 

In order to end the separatist regime by force of arms, Emperor Sung Taizong took a series of steps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 of civil service leaded by autocratic throne. One of these means was to emphasize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Not only that, the Emperor himself read books hard to be a model of literati. Emperor Zhenzong and Renzong succeeded the idea of Taizong. Finally, a system named “classics lecture mat” was founded to teach emperors Confucianism. But a interesting antinomy is that, the emperors who wanted to tame people through culture and education system were also tamed by the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