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
王婧 经济系
摘要: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内涵,纵向富有民族特色,横向反映现实图景,自秦汉至宋元,再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统观深刻地影响了史学著述,史学著述又通过阐发正统观的价值标准,达成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致用目的。本文期望通过对中国历代史学中正统论的梳理,以达到明晰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统论起源背景,价值内涵,及在史学中的应用延伸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史学,正统论,五德终始,资治通鉴
饶宗颐先生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 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此言非虚。在史学重视发挥入世致用功能,又以君主制为核心的古代社会,重视正统观念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饶先生认为,“中国史学的正统论有两端发源,一端是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另一端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论。”1]
在战国到秦汉之际,即正统论的发端时期,出现了说法各异,旨趣相通的两种典型正统论,这就是五德终始说与大一统论。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作为夸诞不经的齐文化与仁义礼乐的鲁文化之混合产物,这一学说虽粗糙简陋,但贵在通俗易懂,统治者向老百姓宣传时很好理解,因而久盛不衰。
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学说,强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助力武帝霸业。
之所以说他们旨趣相同,是因为两者都是用征兆证明天命,再用天命证明正统。用神意解说向百姓解释政权的合法性,维护王朝的正统地位。
这两种正统论的诞生背景是当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新兴的专制王权需要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一些学说如经学“圣人无父”的观点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这两种学说在史学中的应用也较广泛。
比如《史记》记载:商朝始祖之母简狄,吞神鸟卵而生;周朝始祖之母姜原,履大人迹而生;高祖刘邦之母刘媪,外遇蛟龙而生。受当世的正统论影响,司马迁史学虽以重人事为特色,却也明显地表现出天命王权的思想。
再比如两汉之际的史家班彪,于乱世之中作《王命论》,宣扬“神器有命”,维护刘汉正统。班彪曾与地方割据隗嚣论说周、汉灭亡之异,认为周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根既微,枝叶强大”;而汉朝虽然“国嗣三绝 ”,但却是“危自上起,伤不及下”,百姓仍然“思仰汉德”。从神意角度对隗嚣进行规劝,希望他能归顺已经光复了汉室的刘秀。在班彪看来,“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至”这也是史学家对当世正统论进行应用的又一实例。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国家分裂,民族融合,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情况,而两者的正闰之争,多是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但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发展,正统论中的夷夏色彩日趋淡化,这一历史时期的正统论,体现出了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日益凸显。
梁启超先生言:“正统之辩盛于宋”2] ,宋朝是正统论的鼎盛于转折时期,之所以鼎盛,是因论正统成一时风尚,之所以转折,是因宋代正统论对前朝思想进行继承创新,批驳摒弃了秦汉粗糙的天命神授观,在理论层面的争辩更加深入,热烈和浓重。由最初的政治神话转变为史学的讨论,由单一的服务于君权转向重视发挥正统论对君权的制约作用。
北宋时,欧阳修首先著《正统论》,阐发正与统二元评判政权合法性的价值标准,提出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观点,正,道德,居天下之正;统,功业,统天下于一。指出五德终始说,囿于符瑞神异,既不据其功业,也不论其道德,无疑是非圣之学,谬妄之说,昧者之言。欧阳修把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 之正,合天下于一”;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 一”;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判断政 权合法性的标准有两个,即“较其德与迹”,道德、功业俱佳者自不待言,二者能居其一,也大可步入正统行列。欧阳修已经不囿于纯粹用道德因素看待历史,而把现实功业 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试图将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 结合起来,这是传统史学思想中正统理论的巨大进步。
以欧阳修的《正统论》为核心,北宋的三个正统思想代表人物,章望之,苏轼,司马光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正统观。章望之著写《明统论》区分出“正统”与“霸统”两个概念,“以功德得天下者”称为正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称为“霸统”,重视道德,认为功业不应作为正统与否的标准,以此发出对欧阳修的批驳。苏轼反对章望之的正统观念,认为不可过分求名伤实,忽视一个王朝的历史贡献。二人相互辩难,此时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正统观,司马光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对以正闰论史的史学家,他认为正统问题涉及王朝 授受源流、占有区域和纲常道德,极为复杂。正统之论无 法在政治、道德、文化等复杂的纠葛中肩负起评判历史的重任,所谓“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 人不可移夺者也”。并申明著《资治通鉴》于“正闰之际,非敢所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但实际上司马光并不是不重视正统。他在《答郭纯长官书》 中评论章望之与欧阳修关于正统的辩论,指出二人的正统 学说都有值得重视的方面,也都有难以弥合的缺陷。而他本人则坚持功业论的正统观,重视大一统,“凡不能一天下 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光更重视国之兴亡,民之休戚,尊重历史事实,用“功业之实” 来评价王朝历史地位。
由此,北宋的士大夫首先抛却了虚幻的天命,讲求“治乱之迹”“功业之实”。
南宋,思想领域不断积聚变革的因素,程朱理学渐成其势,而理学的最高境界:“理”,有着高度的抽象与天然的合理,它内具于人的本心世界,只有当人们反身求诸己的时候,理才会浮现,社会秩序便也循理而生。为何南宋时人们会反身求诸己?这不难理解,刚才提到欧阳修的二元正统论,并重正与统,合较德与迹,是因北宋的盛世气象赋予了北宋诗人博大的胸怀,于是连秦这样的“虎狼之国”也大可凭其历史功绩跻身正统之列,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南宋的士子们,举目是山河破碎,故土飘零的“统”,便只得低眉,将目光投注于人心世风,仁义道德的“正”。因此北宋大多数史学家认可曹魏为正统,而南宋多认为蜀汉是正统。
南宋正统论的代表人物也有三,张栻,朱熹,周密。张栻只论居正,认为“统”只是霸道之私,是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没有历史进步意义。只有“正”才是王道之公。以今天的观点看,显然有失偏颇。而朱熹的正统论与前者不同,他批评张栻不顾事功的正统论,更强调“统”,在与学生的通信中,朱熹提出:“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可作为正统。朱熹撰写的《通鉴纲目》,欲用春秋笔法,从“理”的角度纠正司马光不合理的正统安置,但他却陷入了矛盾:一个王朝显见的历史功业不能抹杀;但王道仁义的价值取向也不能放弃,否则立纲常,明顺逆的指归无以实现。于是为了弥合这一缺陷,朱熹又补充了“正统之余”的概念,即“始得正统,而后失者”,由此将东晋、蜀汉等也列入正统。
于是,在宋代,在商品经济渐成其势,程朱理学日趋成熟,科技发明精彩纷呈,文字雕琢登峰造极的宋代,史学的正统论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怀揣着强烈的经世情怀,投入地探讨该如何评判一个政权是正统王朝的重大课题。
饶宗颐先生说“对君主行为可作极严厉而正义的评判,实在是中国史家的优 良 传 统 ”千百年来,史学家们通过对正统论的思考,探寻着“何为正统?何以承正统?”的答案,由此大约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对民生世风关照。
正统论的思想作为对君主,统治集团,国家机器的道德约束,行为引导,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给予无疑的肯定。但仍要指出,正统论是有两面性的,它既是评判历史,规范君主的一把尺,也是现实政治操作中的一种工具,一项资本。统治者利用它装点自身的权威,在被统治者面前将本真的,贯通的历史原貌盖在一层面纱之下,这也是正统论在传统社会久盛而未尝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史家和政治家所进行的探讨,也是为其本朝正统性的实现服务,或为其现实政治目的张目。我们肯定正统论者的济世情怀和思想贡献,同时也要看到他们 的历史局限。所谓“中国史 学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一言蔽之曰:自为奴 隶之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梁 启超先生此言,或有偏颇过当之处,但在指出正统论者历 史局限性方面,还是一针见血的。
中国史学的正统论,历时旷久,学说纷呈,派系繁杂,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民族交融,思想沿革,世风流变,也承载着史学家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指归,试图肩负起王朝更替,世道转运的命题。通过对中国史学中正统论的研究梳理,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千百年前一个王朝的气象,或许可以窥见中国史学但愿苍生俱饱暖的祈愿。
引文注释:
1 ]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 上海:上海远东 出版社,1996.
2 ] 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 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