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史记》

物理学系 沈宗奇

作为编年体史书与纪传体史书的巅峰，《资治通鉴》与《史记》这两部史学著作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一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一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天，我就谈一谈这两本史书的不同。

 

作品是作家写作目的和自身思想的体现，因而我们首先要抓准两位史学家的写作目的和史学思想。

（一）史书性质与写作目的不同

首先，这两部史书的性质不同。《史记》是私人修史，而《资治通鉴》是官修史书。性质上的不同就决定了二者的写作目的与出发点必然不同。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太史公自序》透露出，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临别之际，郑重承诺要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关于“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这个问题，司马迁通过回答孔子为何著《春秋》，其实暗含了自己的想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可见他的创作动机是探究人与天的关系，探索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最终探讨国家和政治兴衰的道理[1]，即他所说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司马光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迎来更好的政治，即“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达到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德，跻无前之至治”的目的。宋神宗所作序中写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即“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2]。

知晓了这样的写作目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理解其选择史实的标准。虽从篇幅上来说，《资治通鉴》拥有约300万字的宏大篇幅，但细算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述的历史横跨一千四百余年历史，每年只能占据2000字左右，司马光不得不惜墨如金，用短小的篇幅记述宏大的历史，提炼、总结、删繁就简，留下最精华的部分。如此，皇帝和官员才能首先由时间把这部史书读完，然后能够进一步思考、借鉴、吸取经验。根据写作目的，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就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更加没有空间对人物进行细致的描写，他必须从政治性的启迪意义上来选择。

因此，司马光的写作标准一是“求实”,二是政治功能，他也的确把真实性与政治性进行了很好的结合。首先司马光运用长编考异法，利用多重史料考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准确性，追求史实的严肃性。即便是史书里记载的史实，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里不是所有的取舍都建立在对客观史料的把握上，也有以史学家的理性反思为基础，对旧有说法进行扬弃的。由于传统史学往往有借鉴、教化的目的，所以当无法确定哪种说法更具真实性的情况下，司马光往往采用有利于教化的说法，即所谓“以史为鉴”者。

以姜鹏老师所讲的“商山四皓”的故事为例，在司马迁的笔下，整个故事绘声绘色，十分精彩，但太过于戏剧化，显然与历史上刘邦的性格特征、行事风格所不符，缺少科学性与真实性。让我们来看看司马光是如何解释刘邦不换太子的理由的：《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叔孙通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刘邦也知道，如果大臣们不拥护新太子，日后也无法成事；更有甚者，若激起吕氏集团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姜鹏老师在这个故事中总结出一个结论：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3]。司马光在选择史料时，自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史记》讲述的故事固然精彩、让人心头畅快，但却缺少了于政治的启发。司马光本人也说，“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可以说，司马光很擅长用《资治通鉴》表达对政治的看法，乃至通过诠释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观念。

（二）二人史学思想与历史背景不同

司马迁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推尊孔子，重视六经，但其父司马谈曾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各家的要旨，认为各家均有长短，其中以道家最优，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多受其父司马谈和其师董仲舒的影响[4]；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社会上升的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再加上汉初统治阶级崇尚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等,都为《史记》评述当代史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条件；另外，司马迁的多年游历经历和受李陵事件牵连而受的腐刑，让他增长了学识，能够由表及里地分析政治，探究真相，并且深知人情世故，看遍社会底层的苦难，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抨击正统的“仁义”规范，肯定利欲，敢于为游侠、优伶等社会所不齿的下层人物作传[5]。

而司马光一生既治学，又从政，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关心国计民生，注意世运兴衰，因此他的史论里不可能不含政治[6]；另外，他所处时代已经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纲常礼教更加深入人心，故司马光既是儒家学者，站在儒家伦理的角度去看问题，又是一个参与朝廷治理的儒家士大夫[7]。《资治通鉴》的开篇中一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可见他对礼乐教化、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的重视。礼一经形成,它涵盖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所有层次和要素,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不致发生偏失[8]。

就如上文我们所提到的刘邦换太子的例子，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条[9]。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

另外一个体现两人史学思想大不同的例子是二人对游侠的态度。

我们以材料给的郭解为例，按照司马迁的分类，郭解是布衣游侠的典型，他们虽只是一介平民，却能在本地拥有很高的权威，“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一诺千金，甚至为了行侠仗义能够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游侠的真精神。

姜鹏老师在网课里讲了个郭解的故事：由于郭解的威望和势力，在地方上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民间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用来解决纠纷的方法和原则，并不是政府的法令法规，而是由郭解这样的强势人物主导的、独立于政府法规之外的价值观、情理观。一方面，这些布衣游侠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侠义行为让百姓拍手称快，符合道义，甚至建立了一套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可另一方面，这是对法制秩序的伤害，对政府权威的挑战[10]。

皇权本质上是一种绝对权力，不允许有皇权以外的权力存在，因此游侠这个团体自然和封建秩序之间有了冲突，汉武帝要在收拢社会权力的路上为皇权扫除障碍。

司马迁对这些民间英雄们是充满了景仰之情的，对一诺千金、重义轻死的侠客生活，也充满了向往。司马迁说，像郭解这样的人物，“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又比如，《史记·项羽本纪》，本纪是给帝王作的传，项羽不是帝王，但司马迁认为项羽的影响力足以与帝王相匹敌，故为之作本纪。《游侠列传》里体现的是司马迁本人的一种精神，司马迁突出民间游侠用自己的江湖规矩去解决社会纠纷，这是一种存在于体制之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司马迁本人有一种自由的奔放的精神，有一种冲决网罗、冲破体制局限的内在张力，这是司马迁思想与精神的重点。

但是司马光采取的是班固的态度，即强调这类群体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支持汉武帝以皇帝的权威来统一社会权力，赞成汉武帝打击郭解。换句话说，司马光和班固是赞成在皇权笼罩下建立体制化秩序的[11]。

 

出于以上深层次的原因和背景，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与《史记》这两部史学著作时自然发现了很多阅读感受上的不同。

说来惭愧，小时候读《资治通鉴》读到一半就去看《基督山伯爵》这种书了。高中的时候教《史记选读》，我每天晚自习不写作业拿来当小说看。

（一）体例不同

大家都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在不同的体例下，《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为人物立传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能够容纳丰富且集中的历史素材，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历史事件宏大精彩，利于表达作者的态度和思想。但纪传体的长处同样也成为了其无法避免的短处，在复杂的朝代更替与历史变革的时期，历史人物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单个传主为中心的叙事活动就难以呈现纷繁杂沓的历史经纬，同一事件很可能重复、割离在不同人物的篇目中，难以宏观地把握时间概念和历史发展的脉络。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将人物与事件交叉，提供了各种事件相互联系的可能，从而让读者了解到历史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能以一个整体的全局观念来研究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但由于编年史所网罗的是历史活动中的身影，那些无法直接参与历史尤其是政治史进程的人物如商贾博徒、文人学士等往往很难进入《资治通鉴》的视野，即使提及，也无法得其全貌[12]。另外，编年史往往长于叙事，却疏于写人，很难集中笔力去完整地再现一个人物的生平。

（二）史料选择不同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道，“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为了能让日理万机的皇帝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历史中重要的经验教训，并且学以致用，如何选择史料便成了个关键。另外，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13]，自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资治通鉴》中没有出现屈原、李白等人了。

另外，正如前文在写作目的中所分析的，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在求实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有借鉴、教化意义的史料。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会舍弃正史而采用《洛阳伽蓝记》的不经之谈来讲述城阳王的故事。他总结战国以来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一朝一代的政治变动、农民起义、边境纷争等治乱兴衰之事，为君之德、致治之道[14]。

而司马迁由于早期丰富的游历经验和扈从经历，有很多了解历史的途径和角度。并且在宽广的见识和生活的磨难中，了解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与历史，既着眼于帝王将相、王朝更替之大事，也洞察世人所谓小人物在历史齿轮中的角色。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均有涉猎，欲“述往事，思来者”。

（三）表达特色与叙事技巧不同

一方面，《资治通鉴》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简练、冷静。不像《史记》所采用的春秋笔法，在记叙材料中暗含作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褒贬色彩。

另一方面，在人物描写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司马迁注重人物个性和生活细节，着力描绘，富于感情，故所写对象生动传神，使读者深深感受到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15]；但有些故事得之于传闻，具有夸张色彩，加上作者个人的感情因素，难免失其真。而司马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描写的细节较少，笔墨简洁，无传奇色彩，更注重真实性。

对于《史记》来说，生平事迹不以编年为目的，历史事件是以历史人物展开的，一个历史长河的脉络也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所铺开的。所以事件的逻辑关系和事件本身对于传主形象的刻画就成为叙事的重心，对于传主的性格刻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按时间顺序的生平。但因为是编年史，《资治通鉴》有关人物的叙事都服从于编年的体例，人物活动也被严格限制在时间轴之中，框定在本就自成一体的历史脉络中。那么，对于传主的叙事就被分散在各个时间段的历史叙述之中，所以分散叙事就成了编年体的必然特点[16]。人物亦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份子，在朝代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以传主为中心的叙事难免割裂了本来连贯的历史发展；而分散叙事就能将人与事交织起来。同时，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叙写人物，这样人物的性格与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这样就将人物的个性与整段历史的共性相连接。

 

总结来说，两位史学大家在写作目的和史学思想上的不同，导致其呈现出来的著作在史料选择、表达特色和叙事技巧等方面也各具特色，一个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为“皇帝教科书”；一个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姜鹏：《<资治通鉴>是怎样一部书》，《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2】姜鹏：《大侠之死》，《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施丁：《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武少民：《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第112页。

【5】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22页。

【6】刘佳林：《分散叙事：试论<资治通鉴>中的传记技法》，《现代传记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页。

【7】陈剩勇：《资治通鉴：中国传统史学功能分析》，《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第74页。

【8】李泽需：《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创作动机》，《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8期，第139页。

【9】冯立鳌：《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学术研究》2002年08期，第50-55页。

【10】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2期，第22-35页。

【11】施丁：《司马迁的<史记>及20世纪<史记>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8年01期，第110页。

【12】施丁：《司马光史论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86年03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