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表态的一代

经济学院一班  李娴

 

在高中时期,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和前段时间老师在政治经济学课上提到的一样:“现在的孩子啊,你让‘同意的人举手’,没什么人举手,你又让‘不同意的人举手’,又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剩下的人呢?你们到底是什么想法?”

   其实大概是“没什么想法”和“不确定是什么想法”。

   我认为这是一种倦怠状况。似乎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很想表明,我们是什么态度,但只是会在别人举手的时候观望一下,然后等待老师给出解答。

   我以下所说的,是针对于现实中人们想法的表达情况。由于我们这一代互联网的便捷,网上表态成本很低,“表态”甚至泛滥成灾,所以另当别论。

我主要考察的是近代以来,各代人对于自己想法的表达。在这里补充一下,我所说的表态,并不是说在已经给定的一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参加论坛,其实是给你一个主题,让有意向的人提前准备,再做出反馈。并且,我想很多的论坛,都要以一些奖励为筹码,引得人们加入。再比如一些课堂的发言,如果算作成绩,那么举手的人会比无偿发言要多得多。我所说的表态,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点,普遍的,贯穿我们的意志和精神的,人们展露自己意愿和想法的渴望。这东西不能说没有,它常常时不时地燃烧在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中,但是只要碰到一点延误和挫折,大多想法的火花就会慢慢熄灭。

我们这代人的“倦怠”,来自于与其它时代的人们相同的祖辈延续的对权威的信任,在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创伤导致的自信缺失,以及与其它时代不同的思想复杂性和“民主效应”。

中国的传统思想,儒家,以一种近似“宗教”的力量,贯穿自其产生以来的历史。而其对我国民情影响之重大,大概是由于其与政治联系紧密,让百姓从taker潜移默化地成为了keeper。其中所蕴涵的“中庸”“和谐”“君子”“三纲五常”等思想,造就了之后世世代代人们的“顺从精神”,我们的心胸“应当广阔”。听取建议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在教化的同时也产生了盲从的副作用。

近代之前,由于中国物产丰富、制度完善、万邦来朝,我国百姓即便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低微,也会不自主地有种“天朝上国舍我其谁”的思想,视外国人为“蛮夷”之类。而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狂妄的无知,才使得其轻轻一碰就容易破碎,崩溃后就难以重建。突如其来的军事、科技、文化冲击,使得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下的中国人看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契约、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东西原本是深埋在心底的奢望,却在“蛮夷”国家如此迅猛地发展,他们既感到不可置信,又感到无限的迷惘和渴求。硬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令软实力慢慢地,低下了头。

 我们这一代思想的复杂性,社会上褒贬不一。知识越多,思想越复杂。这使我们往往瞻前顾后,在脑子不清楚时由于担心出丑往往选择保持沉默。而在被提出问题时,我们会不自主紧张,这种紧张有两种后果,一是头脑飞速运转,二是头脑陷入停滞。而我们,在没有绝对必要时,往往懒得让头脑飞速运转,尤其是处于一群人中间时。所以我们的表态,往往是“被表态”,如果不是出于自身的强大诉求,不少时候是外力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表态(比如被单独点名提问)。而为什么当我们处于人群中时就惰于表态?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被动?原因的原因,藏在第四点中。

 而我想要着重叙述的也正是第四点——民主所带来的效应——这是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独有的原因。效应有两点,一是多数人的巨大影响力,二是一般观念对人的固化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代的浪潮不断冲刷,欧风美雨不断飘洒,我们不断被西化,我们的制度渐趋民主,而同时,这股“不可抵抗”的浪潮很快席卷了整个社会。于是我们的特征,越来越往民主国家中的人们上靠拢。“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托克维尔说。而渐趋平等的人们,由于社会关系的多变性,变得日渐隔离,于是,人们在幻想中认为自己很强大,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明白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内 心骄傲却不堪一击,既想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又怕被别人窥见自己实际的弱小。这种异化的自尊心使我们处在一个瓶颈阶段,数十次的成功容易被一次失败击垮。在平等的时代里,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多数”,所以这也成了自我认可的最好方式——取得多数认可。而取得多数人认可的最简便方式就是:追随大多数人。于是我们信任它、服从它、使我们自己个体模糊化,以期在它之中获得一种“抱团”的温暖。人们对失去多数的认可的恐惧,使得人们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意挑战权威。

 中国人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其实从很早开始就有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着重经验,所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归纳并陈述,目的就是在一个一般规则下指导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托克维尔提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广博,它对一般观念的习惯和爱好也越大。”这对中国来说还真是一个巧合。在我们这一代的民主背景下,我们彼此接近,视野开阔,于是,寻找普适的一般观念,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就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往往是盲目的激情。”这让我想到高中时期,面对各种各样的试题时,同学们对着老师哀嚎“有没有一般方法”时的样子。但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我们这一代有多么热衷于一般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一般观念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中,对我们的思想有固化作用的那一面。正如我刚刚举出的例子,在花了高中三年时间找到各种题型的套路和规律之后,我们所做的就是:记住和运用。这固然对我们的思维逻辑性有一定帮助,但是这也固化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对事情的思考大同小异,常常只要不是前面几个说,我们就会无话可说。甚至我认为,有时我们说的“有想法”,也是处于他人想法里的,所以我们提出的观点,总能一下引起身边人的部分共鸣,因为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般观念里。

 一般观念在卓有成效的指挥背后,埋下了使人惰于思考的隐患,人群中就缺少了一种纠结于事物本质和变化的智慧。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固有的、即成的民主国家中,而我们的参政机会又不如美国来的多,或者说是我们本身的体制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理论的多变性。我们的民主所带有的专政性质,使得我们被统一化了。既不是古时松散的阶级集体,也不是一个自觉形成的自由意志联合。我们的制度准许我们思想自由,可是某些制度本身又扼杀了这种思想自由的本身,它先将我们的思想相似化了,然后希望我们在同一个方向上思想自由。有那么些个想法独特,在我们看来是不符合“常理”(一般观念)的,也在我国本身结社的不充分应用和不能完全保护少数人利益的情况下,不敢发声。或者说,那些声音,就像一颗颗投向池水中的石子,虽可以激起水花,但很快就消失在微微漾着的波纹下。

 这个现象被不少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得到运用,比如,想要征得一件事情的同意时,与其问“同意的同学请举手”,不如问“不同意的同学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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