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中的符号消费

基础医学院 临床医学八年制 罗明豪
 

“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用明锐的洞察力预判了当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在十八世纪，其所关注的美国的民主在身份平等上得到凸显，而随着身份平等逐渐在全世界铺开，各个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运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社会形式伴随着民主社会共同发展。在欧洲，从英、法革命后身份平等浪潮来看，投票权利的扩大与逐步平等、妇女权利的保障与男女平等等都相继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而逐步得到飞跃式的进步。当贵族社会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民主社会踏出它的脚步，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与民主社会相互交融又一定程度上互相促进。

在经历种种波折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判的那样趋于瓦解而逐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在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进一步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资本的增值，其中“商品符号化”的核心概念是解析当代商品特征和当代人消费特征的重要手段。正如先前在历史过程中的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与民主社会相互交融又一定程度上互相促进。因此，民主在符号消费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何当下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符号消费相较于西方国家更为疯狂；在托克维尔视角下又有什么回应的途径。在此，笔者希望借助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分析来剖析民主社会中的符号消费。

• 消费社会的特征——符号消费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机器的产生相较于原先的手工劳动使得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是工人与资本家矛盾开始突出的时代。1848年前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使托克维尔在讨论答复王室讲话的方案期间1848年1月27日于众议院的发言中讲到：各位先生，请容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说错了。毫无疑问，动乱还没有形成事实，但已深深地存在于人心。请你们看一看我认为现在还很老实的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吧。不错，工人阶级还诶有被所谓的政治激情煽动起来，使其愤慨达到过去那样严重的程度；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从政治性的变为社会性的吗？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我们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无非是资本为了实现不断的增值，必须产生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产生只能来自于两个方面，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实现；后者通过科学的生产性运用来实现，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集中于生产领域，而在这一时期，身份平等的浪潮才刚刚开始。政治革命后，尽管在人民权利上有了突破，但是可见由工业革命创造的阶级差异成为了当时的又一不平等。

直到上世纪20年代，大量的生产由于工人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进行购买使得资本主义产生严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被广泛采用，其理论主要核心在于主张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引导，包括用策略刺激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以防止和减少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热门控制和操控消费的机会增加了市场经济机制中的竞争力，迫使厂商通过广告及其他媒介的宣传把大众“培养”成消费者。从此，资本主义的关注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

但消费的商品随着某些因素的逐步加强，其实用价值被贬低，商品作为符号的价值被逐步抬高。与托克维尔相同，同样来自法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概括了符号消费的特征：有意义的消费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和行为，物质层面的消费能够构成消费的前提，但还不足以构成“消费”的概念本身，为了构成消费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为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消费即符号消费。

• 民主为何会促进符号消费

尽管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是资本主义本身为了克服其内在矛盾并继续发展采用的途径，但符号消费与普通消费又存在着显著差别。普通消费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本身的物质需求，注重物品的实用价值，可以说以一种侧重于经济学的消费，而符号消费正如鲍德里亚论述，是在商品符号化的基础上，为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消费，与普通消费类比则是侧重于社会学的消费。在此之中，为了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进行消费则似乎看似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但其实，这种消费，除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因素外，正是在民主社会中产生并发展的。不能否认，民主社会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民主社会相较于生产自然是更注重于消费的。这是符号消费作为消费的一种类型能得以发展的基础。托克维尔认为：“工资的缓慢递增是民主社会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之一。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工资也越来越高；而工资越来越高，又反过来促使身份越来越平等。”当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过程中，有关劳动报酬的博弈始终持续，而工人的利益越来越占上风，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们一天比一天减少对雇主的依附。更为重要的是，当大萧条后资本家意识到工人购买力不足的现实后，也逐步改善工人的工资以适应向消费的转变，资本家希望通过消费的形式使原先的资本得到增值。在这样的逻辑下，工人由于逐步摆脱雇主的依附，身份逐渐平等，谈判资格越高，获得的工资也就越多；与此同时，资本家也愿意给出更多的工资以实现消费推动资本增值的过程，工人获得了更为高昂的工资而使得身份进一步平等。由此可见，随着身份逐渐平等，工人工资的逐步上升与资本家愿意给出更高的工资以提升消费实现资本增值成为了社会将会更迫切的进行消费的基础。倘若工人没有足够的金钱，任何消费的大步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金钱只是符号消费的物质基础，如果只有消费金钱却丧失消费的欲望，那么也难以构成消费行为。在民主社会，物质享乐成为了普遍的爱好，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民主社会的一大特征，这在动机层面使得消费行为得以产生。托克维尔看来：“当等级的界限取消，特权不复存在，财产日益分散，教育和自由普及的时候，穷人的心里也会产生获得享乐的念头。享有小康生活的则唯恐失去享乐。”因此，物质享乐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爱好，在等级逐渐消失后，物质享乐成为了整个民主社会普遍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恰恰一定程度上必须通过消费进行满足，因为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实行大规模社会分工后，人本身已经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状态，必须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每一次的交换即是一种消费。

至此，民主社会中由于处于多数地位的工人拥有了更高的工资而实现了消费能力的物质基础，又因为民主社会中对物质福利的追求使整个社会普遍的愿望为消费提供了社会欲望，那么民主社会对资本主义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然而，消费进一步发展为符号消费，是民主社会和贵族向民主社会妥协的共同结果。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时说：“道德家们经常埋怨说。现代人的主要恶习就是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这样说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又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但他可能自卑，以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其中，现代人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观念是催生民主社会中符号消费的关键之一。由于等级、特权等等的消失，人们相信互相之间在智力、能力上是类似的。这也构成了为何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能够根据自身所想加以推之他人。但正是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观念使得民主社会的人同样也抱有一种渴望高人一等的心理。当政治权利层面难以满足多数人的愿望时，最为唾手可及的商品极容易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将商品成为“自己比别人好”的符号特征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但值得指出的是，符号消费在发展之初也极有可能是那些社会上层阶级渴望区别于普罗大众的把戏，而之后在民主社会中被平等的浪潮推向每一个人。以当下最为流行的符号消费对象——奢侈品为考察，不拿发现绝大多数品牌的创立集中于1900年前后，一个民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1923年创立的古驰（GUCCI）以“身份与财富之象征”品牌形象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的消费宠儿不由暴露出有产者那种渴望成为新贵族的动机，而1856年创办的博柏利（Burberry），是英国皇室御用品，在民主社会中产生的御用品则似乎也产生了消费特权。因此，符号消费在民主社会中得以产生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民主社会身份平等的状态与每一个人不甘与他人相同的矛盾，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主社会中众多商品符号的创立为某一社会阶层服务的“新贵族化”特征。前后两者相互利用，使得符号消费成为了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

• 当代中国相比于西方更易符号消费的原因——托克维尔视角

奢侈品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发布“要客奢侈品全球价格指数”中，根据统计，2016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消费额达1204亿美元，其中境外消费奢侈品928亿美元，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即使单从数额上看这也是惊人的。但符号消费曾经且始终是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特征，为何在当代中国却也异常突出。在此，利用民主社会的托克维尔视角能够提供一条思路。

民主社会中的人极易身在幸福之中但心神不安，符号消费是当代中国人来克服心神不安的重要手段。“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一旦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改变自己的地位而不受法律和习惯的限制的社会状况结合，则人心的这种不安状态将更加激烈...既然最终的目的是享乐，所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简易，否则，追求享乐所付出的辛苦将超过享乐本身。因此，大部分人的心情这时是既狂烈又萎靡，既紧张而又消极。”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但因为生命终有一天将会终止，积极的寻求享乐成为了在此不安下人们采取的方式。年轻人拼命工作后用所获得的工资消费昂贵的奢侈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简单的消费人对于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能够得到轻易的满足，在此过程中那种不安的状态似乎也会暂时消失，当下的享受成为了民主人的焦点。

这种过程由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民主化浪潮而变得更为突出，使得当代中国相比于西方更易产生符号消费。“平等会通过更加直接的途径产生我所说的各项效果。当出身和财产的特权一旦取消，各种职业对一切人平等开放，谁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本行的高峰时，则有雄心壮志的人都以为自己有光明的前程，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但这是以一个依靠经验可以立刻矫正的错误观点。使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前程远大的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使全体公民各自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人。这种平等从各方面限制着人的力量，但同时又在扩发人的欲望。”改革开放进入一定程度后，出身和财产特权在中国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人人也都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职业获得辉煌，但无疑也创造了软弱的个人。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并不处于贵族社会，但七十年代前后的人始终通过“单位”与国家事务发生一系列的联系。个人所在的单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逐渐平等后，人们脱离单位，成为了自主的社会人，但也显得更为软弱。自己的期望与现实所能够获得的存在了巨大的隔阂，加之社会本身处于急速的转型期，多数元素都尚未完全的定型从外部也加大了心神不安可能，因此符号消费在前文的阐述下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大特征。

• 宗教，作为对符号消费的回应

民主社会中的人爱好物质享受，这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民主社会的德性绝不是通过人对于物质福利的热爱得以体现。如果民主社会中的人过分地热爱物质享受，那最终便会损害社会中人的福利。对于符号消费也有着类似的特点。由于在民主社会中，消费的对象不仅仅是物品本身，更是在消费社会地位、声望和名誉，因此物质的内涵得以扩大，人们符号消费的现象也是普遍的，但是过分地符号消费相反却会对人的福利造成损害。

托克维尔在探讨美国民主社会时，有这样的描述：“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演讲。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得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因此，宗教信仰在物质内涵扩大，享受欲望加强的符号消费时代，成为了民主社会中对符号消费有力的回应。

借助民主社会对产生符号消费的分析，宗教对其的抑制恰恰着力于两个层面，即民主社会中人的欲望和高傲。民主人的德行，应是立法者之侧重。信仰与物暂时结合的非物质的和永恒的原则，是使人高尚化所不可缺少的。而即使不存在某种宗教来达到这一效果时，民主社会中也应该有一种超物的存在来节制人对于现实追求的无限膨胀。

符号消费，作为一种在民主社会中产生并茁壮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现象，民主对其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工资的增加、对物质享受的普遍追求和民主人的骄傲是民主社会中导向符号社会的重要方面。而在中国社会中，变革下的心神不安则是在上述三个层面下又一个独有的社会特征。然而“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社会已经到来。尽管符号消费的利弊充满变数，但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的灵魂，把人们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