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19-21世纪美国社会资本的变迁与应对

余子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是‘我们与其他国家比较做得怎么样’？而是‘我们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做得怎么样’？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不由得使我们回溯美国在19-21世纪的百年间所走过的路。

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他便指出了民情对于政治绩效的重要意义：美国人之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自然有赖于他们的某些法制和关心政治的民情。

然而，此后的美国社会，却出现了民众之间通过有组织方式相互联系和参与公共生活度令人堪忧的衰退状况。布莱克市议员卡罗尔斯旺曾说道：现在的人们都只顾自己，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否则他们才不会抬起头来看看周围。

这种衰退表面上是社区的衰落，社团数量、投票率、慈善捐赠等等指标的下降，其背后所反映的，却是时代的变迁以及新时代下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社会资本无疑是我们一窥这种变迁的理论工具之一。

虽然社会资本概念是在帕特南发表《使民主运转起来》之后，逐步扩展到了民主治理研究领域，但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关于社会资本和政治民主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只是当时托克维尔没有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其所提到的结社、参与和民情等词汇无不是当代社会资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帕特南在其著作中也经常提到托克维尔的研究范式对其理论的影响，体现了在民主绩效政治分析中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柏拉图式思想。

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反观《论美国的民主》的文本，再与当今美国社会的公众参与现状进行对比，不仅可以看出美国社会资本的潮起潮落与特定时代的关系，亦可从中感悟到社会资本与民主绩效的联系以及托克维尔在几个世纪前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言与忧虑。

19-21世纪，美国的社会资本经历的变迁，我们先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为文本依据而观。19世纪30年代访美的托克维尔，看到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其强调了美国的结社权、集会权与公民自治精神，美国人民热衷于参与社团活动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的社会资本是处于较为繁荣的态势的；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铁路和电报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孤立的小社区联系起来，电力和媒体，使公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引发了更多的政治辩论。而同时，美国社会面临的种族等问题带来不断增强的危机感，汹涌的社会创新与政治改革浪潮兴起，社会资本不断增长。而在20世纪，参与式民主和人民拥有所有权利的呼声和婴儿潮，似乎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参与社区生活。甚至有社会观察家在1968年曾预言：参与式民主一直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的政治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 这种生活方式将会被更多人接受。然而，20世纪开始，美国的社会资本却并未印证这种预言，反而呈现衰退趋势。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美国的投票率下降了四分之一，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下降了五分之一。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通过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数据，从政党活动、公共参与公共表达、社区活动参与度等多个角度和指标展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退。

我们先暂且不谈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与应对，先花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个问题，即社会资本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同样以《论美国的民主》为主要依据。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可以把英裔美国人这个大家族分为两大支：一支在南，一支在北，至今仍是各自发展，没有完全混合在一起。1607年到达弗吉尼亚的英国移民是一些寻找黄金的人，这些人既无才干，又乏品德，给初建的殖民地制造了混乱。殖民地刚刚建立起来以后，又引进了蓄奴制，而这正是后来对整个南方的性格、法律和未来发生巨大影响的主要事件。蓄奴制的影响，再加上英国人的性格，可以解释南方的民情和社会情况的由来。虽然殖民者都是来自同一个英国，但在北方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正是在北方的几个英国殖民地，即在人们通称为新英格兰的诸州，产生了成为今天的美国社会学说基础的几个主要思想。其余的殖民地，都是由未携家眷的冒险家们建立的；而定居于新英格兰的移民，则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同妻子儿女一起来到荒凉的土地。他们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而且有很多人还因才学出众而闻名于欧洲。在当时的英国，盛行的等级制度将居民强行分为不同阶级，而殖民地却出现了社会的各部分日益均质化的新景象。

同理，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对意大利南北方民情与制度的研究分析，似是托克维尔研究范式的翻版，他在书中写到：到14世纪初，意大利创造出了两种各具相关社会和文化特性的政治治理模式，南方著名的诺曼封建专制制度，北方富饶的城市共和制度。这两种制度在结构上和产生的影响上，是截然不同的。在北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了；在南方，它们却得到了加强。在北方，人们是公民；在南方，他们是臣民。在北方，重大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横向的；在南方，它们是垂直的。历史上形成的这些不同地方传统，不仅在当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还在后来的制度变迁和发展中发挥着潜在的然而是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美国南北方不同历史渊源、民情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分析，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突出了“民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他还举出了另一个例子来强调重要性，即与美国有着类似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并且采用了与美国相同法律的墨西哥，正是由于墨西哥缺乏促使自己建立民主政府的民情，才使得其虽然拥有了其他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必要因素，却无法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因此，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是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而美国在各州的民主制度在细节上与发展程度上之所以有所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民情差异使然。

而帕特南在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民主改革绩效进行比较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的研究数据显示，意大利一些地区社团生活的繁荣程度可以同托克维尔所谓天生爱好“结盟”的美国人相媲美，而另一些地区的居民则典型地体现了班菲尔德关于蒙特格拉诺所说的孤立与猜疑的“非道德的家族主义”。在这两类社区里，公共生活是很不一样的，帕特南通过比较研究后发现，地方政府的绩效在某种程度上与该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特征密切相关，有许多公民社团、很多报纸读者、许多事务取向的选民和很少庇护——附庸网络的地区，可以培育出更有效率的政府。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绩效存在重要影响，其背后的原理便在于：社会资本有助于创造出存在广义互惠原则的社会，即利用社会资本对于个人与群体的影响，一方面使得人们通过人际关系满足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则通过外部性影响到更广泛的社区，即将一般互惠原则模式化，个人的行为并不谋求短期内的回报，而是建立社会中的普遍信任，这种信任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社会网络的建立与互惠原则的模式化使得社会关系更加密集，从而声誉在这样的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类似于雅典城邦制度中，人人追求并恪守中庸之道的原因之一，便是城邦为国亦为家，在社会关系密集的生活环境中，公民之间相互熟识，他人的评价和个人的声誉都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存在密切社会关系的环境中，经济和政治上的投机和渎职行为会大量减少，从而提高政府行政率与民主绩效。

探讨完社会资本与民主绩效的关系，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即，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资本衰落背后的原因以及应对方法何在？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便可窥见答案。

在贵族社会中，个体与其所在的阶层密切联系，社会结构呈向内收缩态势，阶级间的流动性低，而贵族阶层成为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良好缓冲地带。而在民主社会中，平等与自由使得个人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想象力无限放大，使社会是向外放的。 在如今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贵族消失，阶级扁平，具有流动阶级的平等的可实现性与固化阶级的平等的难实现性。在平等与自由中，人显得强大而又脆弱，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大工业背景下毫无所能，他们一方面渴求着平等，一方面又欲超过别人，打破平等，这便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状态。这种态势发展到极致，便是个体的渺小与国家机器的无限强大，最终使得个人意志丧失，走向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

在现代社会，物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位，因而造成了信仰的失落，唯物主义成为了唯利是图的民主社会中的基本趋向。财富成为了公民的最高追求，人们的行为愈发功利化，甚至有时会带来“道德风险”，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打破了之前所言的互惠原则，各种关系大都建立在能否获利的基础上，这使得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信任不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衰落，从而导致了对社交与公共事务的淡漠情绪，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不断减退。

同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由原来联系较为紧密的血缘集体，正在转移到高度集中化的和越来越城市化的国家集体中。随着这种转移，单个人就越来越脱离了原先密切的、地域性的血缘和庇护群体。在庞大的、高度集中和不断城市化的国家里，单个人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依靠自己谋生立业。“人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为自己做出决断。”在这种环境下，个人越来越多地占有着可供支配的、可利用的资源，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流动增加也使得人们不愿在某个地方对社会资本做过多的投资，人们只是在必要时才对社会资本进行短期的、功利性的投资，这也导致了社会资本的衰落。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本位，对政治与公共事务关注度下降，人民成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这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种平静、深思熟虑的感觉使每个公民把自己同大众孤立起来，仅沉浸在朋友和亲人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根据他的喜好而形成，他很乐意远离社会，只关注自己。现代愈发个体化的社会使得社会资本的形成非常困难，这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危机之一。

而早已预见到这种趋势的托克维尔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了应对之法，即通过结社，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强化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做消极的依附者。

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美国人对公民社团的热衷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结社的公共精神对美国的民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出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托克维尔还比较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这些时时事事到处存在的社团促进了美国的民主生活。

具体而言，结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外与对内。对外，虽然一些组织公开的宗旨是非政治的，但其却具有重要的潜在政治功能，而这对于民主社会中抑制和防止大人物和政府专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也就反映了结社对于民主绩效的影响，关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民，采用横向的、水平的社会组织和参与方式，可以带来更高的民主绩效。而对于那些将公共事务视为与己无关的事务，社会生活按照垂直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却缺乏公民间横向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绩效是极差的。而对内，结社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即托克维尔所言，公民的结社加强了对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而言极为关键的“心理习惯”。 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培养了参与人合作的技巧和在集体劳作中共同分担责任的意识，通过人们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增进彼此的理解。而社团成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更有社会信任感，有更多的社会参与，主观上有更大的公民行为能力，有更强的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务的投入。

结社实则是一种公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其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这样一个共同体的链接纽带是互惠与合作的横向关系，而不是权威与依附的垂直关系。公民共同体的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仅仅是积极活动的、有公共精神与平等的，还是乐于助人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通过结社，被民主社会与时代打开社会链环的人的脆弱无力可以在合作与团结中得到克服，同样被改变的还有他们对于一己私利的追求。虽然无法完全克服人之为人的自利心态，但通过结社将一定私利部分投入公益之中，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环境。因而，结社的意义便在于培养民众倾听他人意见和克服自我中心的可能性，并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有机联系起来，在团体中寻求责任感与归属感，重振衰落的社会资本。

结社实则只是托克维尔所强调的政治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一方面，类似的还有陪审团制度等等。政治教育使得人民克服盲目的自私，体会到个人因联合而产生的作用，从而克服个人的脆弱性，加强个体与公共事务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政治和道德层面的教化，于实践中养成良好的民情，而这些公民美德，是自由稳定的民主社会所必须的。

综上所述，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如何提高公民意识以及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是当今时代需要探讨的问题。公民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在个人独立性不断上升的时代中，如何培养公民意识，增强社会资本与公共事务参与度，这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百年间的变化所引发的思考，也是当今时代的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共性问题。中国同样面临着公共意识的缺失，而这种意识在中国历史上都缺乏生发的土壤与传统。

同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信息，并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发表自我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这社会资本的增长与公民参与度的优质提升，或者换言之，这并非放大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影响，更可能将膨胀的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展露无疑，即通过社会网络做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举动与危害。在当今充斥着无端抱怨的戾气深厚的时代，如何避免这种危机的出现，回归理性的立法者心态而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也是值得思考的。